五 關于文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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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有所謂體别，是因為寫作的目标，應用的材料，表現的方式，措辭的性質，各有不同，因此在體裁上，仿佛也有了差别了。
但這差别，往往又并不十分嚴明，編書的人一時摸不着頭腦，不免就顯出了拉扯的現象。
記得有一位編輯先生說過，隻要文章有内容，寫得好，則即使分辨不出它是小說、散文或者随筆來，也還是無損于這作品的偉大的，這當然對得很。
但對于正在學習中的讀者，我想，總還不如分分清楚，來得更為有益吧。
一般人對于文體的解釋，是多方面的。
有的依據時代來分類，譬如文學史上的所謂建安體、黃初體、正始體、太康體、元嘉體、永明體等等，這是第一種，有的依據作者個人來分類，就如書法上之有顔、柳、歐、蘇、趙一樣，文章上也有蘇李體、曹劉體、陶體、謝體、徐庾體、韓昌黎體、柳子厚體等等，這是第二種；有的依據排列聲韻，分為骈體與散體，有韻文與無韻文等等，這是第三種；有的依據成色特征，分為文言、白話、語錄、土白等等，這是第四種；就方式和對象上說，則有騷、賦、頌贊、哀吊、論說、奏啟等等的分别，這是第五種；就性質和表現上說，則有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缛、壯麗、新奇、輕靡等等的分别，這是第六種。
到了末流，隻要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并不一緻，則區分類别，何患無辭！不過這樣就近于妄誕，終于使文體這一個名詞，愈趨模糊，變成一種莫名其妙的東西了。
但我想，愈是莫名其妙，也就愈有把舊賬結算一下的必要。
曆來的所謂文體，大抵是指方式和對象而說的，這也就是普通書籍裡的分類的依據。
但究竟是從什麼時候分起的呢？這卻很難說得定。
有人以為是從六經開頭的，《尚書·畢命篇》裡有一句話，說是“辭尚體要”，指的就是文體。
《顔氏家訓》裡說：“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诏、命、策、檄，生于《書》者也；序、述、論、議，生于《易》者也；歌、詠、賦、頌，生于《詩》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禮》者也；書、奏、箴、銘，生于《春秋》者也。
”但這不過是近似之談，不但六經裡并沒有這樣明白的類别，而且“《易》文似《詩》，《詩》文似《書》，《書》文似《禮》”，陳政骙已經說得很明白，原來連文章也都差不多。
相信文體始于六經，而以顔之推的說法為依歸，細細想來，恐怕還是靠不大住的。
不過将文章分類，這方法的确起源很早。
曹丕在《典論·論文》裡，已經羅列了奏議、書論、銘诔、詩賦等等的名目，陸士衡的《文賦》，也有詩、賦、碑、诔、銘、箴、頌、論、奏、說的區别；整部的著作如摯虞的《文章流别》，就曾把文章分類，替文體開辟了一個新境界，卻是毫無疑義的。
稍後，繼《文章流别》而起的是《文章緣起》《文心雕龍》和《文選》。
這三部書，在性質上并不一樣，然而分門别類，和文體卻有着一緻的關系。
任昉的《文章緣起》，從詩、賦、歌、騷到圖、勢、約為止，一共分作八十四類，可說是十分繁密的了，但因為繁密，有時也不免失之重複，譬如“表”和“上表”，“騷”和“反騷”，原屬一體，而《文章緣起》裡都是另立名目的，《四庫提要》因為它引據疏忽，說是後人僞作，這樣說來，然則又并非蕭梁時代的作品了。
《文心雕龍》是劉勰的著作，專論文章的體制和品格，一共五十篇，其中有二十篇和文體有關，如《明詩》《樂府》《诠賦》《頌贊》《祝盟》《銘箴》《诔碑》《哀吊》《雜文》《諧隐》《史傳》《諸子》《論說》《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啟》《議對》《書記》等等，名目繁多，有許
但這差别，往往又并不十分嚴明，編書的人一時摸不着頭腦，不免就顯出了拉扯的現象。
記得有一位編輯先生說過，隻要文章有内容，寫得好，則即使分辨不出它是小說、散文或者随筆來，也還是無損于這作品的偉大的，這當然對得很。
但對于正在學習中的讀者，我想，總還不如分分清楚，來得更為有益吧。
一般人對于文體的解釋，是多方面的。
有的依據時代來分類，譬如文學史上的所謂建安體、黃初體、正始體、太康體、元嘉體、永明體等等，這是第一種，有的依據作者個人來分類，就如書法上之有顔、柳、歐、蘇、趙一樣，文章上也有蘇李體、曹劉體、陶體、謝體、徐庾體、韓昌黎體、柳子厚體等等，這是第二種；有的依據排列聲韻，分為骈體與散體，有韻文與無韻文等等，這是第三種；有的依據成色特征，分為文言、白話、語錄、土白等等，這是第四種；就方式和對象上說，則有騷、賦、頌贊、哀吊、論說、奏啟等等的分别，這是第五種；就性質和表現上說，則有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缛、壯麗、新奇、輕靡等等的分别，這是第六種。
到了末流，隻要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并不一緻，則區分類别，何患無辭！不過這樣就近于妄誕，終于使文體這一個名詞，愈趨模糊，變成一種莫名其妙的東西了。
但我想，愈是莫名其妙，也就愈有把舊賬結算一下的必要。
曆來的所謂文體，大抵是指方式和對象而說的，這也就是普通書籍裡的分類的依據。
但究竟是從什麼時候分起的呢？這卻很難說得定。
有人以為是從六經開頭的，《尚書·畢命篇》裡有一句話，說是“辭尚體要”，指的就是文體。
《顔氏家訓》裡說：“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诏、命、策、檄，生于《書》者也；序、述、論、議，生于《易》者也；歌、詠、賦、頌，生于《詩》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禮》者也；書、奏、箴、銘，生于《春秋》者也。
”但這不過是近似之談，不但六經裡并沒有這樣明白的類别，而且“《易》文似《詩》，《詩》文似《書》，《書》文似《禮》”，陳政骙已經說得很明白，原來連文章也都差不多。
相信文體始于六經，而以顔之推的說法為依歸，細細想來，恐怕還是靠不大住的。
不過将文章分類，這方法的确起源很早。
曹丕在《典論·論文》裡，已經羅列了奏議、書論、銘诔、詩賦等等的名目，陸士衡的《文賦》，也有詩、賦、碑、诔、銘、箴、頌、論、奏、說的區别；整部的著作如摯虞的《文章流别》，就曾把文章分類，替文體開辟了一個新境界，卻是毫無疑義的。
稍後，繼《文章流别》而起的是《文章緣起》《文心雕龍》和《文選》。
這三部書，在性質上并不一樣，然而分門别類，和文體卻有着一緻的關系。
任昉的《文章緣起》，從詩、賦、歌、騷到圖、勢、約為止，一共分作八十四類，可說是十分繁密的了，但因為繁密，有時也不免失之重複，譬如“表”和“上表”，“騷”和“反騷”，原屬一體，而《文章緣起》裡都是另立名目的，《四庫提要》因為它引據疏忽，說是後人僞作，這樣說來，然則又并非蕭梁時代的作品了。
《文心雕龍》是劉勰的著作，專論文章的體制和品格，一共五十篇，其中有二十篇和文體有關，如《明詩》《樂府》《诠賦》《頌贊》《祝盟》《銘箴》《诔碑》《哀吊》《雜文》《諧隐》《史傳》《諸子》《論說》《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啟》《議對》《書記》等等，名目繁多，有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