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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移，曰牍、曰簡、曰刀筆、曰帖，皆是。
哀祭類，人告于鬼神者。
經如《詩》之《黃鳥》《二子乘舟》，《書》之《武成》《金滕祝辭》，《左傳》荀偃、趙簡告辭皆是。
後世曰祭文、曰吊文、曰哀辭、曰诔、曰告祭、曰祝文、曰願文、曰招魂，皆是。
記載門（四類） 傳志類，所以記人者。
經如《堯典》《舜典》，史則《本紀》《世家》《列傳》，皆記載之公者也。
後世記人之私者，曰墓表、曰墓志銘、曰行狀、曰家傳、曰神道碑、曰事略，曰年譜，皆是。
叙記類，所以記事者。
經如《書》之《武成》《金滕顧命》，《左傳》記戰争、記會盟及全編，皆記事之書，《通鑒》法《左傳》，亦記事之書也。
後世古文，如《平淮西碑》等是，然不多見。
典志類，所以記政典者。
經如《周禮》《儀禮》全書，《禮記》之《王制》《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宮锜章》皆是。
《史記》之八書，《漢書》之十志及《三通》，皆典章之書也。
後世古文，如《趙公救菑記》是，然不多見。
雜記類，所以記雜事者。
經如《禮記》之《投壺》《深衣》《内則》《少儀》，《周禮》之《考工記》皆是。
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遊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記瑣事皆是。
姚、曾的分類，雖然已經比較先前的進步，但忽而依照寫列的地位，忽而根據文字的形式，标準沒有一定，依舊脫不了傳統的影響，還是算不得十分精密的。
倘要精密，我以為首先得注意下面這三條，就是所謂包舉、對等和正确。
但要從對象和方式上，定下确切的類别，卻又并不容易。
概括地說來，或者就是記叙、論辯和抒情吧。
第一類是記叙，專寫客觀的事物，所謂客觀事物，是連想象中假設的情事，也都包括在内的。
但記和叙還有一點小小的分别，記事文是靜的，專以記述事物的狀态、性質和效用；叙事文是動的，專以記述事物的動作和變化；但兩者都是客觀的記述，所以在性質上并無不同。
第二類是論辯，着重于是非的判别，是一種富于建設性的文體，發表自己的主張，批評客觀的存在，使自己的意見能夠獲得讀者的信任，凡是寓有這種内容的文章，都應該歸入這一類。
第三類是抒情，偏于情感，專重發抒，訴說出境心相應的情況，以博取别人的同情，例如哀悼和述懷，就都是的。
倘把曾國藩的記載、著述、告語三門，來比這裡的所謂記叙、論辯、抒情，大體上雖然很相像，但因為曾國藩偏重于形式，實際上，是并不一樣的。
除了根據方式和對象的分類外，是不是還有較好的方法呢？ 西洋修辭學上的分别體類，大抵是從性質和表現上着眼的，例如簡潔、高雅、平淡、華麗之類，正和《文心雕龍·體性》篇裡所說的差不多。
陳望道在《修辭學發凡》裡，綜合中外的說法，析成四組，共計八種：由内容和形式的比例，分為簡約、繁豐；由氣象的剛強與柔和，分為剛健、柔婉；由于話裡辭藻的多少，分為平淡、絢爛；由于檢點工夫的多少，分為謹嚴、疏放。
就目前所有分類的方法看來，《修辭學發凡》裡所定的體類，應該說是比較完備、比較适當的一種了。
不過立體雖然謹嚴，但一等到應用體裁，區分起文章來的時候，卻仍舊不免于籠統和含糊。
因為通常一篇文章，往往具備着好幾種性質，并非專屬于一體的。
就方式和對象來說，記叙的文章裡可以有抒情，論辯的文章裡也可以有記叙；就表現和性質來說，簡約的文章可以兼剛健，兼平淡；繁豐的文章也可以兼柔婉，兼絢爛。
這樣說來，可又似乎無法歸類了，但其實是可以的，唯一的辦法是抛開局部的性質，專從總旨上設想，這大概也就是所謂“大處着眼”吧。
哀祭類，人告于鬼神者。
經如《詩》之《黃鳥》《二子乘舟》，《書》之《武成》《金滕祝辭》，《左傳》荀偃、趙簡告辭皆是。
後世曰祭文、曰吊文、曰哀辭、曰诔、曰告祭、曰祝文、曰願文、曰招魂，皆是。
記載門（四類） 傳志類，所以記人者。
經如《堯典》《舜典》，史則《本紀》《世家》《列傳》，皆記載之公者也。
後世記人之私者，曰墓表、曰墓志銘、曰行狀、曰家傳、曰神道碑、曰事略，曰年譜，皆是。
叙記類，所以記事者。
經如《書》之《武成》《金滕顧命》，《左傳》記戰争、記會盟及全編，皆記事之書，《通鑒》法《左傳》，亦記事之書也。
後世古文，如《平淮西碑》等是，然不多見。
典志類，所以記政典者。
經如《周禮》《儀禮》全書，《禮記》之《王制》《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宮锜章》皆是。
《史記》之八書，《漢書》之十志及《三通》，皆典章之書也。
後世古文，如《趙公救菑記》是，然不多見。
雜記類，所以記雜事者。
經如《禮記》之《投壺》《深衣》《内則》《少儀》，《周禮》之《考工記》皆是。
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遊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記瑣事皆是。
姚、曾的分類，雖然已經比較先前的進步，但忽而依照寫列的地位，忽而根據文字的形式，标準沒有一定，依舊脫不了傳統的影響，還是算不得十分精密的。
倘要精密，我以為首先得注意下面這三條，就是所謂包舉、對等和正确。
但要從對象和方式上，定下确切的類别，卻又并不容易。
概括地說來，或者就是記叙、論辯和抒情吧。
第一類是記叙，專寫客觀的事物，所謂客觀事物，是連想象中假設的情事，也都包括在内的。
但記和叙還有一點小小的分别，記事文是靜的，專以記述事物的狀态、性質和效用；叙事文是動的，專以記述事物的動作和變化；但兩者都是客觀的記述，所以在性質上并無不同。
第二類是論辯，着重于是非的判别，是一種富于建設性的文體，發表自己的主張，批評客觀的存在，使自己的意見能夠獲得讀者的信任，凡是寓有這種内容的文章，都應該歸入這一類。
第三類是抒情，偏于情感，專重發抒，訴說出境心相應的情況，以博取别人的同情，例如哀悼和述懷，就都是的。
倘把曾國藩的記載、著述、告語三門，來比這裡的所謂記叙、論辯、抒情，大體上雖然很相像，但因為曾國藩偏重于形式，實際上，是并不一樣的。
除了根據方式和對象的分類外，是不是還有較好的方法呢？ 西洋修辭學上的分别體類，大抵是從性質和表現上着眼的，例如簡潔、高雅、平淡、華麗之類，正和《文心雕龍·體性》篇裡所說的差不多。
陳望道在《修辭學發凡》裡，綜合中外的說法，析成四組，共計八種：由内容和形式的比例，分為簡約、繁豐；由氣象的剛強與柔和，分為剛健、柔婉；由于話裡辭藻的多少，分為平淡、絢爛；由于檢點工夫的多少，分為謹嚴、疏放。
就目前所有分類的方法看來，《修辭學發凡》裡所定的體類，應該說是比較完備、比較适當的一種了。
不過立體雖然謹嚴，但一等到應用體裁，區分起文章來的時候，卻仍舊不免于籠統和含糊。
因為通常一篇文章，往往具備着好幾種性質，并非專屬于一體的。
就方式和對象來說，記叙的文章裡可以有抒情，論辯的文章裡也可以有記叙；就表現和性質來說，簡約的文章可以兼剛健，兼平淡；繁豐的文章也可以兼柔婉，兼絢爛。
這樣說來，可又似乎無法歸類了，但其實是可以的，唯一的辦法是抛開局部的性質，專從總旨上設想，這大概也就是所謂“大處着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