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白話文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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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方面建議的，卻也可以算作白話文的寫作條件，所以這裡還得提一提：
一曰，須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後來他又把“八不主義”概括起來，成為四條主張： 一、要有話說，方才說話。
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
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别說别人的話。
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
這些主張，大多數還是消極的，他始終沒有把寫作白話文的時代條件扼要地說出來。
其他幾個人也都有同樣的毛病。
在這一點上，可見“五四”白話文的先天，是十分荏弱的。
不過他們對白話文的捧場，卻的确捧得厲害，真所謂鑼鼓喧天，不但淹沒了反對者的聲音，幾乎使對方插不進嘴來。
這裡，我們再來看看胡适對于白話文的喝彩聲： 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話是一種活的語言。
白話不但不鄙俗，而且甚優美适用。
白話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進化。
白話可以産生第一流文字，已産生小說、戲劇、語錄、詩詞，此四者皆有史事可證。
胡适的所謂有史事可證，是要說明白話文早已存在，而且還可以用它來創作文學，并非憑空跳出來的東西。
關于這一點，我在上面也已經約略地說過。
胡适所特别推崇的，就是《水浒傳》《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幾部書，他主張大家向這幾部書學習，盡量采用施耐庵、吳承恩、曹雪芹、吳敬梓們的白話，“有不合于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夠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話來補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來補助”。
這種意見在他的許多文章裡都可以看到，真不止說過一次兩次，可見他是把舊小說裡的白話，當作寫作的基礎工具的，“五四”以來的白話文所以不能和口語彙成一流，逐漸達到言文一緻的階段，胡适他們的這種主張，負有一定的責任。
不偏于文學，對于白話文的寫作有進一步的見解，在那個時候，比較還算傅斯年。
傅斯年寫過一篇《怎樣做白話文》，在這裡面，他以為“文章語言，隻是一樁事物的兩面”，第一，白話文必須根據口語，先講究說話，話說得好了，自然就做得出好的白話文，所以要“乞靈說話”，“留心自己的說話，留心聽别人的說話”。
第二，白話文一定不能避免歐化，隻有歐化的白話文才能夠應付新時代的新需要，“超于說話”，“有創造精神”，所以要“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詞法、句法、章法、詞技……一切修辭學上的方法”。
但他的主張，在當時并沒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論，不久就漸漸地冷落了。
向舊小說裡學得來的白話文，依舊還是知識分子獨占的工具，和大衆幾乎不發生什麼關系。
有人批評“五四”以來的白話文，以為不過把原來的“之乎者也”換了“的了嗎呢”，完全是一種不成話的勞什子。
所以，到了1934年，又有人提出大衆語文的口号，以求文章的口語化。
在最初，一般對大衆語文的解釋是：“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寫得順手。
”後來又有人在内容上加以區别，以為“大衆語應該解釋作‘代表大衆意識的語言’，白話文不一定代表大衆意識，而大衆語文卻是決不容許混進一點沒落的社會意識的”。
從這兩點看來，白話文和大衆語文之間的差别，固然已經十分明顯。
一面也可以知道，所謂大衆語文，就是一種排除了沒落意識，以大多數人口頭活生生的話為基礎的一種文章。
但起先，一定是倷尼有倷尼的大衆語文，阿拉有阿拉的大衆語文，然後再由多種的語言慢慢地統一起來。
不過參加讨論的人，大多數是所謂文人學士，寫不出真正的大衆語文來。
大家手提秤杆，讨價還價，紛紛争論了一陣之後，看看簍裡，卻原來并無貨色。
于是有人大叫道：拿出貨色來！有幾個人真的去寫了，理想一落到實地，立刻就顯出了缺點，到這裡，才知道真正的大衆語文，絕不是方塊字所能傳達出來的。
要認真推行，歸根到底，還得從文字改革上做起。
當時所提出的方案是：中國話寫法拉丁化。
中國從“五四”以後，就有國語羅馬字的創制，由趙元任、黎錦熙等商拟，于1928年正式公布，但因為這種文字須标四聲，拼法非常繁複，而且定北京話為标準語，妨礙了它的本身的發展。
拉丁化新文字克服了這些缺點，迎合着三個條件：第一，簡易合用；第二，如實地表達口語；第三，國際化。
它一共隻有二十八個字母，不标四聲，不硬定一個地方的語言為标準話，卻主張分區進行，然後再求統一。
自從在各地推行以後，收效很廣。
不過拉丁化新文字正在日趨精密，它還應該撷取國語羅馬字的長處，從這一點上着想，兩者實在是有攜手的必要的。
等到拼音文字代替了方塊字以後，大衆語文才能普遍地推行，言文也就可以真的一緻了。
到那時候，我或者會高興地把這本《文章修養》撕掉，再來和大家談一點别的什麼的吧。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後來他又把“八不主義”概括起來，成為四條主張： 一、要有話說，方才說話。
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
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别說别人的話。
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
這些主張，大多數還是消極的，他始終沒有把寫作白話文的時代條件扼要地說出來。
其他幾個人也都有同樣的毛病。
在這一點上，可見“五四”白話文的先天，是十分荏弱的。
不過他們對白話文的捧場，卻的确捧得厲害，真所謂鑼鼓喧天，不但淹沒了反對者的聲音，幾乎使對方插不進嘴來。
這裡，我們再來看看胡适對于白話文的喝彩聲： 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話是一種活的語言。
白話不但不鄙俗，而且甚優美适用。
白話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進化。
白話可以産生第一流文字，已産生小說、戲劇、語錄、詩詞，此四者皆有史事可證。
胡适的所謂有史事可證，是要說明白話文早已存在，而且還可以用它來創作文學，并非憑空跳出來的東西。
關于這一點，我在上面也已經約略地說過。
胡适所特别推崇的，就是《水浒傳》《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幾部書，他主張大家向這幾部書學習，盡量采用施耐庵、吳承恩、曹雪芹、吳敬梓們的白話，“有不合于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夠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話來補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來補助”。
這種意見在他的許多文章裡都可以看到，真不止說過一次兩次，可見他是把舊小說裡的白話，當作寫作的基礎工具的，“五四”以來的白話文所以不能和口語彙成一流，逐漸達到言文一緻的階段，胡适他們的這種主張，負有一定的責任。
不偏于文學，對于白話文的寫作有進一步的見解，在那個時候，比較還算傅斯年。
傅斯年寫過一篇《怎樣做白話文》，在這裡面，他以為“文章語言，隻是一樁事物的兩面”，第一，白話文必須根據口語，先講究說話，話說得好了，自然就做得出好的白話文，所以要“乞靈說話”，“留心自己的說話，留心聽别人的說話”。
第二，白話文一定不能避免歐化，隻有歐化的白話文才能夠應付新時代的新需要，“超于說話”，“有創造精神”，所以要“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詞法、句法、章法、詞技……一切修辭學上的方法”。
但他的主張，在當時并沒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論，不久就漸漸地冷落了。
向舊小說裡學得來的白話文，依舊還是知識分子獨占的工具，和大衆幾乎不發生什麼關系。
有人批評“五四”以來的白話文，以為不過把原來的“之乎者也”換了“的了嗎呢”，完全是一種不成話的勞什子。
所以，到了1934年，又有人提出大衆語文的口号，以求文章的口語化。
在最初，一般對大衆語文的解釋是：“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寫得順手。
”後來又有人在内容上加以區别，以為“大衆語應該解釋作‘代表大衆意識的語言’，白話文不一定代表大衆意識，而大衆語文卻是決不容許混進一點沒落的社會意識的”。
從這兩點看來，白話文和大衆語文之間的差别，固然已經十分明顯。
一面也可以知道，所謂大衆語文，就是一種排除了沒落意識，以大多數人口頭活生生的話為基礎的一種文章。
但起先，一定是倷尼有倷尼的大衆語文，阿拉有阿拉的大衆語文，然後再由多種的語言慢慢地統一起來。
不過參加讨論的人，大多數是所謂文人學士，寫不出真正的大衆語文來。
大家手提秤杆，讨價還價，紛紛争論了一陣之後，看看簍裡，卻原來并無貨色。
于是有人大叫道：拿出貨色來！有幾個人真的去寫了，理想一落到實地，立刻就顯出了缺點，到這裡，才知道真正的大衆語文，絕不是方塊字所能傳達出來的。
要認真推行，歸根到底，還得從文字改革上做起。
當時所提出的方案是：中國話寫法拉丁化。
中國從“五四”以後，就有國語羅馬字的創制，由趙元任、黎錦熙等商拟，于1928年正式公布，但因為這種文字須标四聲，拼法非常繁複，而且定北京話為标準語，妨礙了它的本身的發展。
拉丁化新文字克服了這些缺點，迎合着三個條件：第一，簡易合用；第二，如實地表達口語；第三，國際化。
它一共隻有二十八個字母，不标四聲，不硬定一個地方的語言為标準話，卻主張分區進行，然後再求統一。
自從在各地推行以後，收效很廣。
不過拉丁化新文字正在日趨精密，它還應該撷取國語羅馬字的長處，從這一點上着想，兩者實在是有攜手的必要的。
等到拼音文字代替了方塊字以後，大衆語文才能普遍地推行，言文也就可以真的一緻了。
到那時候，我或者會高興地把這本《文章修養》撕掉，再來和大家談一點别的什麼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