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白話文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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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吧，八股文被廢止了，策論接着也宣告結束，被認為古文标率的桐城派，由于嚴複、林纾的從事翻譯，也稍稍改變了以往的面目。
梁啟超又把桐城派和公安派融和起來，再加上西洋文學的影響，翻陳出新，做出一種平易暢達的文言文來，這種文體通順明白，有時還摻雜着許多土話、韻語和外國語法，真所謂“筆鋒常帶情感”。
當時就把這種文體叫作新文體，以說明它和吳汝綸之流的古文，并不一樣。
梁啟超的文章在當時非常風行，新文學運動初期的作家，大抵都受過他的影響。
不過這種新文體究竟隻能在知識分子中間流行，對于大多數民衆，卻還是毫不相幹的，所以過了不久，在上海和杭州各地，又有了《白話報》《白話叢書》《白話日報》之類的出現，連後來竭力反對文學革命，醉心于《史記》筆法的林琴南，也寫了白話道情，可見社會好尚，那時候，也已經在此而不在彼了。
不過這些辦白話報、寫白話文的人的目的，隻是希望識字不多的人，也能夠知道一點國事，并不曾想到用白話文替代文言文，這就是他們和後來文學革命論者不同的地方。
因為他們把白話文僅僅看作是低級的啟蒙文字，目的在于利用它來開發民智，一面又不肯丢棄文言文的格套，所以缺乏創造性。
做出來的白話文，幾乎不能和《水浒傳》等閑書相比。
我這裡并不是在講文學史，隻希望大家能夠明白一些白話文的來曆，要緊的還是看一看貨色，以及大家對這貨色的批評和主張。
手頭既沒有白話報，隻記得周作人在《文學革命運動》裡曾經摘錄過《女誡注釋》的序跋，《女誡注釋》是《白話叢書》的一種，序跋也可以算作那時候的白話文的代表，我現在先把序文的開頭，抄錄在下面： 梅侶做成了《女誡》的注釋，請吳芙做序，吳芙就提起筆來寫道，從古以來，女人有名氣的極多，要算曹大家第一，曹大家是女人當中的孔夫子，《女誡》是女人最要緊念的書。
…… 下面是跋文的開頭： 華留芳女史看完了裘梅侶做的曹大家《女誡注釋》，歎一口氣說道，唉，我如今想起中國的女子，真沒有再比他可憐的了。
…… 這種扭扭捏捏，一味做作，毫沒有情味的白話，怪不得周作人要說它是從八股文譯成的了。
但清末報章、叢書裡的白話文，大抵都是這樣的。
這種白話不但和口語有着很遠的距離，而且還帶着文言的腔調，包裹着古舊的意識，寫起來固然費事，讀起來，也還是十分吃力的。
但是言文一緻的主張，不久也提了出來，關于這，我們不得不追溯一下國語運動了。
西洋傳教士到中國東南各省來傳教的時候，造出各種方言字母，用以拼讀各地的方言，翻譯《聖經》，成績很不錯，這種教會字母多到幾百種。
各地和西洋傳教士接近的人，也造出拼音符号來，較早的如廈門盧戆章的“切音新法”，香山王炳耀的“拼音字譜”，龍溪蔡錫勇的“傳音快字”，吳稚晖也采取獨體篆文，發明了一套“豆芽字母”，就用這和他的夫人通着信。
但這些字母運動，因為局于一地，還沒有引起大家的注意，等到王照的“官話字母”一出，改造文字運動就勃興起來，因為大家都覺得漢字太難，要富強國家，普及教育，非有拼音字母不可了。
“官話字母”一共有六十幾個字母，用兩拼的方法，專拼白話，所謂白話，據王照所假定的就是北京話。
我們且看他的言文一緻的意見： 吾國古人造字，以便民用，所命之音必與當時語言無異，此一定之理也。
而語言代有變遷，文亦随之。
……故孔子之文較夏殷之文，則改變句法，增添新字，顯然大異，可知系就當時俗言肖聲而出，著之于簡，欲婦孺聞而即曉。
凡也、已、焉、乎等助詞為夏殷之書所無者，實不啻今之白話文增入呀、麼、哪、咧等字。
孔子不避其鄙俚，因聖人之心專以便民為務，無“文”之見存也。
後世文人欲借文以飾智驚愚，于是以摩古為高，文字不随語言，二者日趨日遠。
文字既不複當語言之符契，其口音即遷流愈速，……異者不可複同，而同國漸如異域。
…… 王照的主張得到許多人的贊同，後來勞乃宣又做了“簡字譜”，學堂的國文科裡也附入了官話一門。
等到民國成立，教育部設立了“讀音統一會”，但在這個會裡，卻又把“官話字母”推翻，另造了三十九個“注音字母”，及到1918年（民國七年），這才正式頒布，然而那時候，文學革命的旗幟已經高高地揭起，文言白話各顯神通，戰鼓擂得正響，千變萬化的國語運動，也就進展到另一個階段了。
關于這一次文學革命運動的起因和經過，在普通文學史裡都可找到，這裡是無須縷述的。
我要說的隻是關于白話文的地方，正如大家所知，新文學運動是以白話文為骨幹的，胡适把白話的意義解釋成三種：第一是戲台上說白的“白”，就是說得出，聽得懂的話。
第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飾的話。
第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曉暢的話。
這對于白話文的各方面，可以說是解釋得相當清楚了。
但他的主張卻始終帶着改良的色彩，所謂“八不主義”雖然是向文
梁啟超又把桐城派和公安派融和起來，再加上西洋文學的影響，翻陳出新，做出一種平易暢達的文言文來，這種文體通順明白，有時還摻雜着許多土話、韻語和外國語法，真所謂“筆鋒常帶情感”。
當時就把這種文體叫作新文體，以說明它和吳汝綸之流的古文，并不一樣。
梁啟超的文章在當時非常風行，新文學運動初期的作家，大抵都受過他的影響。
不過這種新文體究竟隻能在知識分子中間流行，對于大多數民衆，卻還是毫不相幹的，所以過了不久，在上海和杭州各地，又有了《白話報》《白話叢書》《白話日報》之類的出現，連後來竭力反對文學革命，醉心于《史記》筆法的林琴南，也寫了白話道情，可見社會好尚，那時候，也已經在此而不在彼了。
不過這些辦白話報、寫白話文的人的目的，隻是希望識字不多的人，也能夠知道一點國事，并不曾想到用白話文替代文言文，這就是他們和後來文學革命論者不同的地方。
因為他們把白話文僅僅看作是低級的啟蒙文字，目的在于利用它來開發民智，一面又不肯丢棄文言文的格套，所以缺乏創造性。
做出來的白話文，幾乎不能和《水浒傳》等閑書相比。
我這裡并不是在講文學史，隻希望大家能夠明白一些白話文的來曆，要緊的還是看一看貨色，以及大家對這貨色的批評和主張。
手頭既沒有白話報，隻記得周作人在《文學革命運動》裡曾經摘錄過《女誡注釋》的序跋，《女誡注釋》是《白話叢書》的一種，序跋也可以算作那時候的白話文的代表，我現在先把序文的開頭，抄錄在下面： 梅侶做成了《女誡》的注釋，請吳芙做序，吳芙就提起筆來寫道，從古以來，女人有名氣的極多，要算曹大家第一，曹大家是女人當中的孔夫子，《女誡》是女人最要緊念的書。
…… 下面是跋文的開頭： 華留芳女史看完了裘梅侶做的曹大家《女誡注釋》，歎一口氣說道，唉，我如今想起中國的女子，真沒有再比他可憐的了。
…… 這種扭扭捏捏，一味做作，毫沒有情味的白話，怪不得周作人要說它是從八股文譯成的了。
但清末報章、叢書裡的白話文，大抵都是這樣的。
這種白話不但和口語有着很遠的距離，而且還帶着文言的腔調，包裹着古舊的意識，寫起來固然費事，讀起來，也還是十分吃力的。
但是言文一緻的主張，不久也提了出來，關于這，我們不得不追溯一下國語運動了。
西洋傳教士到中國東南各省來傳教的時候，造出各種方言字母，用以拼讀各地的方言，翻譯《聖經》，成績很不錯，這種教會字母多到幾百種。
各地和西洋傳教士接近的人，也造出拼音符号來，較早的如廈門盧戆章的“切音新法”，香山王炳耀的“拼音字譜”，龍溪蔡錫勇的“傳音快字”，吳稚晖也采取獨體篆文，發明了一套“豆芽字母”，就用這和他的夫人通着信。
但這些字母運動，因為局于一地，還沒有引起大家的注意，等到王照的“官話字母”一出，改造文字運動就勃興起來，因為大家都覺得漢字太難，要富強國家，普及教育，非有拼音字母不可了。
“官話字母”一共有六十幾個字母，用兩拼的方法，專拼白話，所謂白話，據王照所假定的就是北京話。
我們且看他的言文一緻的意見： 吾國古人造字，以便民用，所命之音必與當時語言無異，此一定之理也。
而語言代有變遷，文亦随之。
……故孔子之文較夏殷之文，則改變句法，增添新字，顯然大異，可知系就當時俗言肖聲而出，著之于簡，欲婦孺聞而即曉。
凡也、已、焉、乎等助詞為夏殷之書所無者，實不啻今之白話文增入呀、麼、哪、咧等字。
孔子不避其鄙俚，因聖人之心專以便民為務，無“文”之見存也。
後世文人欲借文以飾智驚愚，于是以摩古為高，文字不随語言，二者日趨日遠。
文字既不複當語言之符契，其口音即遷流愈速，……異者不可複同，而同國漸如異域。
…… 王照的主張得到許多人的贊同，後來勞乃宣又做了“簡字譜”，學堂的國文科裡也附入了官話一門。
等到民國成立，教育部設立了“讀音統一會”，但在這個會裡，卻又把“官話字母”推翻，另造了三十九個“注音字母”，及到1918年（民國七年），這才正式頒布，然而那時候，文學革命的旗幟已經高高地揭起，文言白話各顯神通，戰鼓擂得正響，千變萬化的國語運動，也就進展到另一個階段了。
關于這一次文學革命運動的起因和經過，在普通文學史裡都可找到，這裡是無須縷述的。
我要說的隻是關于白話文的地方，正如大家所知，新文學運動是以白話文為骨幹的，胡适把白話的意義解釋成三種：第一是戲台上說白的“白”，就是說得出，聽得懂的話。
第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飾的話。
第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曉暢的話。
這對于白話文的各方面，可以說是解釋得相當清楚了。
但他的主張卻始終帶着改良的色彩，所謂“八不主義”雖然是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