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古文·骈文·八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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丕的贊賞，說是“雖張蔡不過”。
可惜大半已經失傳，就現存的如《登樓賦》之類看來，則建安已經避去了幽奧冗長的弊病，漸趨于清麗；排偶既整，對仗愈工，六朝的骈文，其實是在這時候，就已經撒下種子的。
班固以為“賦者古詩之流”，這大概很不錯。
但賦雖出于《楚辭》，賦和辭畢竟有點不同，辭專以抒情叙事，賦卻還可以寫物，而且音律也比較講究。
一到了六朝的所謂骈文，雖然大體上仍以辭賦為主，嚴格地說來，卻也還有分别的：賦不過是文章的一體，但六朝卻是文無不骈，句無不俪，正如曾國藩的所謂“即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這就是所謂哀感頑豔，而終不脫于淫靡的一點。
但骈文的所以趨于纖弱淫靡，一半也因為那時候的政治不安定，佛學風行，文人都抱着厭世的念頭，思想既已脆弱，形式自然也不會劍拔弩張了。
“正始文學”已經可算是這種風氣的代表。
到了晉朝太康以後，作者愈多，文章也愈繁麗，當時如張載、張協、張華、陸機、陸雲、潘尼、潘嶽，都可說是一時之選，而尤以陸機和潘嶽為特出，孫興公分别他們兩人的文章道：“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這确是很中肯的批評。
這時還有一個重要的作家，就是左思。
左思很反對漢賦裡羅列堆砌的風氣，主張去除浮華，求其切實。
這主張很不錯。
可惜他眼高手低，作出來的文章，仍不免于雕琢和刻畫的弊病。
到了宋室元嘉，謝靈運和顔延年齊名，鮑明遠又以《蕪城》《遊思》兩賦，和顔謝相抗衡。
南齊的健者是王融和謝朓，他們都是精于音韻的。
六朝的骈文到了梁武帝的時候，已經登峰造極，一則因為梁武父子，都會做文章，所以上行下效，箋銘小品，清麗絕倫；二則因為沈約做了一部《四聲譜》，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的分别，作文造句，統統協于宮商，于是音韻學就大大地發達起來，直接影響到骈文。
當時文人如江淹、任昉、徐陵、庾信，都是骈文裡的第一等好手；徐、庾兩人，多别出心裁，改變舊法，有人以為他們是集骈文之大成的，平心而論，也還算不得過譽。
隻是聲哀而靡，等到陳後主的《玉樹後庭花》一出，終于被目為亡國之音，仿佛一篇骈詞，真的斷送了南朝的天下了。
唐初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稍稍改變了徐、庾哀豔輕浮的風氣，而成為堂皇雅正了。
王勃是四傑的領袖，他的《滕王閣序》，大家該是很熟悉的吧，“落霞與孤鹜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到現在還被認為名句，但這其實不過貼切生動而已。
我以為駱賓王的《讨武曌檄》，凜厲削拔，倒确是替骈文另開了一條大路的。
這一類文章，因為要别于六朝，那時候就叫作今體骈文。
但六朝的餘風仍舊很流行，所謂燕許大手筆張說、蘇頲，也都以骈文見稱。
蘇東坡的所謂“曆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确是實情。
因為姚崇、宋璟的表章裡，很多偶句，其實豈但姚崇、宋璟而已，即就老牌古文家韓愈、柳宗元而論，在開頭的時候，也都弄過骈俪排偶，不過他們隻贊成秦漢的辭賦，卻不大喜歡六朝的骈文而已。
燕許以後，唐代骈文的名家，當然得推溫飛卿和李義山了。
相傳溫飛卿是最喜歡做小賦的，而且做得很快，八叉即成，當時大家就叫他溫八叉；義山著有《玉溪生賦》一卷，《樊南四六甲乙集》各二十卷，四六的名目，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但自從古文興起以來，骈散的用度，也慢慢地分了開來，比溫李較早的陸贽，已經用骈文專寫奏議疏狀了，到了宋朝，這風氣就成了定規，蘇東坡和曾子固，該可算是古文家了吧，然而前者的《乞常州居住表》，後者的《賀明堂禮成肆赦表》，就都是四六正宗。
司馬溫公堅辭翰林學士，也是因為他自知不能做四六文的緣故。
可見那時候的公文官書，是必須骈四俪六的。
但一面也仍有以骈文出名的人物，徐鼎臣本來是南唐詞臣，入宋以後，依舊在朝做官，诏令文書，多出其手。
宋朝的四六和前代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愛作長句，例如隔句對之類。
謝伋《四六談麈》裡說：“四六施于制诰、表奏、文檄，本以便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為句。
宣和多用全文長句為對，前無此格。
”所以這也可以說是宋朝骈文的特點。
其後楊大年、劉子儀，都精于骈文，他們的骈文是專學唐朝的李義山的，後進仿效，一時成了風氣，但有很多人生吞活剝，剽竊義山的句子，這現象，終于連唱戲的優伶也看得不大入眼了。
有一次，皇帝在宮内請客，楊大年等都在座，一個優伶扮着李義山，故意穿了破碎的衣服，跑出台來，人家問他緣故，他答道：我是被諸位官員剽奪挦扯，這才弄得這樣狼狽的。
這是諷刺，但我們在這諷刺裡，卻看到了當時的風氣。
其後還有一些作者，如鄭戬、盧肇、洪适等人，都很有名。
骈文經元朝而至明清，其中的過渡人物是柳貫。
明朝也沒有特出的作者，隻不過是李夢陽、何景明等偶爾帶做幾篇，因為那時候的讀書人，都忙着去做八股文了。
到了清朝，毛奇齡、陳維崧、胡天遊等在前倡導，其後袁子才、吳榖人、孔廣森、孫星衍、洪亮吉等繼起寫作，所謂黼黻琳琅，比于六朝。
但就大體而論，因襲多于創造，也并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倒是有些意見，卻助長了骈文的風氣。
李兆洛以為唐宋古文，其實都是從六朝骈文裡蛻化出來的，所以他和汪中都主張骈散不分。
儀征阮元更以為應該把骈體文當作正統，将這意見做了一篇《文言說》；他的兒子又做了《文
可惜大半已經失傳，就現存的如《登樓賦》之類看來，則建安已經避去了幽奧冗長的弊病，漸趨于清麗；排偶既整，對仗愈工，六朝的骈文，其實是在這時候，就已經撒下種子的。
班固以為“賦者古詩之流”，這大概很不錯。
但賦雖出于《楚辭》，賦和辭畢竟有點不同，辭專以抒情叙事，賦卻還可以寫物，而且音律也比較講究。
一到了六朝的所謂骈文，雖然大體上仍以辭賦為主，嚴格地說來，卻也還有分别的：賦不過是文章的一體，但六朝卻是文無不骈，句無不俪，正如曾國藩的所謂“即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這就是所謂哀感頑豔，而終不脫于淫靡的一點。
但骈文的所以趨于纖弱淫靡，一半也因為那時候的政治不安定，佛學風行，文人都抱着厭世的念頭，思想既已脆弱，形式自然也不會劍拔弩張了。
“正始文學”已經可算是這種風氣的代表。
到了晉朝太康以後，作者愈多，文章也愈繁麗，當時如張載、張協、張華、陸機、陸雲、潘尼、潘嶽，都可說是一時之選，而尤以陸機和潘嶽為特出，孫興公分别他們兩人的文章道：“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這确是很中肯的批評。
這時還有一個重要的作家，就是左思。
左思很反對漢賦裡羅列堆砌的風氣，主張去除浮華，求其切實。
這主張很不錯。
可惜他眼高手低，作出來的文章，仍不免于雕琢和刻畫的弊病。
到了宋室元嘉，謝靈運和顔延年齊名，鮑明遠又以《蕪城》《遊思》兩賦，和顔謝相抗衡。
南齊的健者是王融和謝朓，他們都是精于音韻的。
六朝的骈文到了梁武帝的時候，已經登峰造極，一則因為梁武父子，都會做文章，所以上行下效，箋銘小品，清麗絕倫；二則因為沈約做了一部《四聲譜》，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的分别，作文造句，統統協于宮商，于是音韻學就大大地發達起來，直接影響到骈文。
當時文人如江淹、任昉、徐陵、庾信，都是骈文裡的第一等好手；徐、庾兩人，多别出心裁，改變舊法，有人以為他們是集骈文之大成的，平心而論，也還算不得過譽。
隻是聲哀而靡，等到陳後主的《玉樹後庭花》一出，終于被目為亡國之音，仿佛一篇骈詞，真的斷送了南朝的天下了。
唐初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稍稍改變了徐、庾哀豔輕浮的風氣，而成為堂皇雅正了。
王勃是四傑的領袖，他的《滕王閣序》，大家該是很熟悉的吧，“落霞與孤鹜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到現在還被認為名句，但這其實不過貼切生動而已。
我以為駱賓王的《讨武曌檄》，凜厲削拔，倒确是替骈文另開了一條大路的。
這一類文章，因為要别于六朝，那時候就叫作今體骈文。
但六朝的餘風仍舊很流行，所謂燕許大手筆張說、蘇頲，也都以骈文見稱。
蘇東坡的所謂“曆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确是實情。
因為姚崇、宋璟的表章裡，很多偶句，其實豈但姚崇、宋璟而已，即就老牌古文家韓愈、柳宗元而論，在開頭的時候，也都弄過骈俪排偶，不過他們隻贊成秦漢的辭賦，卻不大喜歡六朝的骈文而已。
燕許以後，唐代骈文的名家，當然得推溫飛卿和李義山了。
相傳溫飛卿是最喜歡做小賦的，而且做得很快，八叉即成，當時大家就叫他溫八叉；義山著有《玉溪生賦》一卷，《樊南四六甲乙集》各二十卷，四六的名目，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但自從古文興起以來，骈散的用度，也慢慢地分了開來，比溫李較早的陸贽，已經用骈文專寫奏議疏狀了，到了宋朝，這風氣就成了定規，蘇東坡和曾子固，該可算是古文家了吧，然而前者的《乞常州居住表》，後者的《賀明堂禮成肆赦表》，就都是四六正宗。
司馬溫公堅辭翰林學士，也是因為他自知不能做四六文的緣故。
可見那時候的公文官書，是必須骈四俪六的。
但一面也仍有以骈文出名的人物，徐鼎臣本來是南唐詞臣，入宋以後，依舊在朝做官，诏令文書，多出其手。
宋朝的四六和前代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愛作長句，例如隔句對之類。
謝伋《四六談麈》裡說：“四六施于制诰、表奏、文檄，本以便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為句。
宣和多用全文長句為對，前無此格。
”所以這也可以說是宋朝骈文的特點。
其後楊大年、劉子儀，都精于骈文，他們的骈文是專學唐朝的李義山的，後進仿效，一時成了風氣，但有很多人生吞活剝，剽竊義山的句子，這現象，終于連唱戲的優伶也看得不大入眼了。
有一次，皇帝在宮内請客，楊大年等都在座，一個優伶扮着李義山，故意穿了破碎的衣服，跑出台來，人家問他緣故，他答道：我是被諸位官員剽奪挦扯，這才弄得這樣狼狽的。
這是諷刺，但我們在這諷刺裡，卻看到了當時的風氣。
其後還有一些作者，如鄭戬、盧肇、洪适等人，都很有名。
骈文經元朝而至明清，其中的過渡人物是柳貫。
明朝也沒有特出的作者，隻不過是李夢陽、何景明等偶爾帶做幾篇，因為那時候的讀書人，都忙着去做八股文了。
到了清朝，毛奇齡、陳維崧、胡天遊等在前倡導，其後袁子才、吳榖人、孔廣森、孫星衍、洪亮吉等繼起寫作，所謂黼黻琳琅，比于六朝。
但就大體而論，因襲多于創造，也并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倒是有些意見，卻助長了骈文的風氣。
李兆洛以為唐宋古文，其實都是從六朝骈文裡蛻化出來的，所以他和汪中都主張骈散不分。
儀征阮元更以為應該把骈體文當作正統，将這意見做了一篇《文言說》；他的兒子又做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