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古文·骈文·八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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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來的文人,一向把中國的文章分作三大類,這三類文章,不但占據着所有的文籍,而且直接地決定了各個時代的文風,浸漬既久,溶滲彌深,便是到了文體業已改變的現在,也還遺留着零星的影響,不易擺脫。

    這三類是:古文,骈文,八股文。

     首先得來個聲明,這裡的所謂古文,更正确地說起來,是應該稱為散文的。

    其實古文這名詞也很有問題,柳虬以為“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姚姬傳《古文辭類纂》序裡也說:“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得其當而已。

    得其當,則六經之于今日,其為道也一。

    ”他們都反對古文這名稱。

    晉宋以後,文筆的分别很嚴,劉彥和《文心雕龍·總術》篇裡說:“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可見古文雖然和筆差不多,但又并不完全一樣,因為唐宋人的所謂古文,是也包括有韻文的。

    不過因為這兩個字已經喊得口順,而且又容易别于骈文和八股文,所以我這裡仍舊沿用它,讓它來做散文的代表。

     秦漢時候多用散文寫的文章,但古文這名目,是沒有的。

    魏晉六朝,崇尚绮靡,一到唐代,就起了反動,富嘉谟、吳少微、谷倚等北京三傑,已經緻力于雄邁,到了元結和獨孤及手裡,就一反排偶秾麗的體制,力追遠古;此後又出了韓愈和柳宗元,破整為散,直逼秦漢,而尤以韓愈為重要。

    他的門人李漢在《韓昌黎集》序裡說:“洞視萬古,愍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為。

    ……嗚呼!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蘇東坡也說他“文起八代之衰”,可見他實在是非常賣力的。

     韓愈的排斥異端,反對骈俪的方法,是提倡六經;他自己立意行文,竭力學習孟子,薄六朝而重秦漢,去雕琢而尚自然,暗暗地以道統自承。

    從這時候起,古文這招牌就堂皇地豎了起來,雖然有人說他“不丐于古”,但也有人說他“無一字無來處”,據我看來,這兩種說法都不免于偏頗,不過古文家的販賣古董,卻是事實,韓愈不過是“起首老店”,“隻此一家”,在宣傳孔孟之道這點上,他終于跨過了較早的元結、獨孤及,壓倒了同時的柳宗元,而榮任了孔家店的掌櫃先生了。

     我們雖然不必是孔家店的買主,卻不妨作為看客,且來研究一下掌櫃先生口裡所标榜的貨色。

     六經對于唐以後的古文的影響,是不容抹殺的。

    和韓愈同時的柳宗元說過,“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

    ”這可見六經和古文的關系。

    相傳《易經》是作于憂患中的;《書》和《春秋》長于記事;《詩》富情緻;《樂》講聲律;《儀禮》重在節文,和文章的關系較少。

    不錯,著作也用于應世,但我們被婚喪人家請去做總管先生的機會,想起來,總該是較少的吧。

     其實唐宋古文家所受到的直接的影響,倒并不是六經。

    譬如以韓愈為例,他的文章,語法氣勢,大都是出諸《孟子》的;《孟子》這一部書,大家已經很熟悉,不過對于作者,曆來有兩種說法:《史記》本傳和趙岐《題辭》裡都說是孟轲的著作,韓愈卻以為是由孟轲的門弟子記錄起來的,晁說之因為《孟子》裡對諸侯都稱谥,“夫死然後有谥;轲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

    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轲始見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所以他竭力附和韓愈的意見。

    不過我們讀起《孟子》來,覺得各章語氣,完全一緻,似乎是一人的手筆,絕不是綴輯而成的東西。

    閻若璩調和了兩派的意見,說書是孟轲寫的,死後由門人叙定,所以諸侯都給加上了谥。

    這比較近于情理。

    但我們也無須去考究這些,倒不如看看其中的文字,來說些它對于古文的影響吧。

     《孟子》本來和《晏》《荀》并稱,是諸子的一種。

    但因為它贊孔子,辟楊墨,論養氣,辨性善,祖述聖教,繼承道統,經唐宋的古文家一捧,就被列入了十三經,成為不易的名典了。

    但孟轲畢竟不脫縱橫家的氣概,所以《孟子》裡的文章,反複開阖,明白曉暢,這正是後來的古文家的好榜樣;韓文的曲折抑揚,可說是得力獨多的。

     除了《孟子》以外,諸子書的對于古文,都有顯著的幫助。

    姚姬傳《古文辭類纂》序裡說:“退之著論,取于六經、孟子;子厚取于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于莊子。

    ”這雖然說得籠統,但舉一反三,也可以想見其大概了。

     取于韓非、賈生的柳宗元,名聲雖然不逮韓愈,倘論功力,是不遑多讓的。

    韓愈在給韋珩信裡,也曾極口推崇,不過他們的意見頗多不同的地方,行文也各有專長,柳的拿手是遊記和寓言,這不但成了唐代文章的特色,而且也開拓了遊記和寓言的境界。

    柳文謹嚴雄健,有時還帶着一點感喟和蒼涼,頗有六朝氣概。

    但在形式上,他也是反對绮靡的,粉澤雕琢,悉加摒除。

    他在答吳武陵的信裡說得好:“夫為一書,務富文采。

    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則颠者衆矣。

    ”從這一段話裡,就可以看出他自己對文章的意見了。

     此外,和韓柳同時而略有前後的如柳冕、李觀、李翺、皇甫浞、孫樵等輩,也都有類似的意見。

    蘇東坡說過:“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

    ”韓柳已經論列,其他諸人,在這裡也隻好從略了。

     不過就古文的盛衰而言,唐朝還不過是發創,到了宋朝,這才是古文最昌盛的時期。

    宋朝的古文開始于柳開,這位柳老先生在年輕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