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從文字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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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書》，帝喾的《政語》，論時期應該比殷墟裡的甲骨還要早，但這都為後人所僞托。
不過文章的協音偶詞，倒确是那時候的一種風氣。
偏于記事，雖然是初期的文章特色，但記和叙，常常是分不開的，叙又可以自叙，所以一面也就有了抒情的作品，有人以為這比記事還要早，是發端于勞動時候“杭唷！杭唷！”的聲音，再由這轉成詩。
不錯，較早的抒情作品大抵都是詩，譬如有名的《擊壤歌》吧，是叙述初民的生活，兼寫初民的心情的，那首詩短得很：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據說這也是假托的，以形式的簡短，情調的真樸，恰合于那時的情景看來，可見這僞造者頗為能幹，他也許曾經看見過一點古代的典籍。
如果描寫三角戀愛，草小說五百萬言，說是四眼頭陀倉颉的手筆，那就無論寫得怎樣高明，恐怕也沒有人會相信的了。
但是，記事的是文，抒情的是詩，這樣明白的界限，其實并沒有，而且文章也大抵協于音韻。
就現存的文獻看來，殷周時候，還有一種介乎詩文之間，卻又頗為流行的文體，如銘、戒等等，然而我想，這些文體的多見，也許是因為現在所發現的，都是些甲骨鼎彜之類的緣故吧。
伊耆是堯的姓，鄭玄以為古時另有一個天子叫作伊耆氏，皇侃和熊安生卻說是神農，這些且不去管他，橫豎有人以為禹不過是一條蟲，古人和我們相去竟有這樣遠。
且說伊耆氏有一篇冬祭的禱辭，說道： 土反其宅， 水歸其壑， 昆蟲毋作， 草木歸其澤。
此外還有堯的《戒言》，舜的《南風歌》和《卿雲歌》，類難俱信。
比較近于真的，是《尚書·臯陶谟》裡的一篇歌詞，說： ……夔曰：“于！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飏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赓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堕哉！”帝曰：“俞，往欽哉！” 周鼎向有遺傳，自從殷墟發現以後，又有了許多殷的甲骨，這上面的文章，倘能一一加以辨識，那該是很好的吧。
但世事是這樣孔急，我們還不容鑽進古董堆裡去，為求便利起見，享享現成，我這裡且舉出一些殷周的銘來。
首先是湯的盤銘： 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這很簡單，樸實。
到了周朝，詩歌文章，漸有進步，下面是周朝的一些銘，相傳是武王時代的作品： 杖銘 惡乎危？于忿懥； 惡乎失道？于嗜欲； 惡乎相忘？于富貴。
鑒銘 見爾前， 慮爾後。
硯銘 石墨相著而黑； 邪心讒言， 無得汗白！ 本來，文章這東西，在效用上，一開頭就是為世的。
到了周武王的時候，跟着生活的進展，不但内容漸趨于複雜，就是形式，也更臻于完美。
無論是句子的締造，文章的結構，愈到後來，也總愈見得精密。
現在還有人主張學古文，抄濫調，舍精密而取粗疏，捧着古時的土話，作為口頭的韻語，那真是糊塗透頂的家夥，永遠不會懂得文章的好處的。
一提起土話，不錯，較早的古書，常常引用土話。
書經和詩經裡，就有許多不可解的地方，正是古人的口頭語，弄得許多注疏家手忙腳亂，一世摸不着頭腦。
有些甚而至于把男女調情的山歌，硬解作聖賢治世的經典，曲為注疏，自以為得其竅穴，卻不料上了土話的大當，其實是很可笑的。
不過古人的在文章裡夾用土話，原是發乎自然，并非真的要和這些注疏家為難；他恐怕根本就想不到自己的文章會需要注疏的。
但是，由于土話的多見，這裡又有了一個問題：古代的言文，是不是一緻的呢？據許多學者的調查，是一緻的；也有人提出反證，說是不一緻。
語言看來總早于文字，我想，最初象形字畫成的時候，對于某一個象形字，一定是以稱呼這形象的口頭上的聲音，來決定其字面上的聲音的。
因此造句的時候，也一定以語言為藍本，這樣說來，言文是應該一緻的了，但因為象形字難寫，字數不具備，就隻好拼命地省略，仿佛吝悭人所打的電報一樣。
那結果，是弄出了一種接近口語，然而又并非口語，就如我上面所說的“似話非話”的東西來。
從巫史的手裡轉到特權階級的手裡，文字愈和大衆隔離，言文也就愈不一緻。
洎乎後世，遂有所謂讀書人和文學家的出現，文字從此落入了幫兇的地位，成為大衆的死對頭了。
但這絕不是正當的發展，文字本身是沒有功罪可言的。
“五四”的白話運動，近年以來的大衆語運動，以及拉丁化新文字運動，這些說明它重又在和大衆接近。
好好地使用它，發揚它，使它成為大衆自己的東西，這是所有拿筆杆的人的責任，應該牢牢地刻在心上的。
不過文章的協音偶詞，倒确是那時候的一種風氣。
偏于記事，雖然是初期的文章特色，但記和叙，常常是分不開的，叙又可以自叙，所以一面也就有了抒情的作品，有人以為這比記事還要早，是發端于勞動時候“杭唷！杭唷！”的聲音，再由這轉成詩。
不錯，較早的抒情作品大抵都是詩，譬如有名的《擊壤歌》吧，是叙述初民的生活，兼寫初民的心情的，那首詩短得很：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據說這也是假托的，以形式的簡短，情調的真樸，恰合于那時的情景看來，可見這僞造者頗為能幹，他也許曾經看見過一點古代的典籍。
如果描寫三角戀愛，草小說五百萬言，說是四眼頭陀倉颉的手筆，那就無論寫得怎樣高明，恐怕也沒有人會相信的了。
但是，記事的是文，抒情的是詩，這樣明白的界限，其實并沒有，而且文章也大抵協于音韻。
就現存的文獻看來，殷周時候，還有一種介乎詩文之間，卻又頗為流行的文體，如銘、戒等等，然而我想，這些文體的多見，也許是因為現在所發現的，都是些甲骨鼎彜之類的緣故吧。
伊耆是堯的姓，鄭玄以為古時另有一個天子叫作伊耆氏，皇侃和熊安生卻說是神農，這些且不去管他，橫豎有人以為禹不過是一條蟲，古人和我們相去竟有這樣遠。
且說伊耆氏有一篇冬祭的禱辭，說道： 土反其宅， 水歸其壑， 昆蟲毋作， 草木歸其澤。
此外還有堯的《戒言》，舜的《南風歌》和《卿雲歌》，類難俱信。
比較近于真的，是《尚書·臯陶谟》裡的一篇歌詞，說： ……夔曰：“于！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飏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赓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堕哉！”帝曰：“俞，往欽哉！” 周鼎向有遺傳，自從殷墟發現以後，又有了許多殷的甲骨，這上面的文章，倘能一一加以辨識，那該是很好的吧。
但世事是這樣孔急，我們還不容鑽進古董堆裡去，為求便利起見，享享現成，我這裡且舉出一些殷周的銘來。
首先是湯的盤銘： 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這很簡單，樸實。
到了周朝，詩歌文章，漸有進步，下面是周朝的一些銘，相傳是武王時代的作品： 杖銘 惡乎危？于忿懥； 惡乎失道？于嗜欲； 惡乎相忘？于富貴。
鑒銘 見爾前， 慮爾後。
硯銘 石墨相著而黑； 邪心讒言， 無得汗白！ 本來，文章這東西，在效用上，一開頭就是為世的。
到了周武王的時候，跟着生活的進展，不但内容漸趨于複雜，就是形式，也更臻于完美。
無論是句子的締造，文章的結構，愈到後來，也總愈見得精密。
現在還有人主張學古文，抄濫調，舍精密而取粗疏，捧着古時的土話，作為口頭的韻語，那真是糊塗透頂的家夥，永遠不會懂得文章的好處的。
一提起土話，不錯，較早的古書，常常引用土話。
書經和詩經裡，就有許多不可解的地方，正是古人的口頭語，弄得許多注疏家手忙腳亂，一世摸不着頭腦。
有些甚而至于把男女調情的山歌，硬解作聖賢治世的經典，曲為注疏，自以為得其竅穴，卻不料上了土話的大當，其實是很可笑的。
不過古人的在文章裡夾用土話，原是發乎自然，并非真的要和這些注疏家為難；他恐怕根本就想不到自己的文章會需要注疏的。
但是，由于土話的多見，這裡又有了一個問題：古代的言文，是不是一緻的呢？據許多學者的調查，是一緻的；也有人提出反證，說是不一緻。
語言看來總早于文字，我想，最初象形字畫成的時候，對于某一個象形字，一定是以稱呼這形象的口頭上的聲音，來決定其字面上的聲音的。
因此造句的時候，也一定以語言為藍本，這樣說來，言文是應該一緻的了，但因為象形字難寫，字數不具備，就隻好拼命地省略，仿佛吝悭人所打的電報一樣。
那結果，是弄出了一種接近口語，然而又并非口語，就如我上面所說的“似話非話”的東西來。
從巫史的手裡轉到特權階級的手裡，文字愈和大衆隔離，言文也就愈不一緻。
洎乎後世，遂有所謂讀書人和文學家的出現，文字從此落入了幫兇的地位，成為大衆的死對頭了。
但這絕不是正當的發展，文字本身是沒有功罪可言的。
“五四”的白話運動，近年以來的大衆語運動，以及拉丁化新文字運動，這些說明它重又在和大衆接近。
好好地使用它，發揚它，使它成為大衆自己的東西，這是所有拿筆杆的人的責任，應該牢牢地刻在心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