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關于應用《資本論》體系來研究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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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嗎?可是,如果占有了材料,如果不能從材料中去發現那些存在的發展的規律,也很難說是理論研究。

    《資本論》是從豐富的現實材料中研究出高度的科學理論的體系,盡管它是就資本主義經濟形态立論的,它所依據的方法原則,對于我們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形态,是完全适用的。

     第二,關于研究對象是生産關系還是生産力的問題 這個問題看來是不需要多加說明的,但事實上已在被人們以這樣那樣的方式議論着。

    有人問,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這些導師們,不時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産關系,為什麼有時候又說是生産方式呢?而在目前,有的經濟學者還認定,甚至在實際論證,我們研究社會主義經濟,要更多注意生産力,雖然他們沒有明說要相對更少地注意生産關系。

    馬克思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問題,早在《哲學的貧困》這部著作中,初步提到了。

    他認定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經濟範疇,“隻不過是生産方面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79]。

    他當時并認為生産諸關系并不是固定的,“随着新生産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産方式,随着生産方式即保證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80]。

    這個嶄新的論點,往後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還有所發揮,而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則被明确地規定在有名的唯物史觀的公式中,而成為《資本論》研究的一貫的線索。

    可是盡管如此,把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所研究的對象,更明确地确定為是生産關系的,卻是列甯。

    列甯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那一光輝論著中曾反複論到此點。

    他說,《資本論》這個理論,“它僅限于分析現代資産階級制度和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組織的發展趨勢,如此而已”[81]。

    “這個分析僅限于社會成員間的生産關系。

    馬克思一次也沒有利用這些生産關系以外的什麼因素來說明問題。

    ”[82]這樣就明确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隻能是生産關系。

    然則馬克思、恩格斯為什麼說政治經濟學是研究近代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及與其相适應的交換方式呢?仔細分析一下就知道,列甯和馬克思所講的,并沒有什麼實質的區别,隻不過把範圍限得較嚴格罷了。

    一定的生産關系,總是把一定的物質生産條件或生産力作為它的前提的,這也就是列甯所說的“隻有把社會關系歸結于生産關系,把生産關系歸結于生産力的高度”[83]。

    我們講生産關系,已經把一定生産力作為它的現實前提,我們講生産方式,隻不過是結合一定社會生産力來說明生産關系,一方面表明生産關系也并不是離開生産力的社會物質條件而存在發展的,同時也表明生産力隻是在特定的生産關系下才有可能發展的。

    但是無論如何,即使把社會生産方式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它的側重點,也隻能是生産關系,在論到生産力的場合,總是看那種生産關系具有怎樣的社會物質生産條件或生産力作為它的基礎;總是看生産關系究竟對那種生産力是在發生促進作用,還是在發生阻礙作用;總是看生産力一旦發展起來了,生産關系該會有怎樣的相應的變化。

    而不是倒過來,把生産力作為研究的主體或重心,那樣一來,具有強烈的階級性的政治經濟學就要成為一門技術或技藝學了。

    在國内的論壇上,正在讨論這個問題,有人說,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人的作用變得重要了,勞動力的作用變得重要了,從而,生産力的作用變得重要了,是不是政治經濟學因此要改變它的性質,要更多地研究生産力呢?但是如果我們的問題,是在如何才能更好更有效地發揮人的積極性,更快更有效地發展生産力,那仍舊要在生産關系方面着眼,而不是離開社會生産關系,在生産力本身内部去做“格物緻知”的工夫。

    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上,不正确地看待生産關系與生産力的關系,以為社會主義生産關系一經建立起來了,就再用不着什麼改革或發展,因而就不妨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轉向或偏向生産力,那顯然是對政治經濟學的性質及其研究的方法論的曲解。

    那麼一來,經濟上的各種關系、範疇和規律,都不值得費多大的氣力去研究,隻要改進技術、解決構成生産力的勞動力與生産資料之間的什麼矛盾,就萬事大吉了。

    然則技術要在怎樣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才能改進,勞動力怎麼會同生産資料發生矛盾,如果真有那矛盾的話,怎樣才得解決呢?事實上,不管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還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産力每向前發展一步,不但要求生産關系有所改變,同時也表明是生産關系已有所改變的結果。

    這隻要我們稍微領會一下《資本論》體系,領會一下列甯對于《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的科學說明,就可以得到理解的。

    我們知道,沒有好好正視政治經濟學的對象的研究,那不單是關系研究結構的問題,還是更關系到研究方向與曆史任務的問題啊!在社會主義社會,我們決沒有理由舍象去政治經濟學的強烈的階級性與政治性,而把它變成一門技術性的科學。

     第三,關于研究結構上是采用四分法、三分法、二分法還是一條鞭法的問題 當然,這是更直接聯系到研究體系的問題。

    我們即使明确認識到了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必須從實際出發,必須從生産關系入手,但如果在研究和叙述上采用了形式主義的形而上學的方法論的程序,那也肯定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前面講到,有人主張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完全采用所謂《資本論》的“分篇法”,也有人倡議用所謂四分法(生産、交換、分配、消費),按照四個獨立部分的原則來建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

    我們知道,馬克思也确曾論述到生産、交換、分配與消費四個部分,但他的立論要旨,并不是在強調采用這樣的研究程序,而甯是在批判那些資産階級經濟學者不分主從地、互相獨立地,用形式主義的羅列方式來研究經濟學。

     有時,這種四分法被除掉消費部分或交換部分而成為三分法體裁,更分别嵌配上馬克思所謂三位一體公式,即資本——利潤,勞動——工資,土地——地租公式的時候,它的不合理程度,就更加嚴重了。

    不錯,我所接觸到的青年同志曾經這樣提問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不也大體是采用生産、交換、分配這個三分法嗎?第一卷講資本的生産過程,第二卷講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三卷所講的是資本主義生産的總過程,而分配諸形态則包括在這裡面。

    形式上确象是采用三分法,但稍加分析,就知道馬克思分三卷講這三個方面的問題,和資産階級經濟學者們的做法,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在第一卷講生産過程時,是為了說明的便利,暫時把剩餘價值的流通乃至分配舍棄了,等到在直接生産過程中找到了剩餘價值産生的原因,然後再講到流通,最後更在生産與流通統一的基礎上,在總過程中講到分配。

    但是,馬克思在從直接生産過程發現剩餘價值來源的必要限度内,還講到了商品與貨币的流通關系,還講到了工資分配形态;他講資本的流通過程,着重地說明了生産資本在循環與周轉中的重要地位,而他最後講資本主義生産總過程,又在必要場合涉及了有關生産與流通的問題。

    尤其重要的是,馬克思所講的生産、流通、分配的對象是什麼呢?它并不象資産階級學者所含糊籠統地強調的“國民經濟”,而隻是剩餘價值啊!足見我們紛紛議論的研究社會主義經濟是否可以采用《資本論》的三分法體系雲雲,實在太從形式上考慮問題了。

     又有這樣一種看法,說馬克思主義者即使不主張采用三分法的結構,他們除了生産以外,似乎更着重流通,着重交換,往往把交換與生産并提。

    馬克思曾說:“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及與其相應的生産關系和交換關系。

    ”[84]後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表明:“政治經濟學,從最廣的意義上說,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産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

    ”[85]可是,他說,“到現在為止,我們所掌握的有關經濟科學的東西,幾乎隻限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