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資本論》第三卷的系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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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
”[174]個别商品因勞動生産力提高，降低其價格；因所包含的勞動減少了，有酬勞動與無酬勞動都減少了，其利潤量也必然會減少，甚至在剩餘價值率有一定提高的場合，也是如此。
可是，就總生産物說，在任何場合，隻要資本所使用的勞動人數和以前相等，剝削程度也相等，其利潤量就不會降低到生産力未提高以前的利潤量以下。
這是因為個别生産物的利潤量減少了，生産物的數量依比例增加起來了。
可見利潤量的相對增加，是以不變資本對可變資本相比的增大和所用總資本的增加為前提，而不帶有任何任意性質。
“商品價格下降但就這個便宜商品的已經增大的總量計算的利潤量将會增加這一件事，實際不過是利潤率下降但利潤量同時增加這樣一個規律的另一個樣子的表現。
”[175] 從實際狀況看來，利潤率的下降，似乎并沒有完全和社會勞動生産力不斷發展，社會平均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相适應，以緻這個規律，隻表現為下降傾向的規律。
其原因就在于有些作用相反的因素，在“同這個一般規律的作用相交錯，并且把它抵消，使它隻有傾向的性質”[176]。
那些具有相反作用的原因是什麼呢？首先當然要講到勞動剝削程度的增進。
在第一卷論述絕對剩餘價值到相對剩餘價值轉變時，已把這種從外延上（延長勞動日）内延上（強度化勞動）增進勞動剝削程度的各種詳細情況指出了。
增進勞動剝削程度，就是提高剩餘價值率，利潤率的下降是會由此有所緩和的。
馬克思把生産相對剩餘價值的方法，看為是利潤率下降的秘密所在。
因為這種方法，“一方面，使一定量勞動盡可能多地轉化為剩餘價值，另一方面，和墊付資本相比而言，又盡可能少地使用勞動一般”[177]。
盡可能少地使用勞動，就要在總資本中減少可變資本對不變資本的比例，從而減少剩餘價值，降低利潤率；盡可能多地使一定量勞動轉化為剩餘價值，就要增進可變資本部分增殖價值的比例，提高剩餘價值率，而由是緩和利潤率的下降。
使用婦女兒童勞動，增進剝削程度，以及利用特殊發明在普及化以前獲得額外利潤方法等等，都對利潤率的下降，表現了一定的反作用。
至于在競争範圍内，把工資壓到勞動力價值以下的各種做法，當然會發生妨礙利潤率下降的結果。
就總資本中的不變資本說，無論是原料或固定資本，它的價值，都不會與其物質數量依同一比例增加。
勞動生産力的發展，一定量勞動所推動的不變資本量，是更大更多的了，但所推動的不變資本要素的價值量，卻是相對減少了。
這種不變資本要素低廉化現象不斷發生，也成為阻止利潤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同時，由于勞動生産力的發展，由于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而不斷形成的相對過剩人口，不但會因過多的、過于低廉的勞動力的存在，延遲一些生産部門的機械化過程，或者使另一些生産部門，把它的重點，由不變資本占優勢方面，移到可變資本占優勢方面，雖然這都隻能是總的發展趨勢中的一些曲折的插曲，但顯然會在阻止利潤下降方面發生作用。
以對外貿易而論，它在使不變資本要素低廉化，使一部分會轉化為可變資本要素的生活資料低廉化的限内，無疑會把利潤率提高起來；但馬克思在這裡特别指出了，一個發達的國家同不發達的殖民地國家進行貿易，或在那裡進行投資所獲得并送回本國的較高利潤率，“在沒有壟斷從中妨礙時，又為什麼不會參加一般利潤率的平均化，因此也不會相應地把一般利潤率提高呢”[178]。
此外，馬克思還講到了股份資本的增加對于利潤率的影響。
但當時的股份公司所經營的企業，如象鐵道之類，還隻提供比平均利潤率還低的利潤率，如果這種利潤率也參加到均衡過程中來，那末，一般利潤率就不是更高，而是更低了。
馬克思在分别講述了利潤率傾向下降的規律和作用相反的各種原因之後，又綜合起來，說明所有阻止利潤率下降的做法，幾乎都有進一步加強利潤率下降的作用，這就是這個規律的内部矛盾的展開。
正因這樣，利潤率就不僅是如上面第一篇講到的，會不斷把剩餘價值率表現得更低，甚至一個增進的剩餘價值率，也有一種趨勢，要表現為一個下降的利潤率。
不斷增進的剩餘價值率，無非是說明積累的不斷增加。
但積累的加速增加和利潤率的下降，“在二者都不過表現生産力發展的限度内，不過是同一個過程的不同表現。
積累，在有大規模的勞動集中，因而有高位的資本構成同它在一起發生的時候，會加速利潤率的下降。
另一方面，利潤率的下降又會加速資本的積聚，……加速資本的集中。
所以，積累率雖然會跟利潤率一同下降，但就總量來說，積累還是會由此加速”[179]。
關于這個矛盾，馬克思指出，隻能由資本主義生産的特殊性質及其特殊的生産方法來說明。
資本主義生産的直接目的是為了剩餘價值，為了剝削剩餘勞動，而它的直接剝削條件又和它的實現剝削成果的條件是分開的。
“一個隻受限制于社會的生産力，另一個卻要受限制于不同生産部門的比例性和社會的消費力。
但後者既非由絕對的生産力，也非由絕對的消費力決定，而是由那種建立在對抗性分配關系基礎上的消費力決定。
”[180]這種對抗性的分配關系，已經把廣大勞動人民的消費力，限制在極窄狹的限度内了；而剩餘價值資本化的積累沖動，和在競争戰中為了避免淘汰，要求不斷改良生産，擴大生産規模，也使資本家階級的不斷增加的消費力，受到一定的限制。
我們由此看到了，利潤率下降與積累增進的矛盾，剩餘價值的生産條件與它的實現條件的矛盾，以及與此相伴發生的一系列的矛盾，歸根到底，無非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産關系與生産力之間的總矛盾，在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不同的特殊的表現。
對于這個總矛盾，馬克思曾分别就生産擴大與價值增殖的沖突，就人口過剩時的資本過剩，以及就勞動生産力在不同生産部門的不同發展與競争，來展開說明。
他首先指出，勞動社會生産力的發展，自始就表現為是二重的：“第一，是表示在各種已經生産出來的生産力的大小上，表示在新的生産借以進行的各種生産條件的價值範圍和數量範圍上，表示在已經積累的生産資本的絕對量上。
第二，是表示在這一點上：同總資本相比而言，投在工資上面的資本部分相對地變得微小，也就是說，為定量資本的再生産和價值增殖所必要、為大量生産所必要的活的勞動相對地變得微小。
”[181]從這裡，已經明白顯示了生産擴大與價值增殖的沖突。
進一步“和所用勞動力相關而言，生産力的發展也是二重地表示着的：第一，是表示在剩餘勞動的增加上，也就是說，表示在再生産勞動力所必要的必要勞動時間的縮短上。
第二，是表示在推動一定量資本一般需用的勞動力的數量（即勞動者的人數）的減少上”[182]。
這兩方面的運動是相互聯系，互為條件，作為同一規律的不同表現現象而發生的。
就其對利潤率的影響來說，勞動生産力的發展，把推動一定量資本一般需用的勞動力的量或勞動人數減少了，當然要相應減少剩餘價值，從而降低利潤率；同時由于同一的發展把再生産勞動力所必需的必要勞動時間縮短了，把剩餘勞動時間增加了，即把剝削率增加了，剩餘價值會相應增加，利潤率因此有所提高。
不過，要由剝削程度的提高來補償勞動人數的減少，畢竟不能不受到自然的、生理的、社會的限制，“所以，它能夠阻礙利潤率的下降，但不能取消它”[183]。
我們知道，随着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發展，随着勞動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利潤率會下降，利潤量卻會因所使用的資本量的增加而增加。
而在資本量增加的同時，現有資本會減少價值，以緻妨礙利潤率下降，而由是使資本價值的積累，受到一種加速的刺激，同時又使可變資本對不變資本的比例的減少，進一步有所發展。
結果，生産擴大與價值增殖間的沖突，就在空間上并行的或時間上繼起的各種相互矛盾因素的作用下，周期地以這樣那樣的形式的危機暴發出來。
那些矛盾的形成，一般地可以說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産的目的和它達成目的所能采取的手段，具有不可調和的性質。
它的生産目的，是要盡可能最大地增殖價值，同時為了達到那個目的，又是傾向于盡可能最大地發展生産力，而發展生産力，又必然要降低利潤率，減少現有資本價值，使已經生産出來的各種生産要素，受到犧牲。
現在資本價值的不斷減少，現有勞動人口因可變資本對不變資本的相對減少，而顯得過剩，就成為資本主義生産不斷要克服的固有的限制；“但它用來克服這各種限制的手段，不過使這各種限制，按照一種新的更為激烈的程度擺在它的面前”[184]。
為什麼它隻能在這個圈圈裡打轉呢？因為“資本主義生産的真正限制，是資本自身，是這個事實：資本和它的價值增殖，表現為生産的始點和終點，表現為生産的動機和目的；……建立在生産者大衆被剝奪，陷于貧困這一個事實基礎上的資本價值的保存和增殖，隻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運動”[185]。
從這裡，我們也可看到資本過剩時的人口過剩的内情。
“所謂資本過多本質上總是指那種對利潤率的下降沒有利潤量的增大可以作為補償的資本——并且新形成的資本嫩芽，總是有這種情況——的過多，或是指這種過多，它在信用形式上把那種不能自己獨立行動的資本交給大産業部門的指揮人去支配。
”[186]前面講到，由勞動生産力提高引起利潤率下降，同時會因所使用的資本增加，而使利潤量增加。
如果利潤量的增加，夠補償利潤率的下降，資本就還會繼續投用下去，否則就要成為過剩而不被使用。
很顯然，資本成為過剩，勞動人口也要相對過剩，資本與勞動人口“二者是發生在對立的二極上：一方面是失業的資本，另一方面是失業的勞動人口”[187]。
這表明，資本也好，勞動人口也好，隻有在它能夠滿足增殖剩餘價值，提供利潤的要求的條件下，才是生産的，有用的。
而不能滿足這個要求的剩餘資本，在現實上，是這樣表現着的：“資本的一部分将會全部或部分地歇閑下來（因為它要增殖它的價值，就得把那種已經在功能中的資本從它的位置上擠出去），另一部分由于失業的或半失業的資本的壓迫，也隻好按較低的利潤率來增殖它的價值。
”[188]不論是已經在機能中的舊資本，還是追加資本，在價值減少過程中，會發生強烈的競争戰。
是哪一部分擠上來，是哪一部分完全陷在休止狀态中，那是由你死我活的競争戰來決定。
資産階級在相互間比較順利的情況下表現的“階級友愛”，一臨到這種關頭，就拼命把困難、損失和犧牲，推給對方。
資本的生産過剩，原包含着商品的生産過剩。
“市場上現有商品的一部分，隻是因為它的價格驚人縮小，也就是，因為它所代表的資本減值，方才能夠完成它的流通過程和再生産過程。
固定資本的各種要素，也會大小不等地按同樣的方式發生減值。
并且，因為一定的當作前提的價格關系本來是再生産過程的條件，所以，由于價格的一般下降，再生産過程就陷入停滞和混亂中了。
這種停滞和混亂，将會削弱貨币的支付手段功能，……破壞那種要在一定期限内實行的支付義務的連鎖。
而在那種和資本一同發展起來的信用制度因此崩潰時，更加尖銳起來，由此引起激烈的急性的危機，……。
”[189]在這樣情況下，商品的生産過剩，已經深刻地反映了資本的生産過剩（雖然那仍然不是絕對的，隻不過是沒有增殖價值功能的相對的過剩罷了）。
價值價格關系的一般下降，把整個流通過程再生産過程給全面破壞了。
這時，機器，工廠，原料……等等資材，能不能當作不變資本來吸收活勞動，要看競争的情況決定，同時，勞動人口能不能當作可變資本來推動物化勞動，也要靠競争狀況決定。
“生産的停滞，會使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歇閑，并由此使其中就業的部分，陷在這樣一種情況中，以緻他們隻好讓工資下降，甚至下降到平均以下。
”[190]雖然過剩的資本，從破壞性的危機中，逐漸恢複它的增殖價值功能的時候，也是過剩的勞動人口，得到被使用的機會的時候，但在資本主義生産條件下，資本是否過剩決定于：它能否發生增殖價值的功能和勞動人口能否以較機器為低廉的條件被使用。
這就表明，勞動人口的相對過剩，是曆史地決定的，盡管它在一定場合，同時反映着資本的生産過剩。
資本的生産過剩，并不是所生産的生活資料與全部人口的消費相比而顯得太多，也不是生産資料與勞動力相比而顯得過多，它僅僅是為了把生産資料和生活資料，當作對勞動者進行剝削的手段，依照一定的利潤率來發生功能，它們是周期地被生産得過多了。
正如馬克思所說：“不是已經有過多的财富生産出來。
而是已經有過多的财富，在它的資本主義的對抗性的形式上，周期地生産出來了。
”[191] 最後還須指出，勞動生産力發展，同時引起利潤率下降和利潤量增加的規律，不隻表現為生産擴大與價值增殖的沖突，不隻表現為勞動人口過剩與資本過剩的矛盾，并且這些沖突與矛盾，在不同的生産部門，不同的生産領域間，還有極其不同的反應。
在一些與各種自然條件有較密切聯系的生産部門，例如在森林業，采礦業方面，勞動生産力增進時，它們的自然條件，往往依相同的比例，變得豐度更小；一般生産部門的“不變資本的流動部分，原料等等，按數量來說，會比例于勞動生産力而不斷增加，固定資本，建築物，機器，照明設備，取暖設備等等，卻不是這樣。
機器雖然會在它的體量增大時絕對地說變得更貴，相對地說卻會變得便宜”[192]。
“關于在利潤率下降上表示出來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比率，和勞動生産率發展時在個别商品及其價格上表示出來的同一個比率之間的差别”[193]，那在前面有關章節中，已經一再說明了；此外，我們還知道，勞動生産力發展了，“盡管投在工資上面的可變資本已經相對減少，勞動者的絕對人數仍然會增加這一件事，并不是在一切生産部門都會發生，也不是在一切生産部門都按相等的程度發生。
在農業上面，活勞動要素的減少，便可以是絕對的”[194]。
所有這些參差不齊的條件，會使各種資本在改進生産技術的競争戰，變得非常錯綜複雜，但下面這幾點情況，卻是非常明白的：（1）新的生産方法要證示它的生産率有現實的增進，必須減少商品價值，“因活勞動減少引起的價值減少，必須抵消一切的價值增加而有餘”[195]。
這就是說，勞動生産率的增進，表現在商品價值的減少上，表現在商品中包含的總勞動的減少上，但要以總勞動中的活勞動的減少，超過物化勞動的增加為條件。
如果活勞動減少了，但其中無酬勞動部分對有酬勞動部分的比例卻增大，則剩餘價值率還會有所提高。
（2）資本家對于改進新生産方式，采用新發明，其所以感到興趣，隻是因為在所采用的發明沒有普及以前，他會在生産價格乃至價值以上售賣商品，由此得到額外利潤。
這已把資本主義的局限性，全暴露出來了。
結果，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愈向前發展，就愈顯得接近了它的可能極限；不論是就社會化了的龐大生産規模說也好，是就集中了愈多勞動人口的勞動組織形式說也好，還是就已經形成起來的跨越五大洲的世界市場說也好，都愈來愈和私有資本制不相容了。
龐大的社會生産力是被喚起了，而狹隘的生産關系，卻容納不了它。
——這是探讨利潤率傾向下降的規律提出的結論，也可以看作是這一卷前三篇全面系統說明利潤一般的總結。
接下去，就要講由利潤一般轉化的各種具體形式了。
（二）有關企業利潤、利息以及剩餘利潤轉化為地租的說明 1．商業利潤 這裡是就商業資本或商人資本講商業利潤的。
必須指出：前面講剩餘價值，講利潤一般時，主要是就産業資本立論，這裡才開始把商業資本當作一個獨立形式，來說明它的特殊的利潤形式。
馬克思一再講到，庸俗資産階級經濟學者幾乎從來沒有在這方面作過嘗試性的考察，原因之一，是他們沒有能力這樣做；又一個原因，是他們力圖把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引起的商品資本形式與貨币資本形式，以及進一步引起的商品經營形式與貨币經營形式，說成是由生産過程本身必然會引起的一般形式，借以抹煞資本主義的特質[196]。
就是近代經濟學方面的“最好的代表，都直接把商業資本和産業資本混在一起，實際完全忽視了商業資本的表示特征的性質”[197]。
要把商人資本或商業資本從産業資本分開，必須弄清它們的聯系。
我們已知道産業資本的運動，要通過三個資本變形，即貨币資本、生産資本、商品資本。
由貨币到商品的轉化，和由商品到貨币的轉化，都有一系列工作或技術手續要完成；這個轉化工作，分别要經曆一定的時間，要付出一定的勞動和資本。
這個工作全部或一部分，由産業資本家自己來做，他得墊出資本，并由此得到相應的利潤。
盡管在這種限度内，商業資本似乎沒有從産業資本分出來，商業利潤也沒有從産業利潤分出來，可是從資本能否增殖價值的功能上去看，它們畢竟是不能混同的。
事實上，由于分工與市場關系的發展，産業資本家（即生産資本家）自始就感到由他們自己兼作商品貨币的經營活動，不如把這些工作分出來，分别委托專人去擔任，要對他們更有利些。
結果就分出了專門經營商品的商品經營資本和專門經營貨币的貨币經營資本。
兩者都是商人資本或商業資本的亞種。
這種由商人掌握的商業資本與由産業資本家（生産資本家）掌握的資本的根本不同之點，就在于後者的功能在創造剩餘價值，而前者的功能則不過是幫助剩餘價值的實現。
可是，功能盡管不同，在資本主義生産條件下，用來幫助剩餘價值實現的資本，要求和創造剩餘價值的同額資本，獲有同樣多的利潤。
因為商人可以把他的資本用在商業上，也同樣可以用在産業上；商人不把他的資本用在商業上，産業資本家就需自己為流通墊付追加資本。
因此，原來以産業資本家為代表通過産業資本的三種變形——貨币資本、生産資本、商品資本——而創造并實現的剩餘價值（就社會總資本講就是利潤），就要按照這種為流通而投下的資本比例，分割去剩餘價值或利潤一部分。
由于商業資本原來就是不創造剩餘價值的，就是不參加利潤的生産而分取利潤的，而“平均利潤，從而一般利潤率，首先必須當作不同生産部門的産業資本所實際生出的利潤或剩餘價值的平均化來說明”[198]。
所以，它在流通中，通過流通賺取的利潤，并不曾參加一般利潤率的形成，卻會把一般利潤率壓下。
當作不同生産部門實際生産的利潤或剩餘價值的均衡來看的一個平均利潤，或一般利潤率，原來是較高的，由于産業資本家必須借助于商人資本來實現他的剩餘價值，他就不能不在生産價格以下把商品售給商人，後者再按生産價格把商品售給消費者，使商人由買價同賣價之間的差額，得到比例于他的墊付資本在總資本中所占有的部分的相應利潤即商業利潤，這一來，原來的一般利潤率，就因商人資本參加進來，而被壓低下來。
馬克思把這個稱之為“因為有商人資本介入而補充起來的利潤的平均化”[199]。
這個平均利潤率，就把直接從事剝削的資本家的利潤率，表現得更小了。
資産階級古典經濟學者也認定流通過程為純粹形式變化，不增殖價值，但他們不僅沒有說明不創造剩餘價值卻必須參加剩餘價值分配的過程，尤其完全沒有觸到當作資本來看的商人資本、當作資本家的商人是如何進行剝削的。
馬克思講到了商人資本的構成，他指出了在購買費用和銷售費用中，一些是不變資本成分，如事務所，簿記用紙張，通信郵票等等；還有可變資本成分，如對商業上的工資勞動者的墊付。
“這全部費用都不是在商品使用價值的生産上發生的，而是在商品價值的實現上發生的；它們是純粹的流通費用。
它們不會加入到直接的生産過程中去，但會加入到流通過程中去，因此會加入到再生産的總過程中去。
”[200]在它們中間，不變資本費用是容易交代的，“當這個成本要素是由流動資本構成時，它會全部當作追加的要素加入到商品的售賣價格中去；當這個成本要素是由固定資本構成時，它就會比例于固定資本的磨損，當作追加要素加入到商品的售賣價格中去”[201]。
但在可變資本方面，問題就不簡單了。
隻存在于流通過程中的這種可變資本，如何适用由生産上所費必要勞動決定商品價值的規律呢？在商人資本上，積累是怎樣表現的呢？而在社會的現實再生産過程内，商人資本又是怎樣發生功能的呢？所有這些問題，需要有所說明。
如何進行說明，馬克思給予了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指示：“因為商人資本絕對不外是在流通過程中發生功能的産業資本一部分的獨立化的形式，所以一切與此有關的問題，都必須用這個方法去解決。
”[202]也就是說，考察商人的可變資本，必須把雇傭商業勞動者的商業事務所，看作是産業資本的與工場有别的商業事務所。
一個産業資本家，“必須有這種操作，以便賣掉那種處在商品資本形式上的産品，然後把由此得到的貨币再轉化為生産資料，并為整個過程實行計算”。
因此，“就有雇用那種真正形成商業事務所的商業工資雇傭勞動者的必要”[203]。
但由于這種雇傭，隻是用在一個已經創造出來的價值的實現上，不會直接增加剩餘價值，隻有在減少實現剩餘價值的費用的限度内，才有利于産業資本家。
所以，産業資本家對于這種工資勞動者的看法，就和對于他在生産上使用的工資勞動者的看法，不是一個态度；對于前者，在剩餘價值率不變的條件下，他認為雇傭人數越多越好，而對于後者，則認為雇傭人數愈少愈好。
要怎樣才好節省這種會限制利潤率的墊付呢？當然最好是把他的業務的商業部分，交給商人，讓商人去雇傭工資勞動者，集中經營，借此大大節省費用。
商人支配下的商業事務所的工資勞動者，不直接生産剩餘價值，“但他的勞動的價格是由他的勞動力的價值決定，所以是由他的勞動力的生産費用決定，而這個勞動力的應用，當作體力的一種發揮，一種支出，一種消耗，卻和任何其他一個工資雇傭勞動者的情況一樣，不為他的勞動力的價值所限制”[204]。
因此，他有益于資本家的，是因為他在他完成那一部分沒有報酬勞動的時候，使實現剩餘價值的費用減少。
商業工資勞動者，他所提供的無償勞動，就象是商業資本家的利潤的源泉。
所以，對于産業資本說來，包括商業工資支出的全部流通費用，盡管成為破費，而對商業資本說來，投在流通費用上的支出，卻是“一種生産的投資。
所以，它所購買的商業勞動，對它來說，也是一種直接生産的勞動”[205]。
至于商業利潤，如何受到商人資本周轉的影響的問題，馬克思在“商人資本的周轉。
價格”這一章（即第十八章），就以次諸點加以解析：（1）商人資本的周轉和産業資本的周轉有何不同，它們的關系怎樣？（2）商人資本的周轉速度對商品價格，從而對商業利潤，有什麼影響？（3）商品價格是不是可以由商人随心所欲地自由決定，或隻是聽憑競争去決定，而不受到價值——剩餘價值關系的限制？第一點是容易說明的，“産業資本的周轉，是它的生産時間和流通時間的統一，所以包括着整個生産過程。
與此相反，商人資本的周轉，因為事實上不過是商品資本的一個獨立分離的運動”[206]。
這個商人資本或就這裡所說的“商品經營資本的反複周轉，永遠不外表示購買和售賣的反複；産業資本的反複周轉，卻表示着總再生産過程（其中包括消費過程）的周期性和更新”[207]。
但很顯然，購買與售賣的反複，要受到生産和消費兩方面的限制：“商人墊付的貨币資本的流通速度，取決于：（1）生産過程更新和不同生産過程互相銜接的速度；（2）消費的速度。
”[208]正是由于商人所墊付的貨币資本的流通，與貨币當作單純的流通手段的流通，有本質的不同，它不能是單純的買進賣出，在反複買賣與其價值額相當的商品資本中，要有一個價值加額，連同原來的貨币資本額，流回到出發點。
它的特征，就在于不斷從流通中取出比原來投入流通中還多的貨币。
也就是說，這裡存在着商人資本利潤問題以及與利潤有關的價格問題。
在産業資本的周轉上，我們已經知道，同額資本在一切條件相等的情況下，周轉得快，就有更多的可變資本實際發生作用，就有更多的年剩餘價值，從而有更多的利潤。
商人資本是不創造剩餘價值的，它的利潤，是取決于購買價格與出賣價格之差，這就給人們一個印象，好象商人的利潤的大小，全由賤買貴賣或薄利多賣、高利少賣的經營技巧決定，沒有什麼限制。
資産階級庸俗經濟學者們從這些表象發生了形形色色的幻想。
其實“他的售賣價格本來有兩個極限：一方面是商品的生産價格，那是他無力支配的；另一方面是平均利潤率，那也是他無力支配的。
他可以決定的唯一的事情，是他情願用更貴的還是用更便宜的商品來做買賣；可是甚至在這件事情上面，他可以支配的資本量以及其他一些事情，也會有同樣的發言權。
所以，他會怎麼辦，完全要取決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發展程度，而不是取決于商人的好惡”[209]。
這就是說，對于商品的售賣價格來說，生産價格已經是一個被确定了的外部前提；對于商人資本，我們由上面的說明，已經知道平均利潤率是一個已經給予的量，商人資本對于利潤或剩餘價值的創造，不直接發生作用，它不過會“比例于它在總資本中所占的部分，從産業資本所生産的利潤總量中，取得它份内應得的部分”[210]。
這說明，商人資本的利潤率，“一方面由産業資本所生産的利潤量決定，另一方面由總商業資本的相對量，由總商業資本對生産過程和流通過程中墊付的資本總額的數量關系決定”[211]。
而在事實上，這個商業資本總量對墊付在生産過程與流通過程的資本總額的數量關系，還要看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發展，達到了怎樣的階段。
在它不發展的階段，商人資本在社會總資本中所占的比例愈大，反之，則愈小，雖然絕對地說，它是愈來愈大了。
這是因為“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對商人資本說，将會發生二重的影響：同量商品将會由一個比較小量的實際發生功能的商人資本來周轉；因為商人資本将會有更快的周轉，作為基礎的再生産過程将會有更大的速度，商人資本對産業資本的比率将會減小。
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發展中，一切生産又都會變成商品生産，并且一切産品都會落到流通當事人手裡”[212]。
不過，這裡得指出，商人資本在不同的商業部門，有不同的周轉時間，在一年時間内，有不同的周轉次數；就是在同一商業部門，在循環的不同階段，周轉也快慢不等。
可是盡管如此，這并不會改變商人資本随着資本主義發展而有較迅速的周轉這一總的趨勢，也不會因此妨礙我們依據經驗在不同商業部門間找到一個平均的周轉次數。
由于商人資本不創造剩餘價值和利潤，它的利潤就不單是看周轉的快慢或周轉次數多少，而同時還要看所購買進來的商品，是以怎樣的價格銷售出去；要賣快一些，就得便宜一點，或者看行情，不妨遲點賣出，把售價提高一點。
商人的正常交易，隻能在這個範圍内，展開競争，無論如何，“一個定量商品資本的周轉上獲得的利潤，同周轉這個商品資本的貨币資本的周轉次數成反比例”[213]。
如果周轉得快，利潤就多，那末，商人資本的利潤就要大大超過産業資本利潤，一般利潤率的規律，就被完全破壞了。
我們以上關于商人資本的一個亞種——商品經營資本所講的話，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它的另一個亞種——貨币經營資本。
如果說，商品經營資本是産業資本把它在流通運動中的一部分操作，在商品資本形态上獨立出來，而貨币經營資本，則是把它在流通運動中的另一部分操作，在貨币資本形态上獨立出來。
隻不過，前者是專為産業資本家操作，而後者則是同時為産業資本家與商業資本家操作。
所有有關貨币當作購買手段、支付手段、貯藏手段等等所從事的純技術工作，以及由此所需要的勞動，都不創造價值，都是流通費用，最後都要由生産資本所創造的剩餘價值來支付，或者作為那種剩餘價值的一項扣除。
貨币經營業者不是作為産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的雇員，而是作為與他們相同的資本家來分取那個剩餘價值，他就和商業資本家一樣，要有他自己的特殊的勞動者了。
從上面關于商人資本形态的兩個亞種：商品經營資本與貨币經營資本的說明，使我們清楚看到，資産階級經濟學者把商人資本和投在礦業、農業、畜牧業、制造業上的資本一樣，當作産業資本來考察，該是如何悖理了。
不講一般的經濟學者，連亞當·斯密和李嘉圖，也力圖把他們由産業資本家直接引出的價值形成，利潤等等的原則，直接運用到商人資本，這就不僅認不清商業資本，而在商業資本與産業資本的聯系的說明中，也把産業資本看錯了。
其實，從曆史上來考察，商業資本是先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而老早就存在的自由資本形式。
由于它的存在，隻需要有簡單商品的和貨币的流通作為條件。
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它就是在貨币形态上，在生産圈外，作着促進交易的活動，從中取得利益。
所以，即使是“在一切以前的生産方式内，商人資本卻是表現為資本的最突出的功能”[214]。
商人資本由獨立于生産以外并支配着生産的活動，轉變到受支配于生産，從屬于産業，那是屬于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事。
馬克思在這裡指出了幾個非常重要的原則：（1）“說資本作為商人資本有獨立的和優勢的發展，意思就是說生産還沒有從屬于資本，就是說資本還是在一個和資本格格不入、不以它為轉移的社會生産形式的基礎上發展。
所以，商人資本的獨立發展，是與社會的一般經濟發展成反比例的”[215]，是與資本主義生産的發展程度
”[174]個别商品因勞動生産力提高，降低其價格；因所包含的勞動減少了，有酬勞動與無酬勞動都減少了，其利潤量也必然會減少，甚至在剩餘價值率有一定提高的場合，也是如此。
可是，就總生産物說，在任何場合，隻要資本所使用的勞動人數和以前相等，剝削程度也相等，其利潤量就不會降低到生産力未提高以前的利潤量以下。
這是因為個别生産物的利潤量減少了，生産物的數量依比例增加起來了。
可見利潤量的相對增加，是以不變資本對可變資本相比的增大和所用總資本的增加為前提，而不帶有任何任意性質。
“商品價格下降但就這個便宜商品的已經增大的總量計算的利潤量将會增加這一件事，實際不過是利潤率下降但利潤量同時增加這樣一個規律的另一個樣子的表現。
”[175] 從實際狀況看來，利潤率的下降，似乎并沒有完全和社會勞動生産力不斷發展，社會平均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相适應，以緻這個規律，隻表現為下降傾向的規律。
其原因就在于有些作用相反的因素，在“同這個一般規律的作用相交錯，并且把它抵消，使它隻有傾向的性質”[176]。
那些具有相反作用的原因是什麼呢？首先當然要講到勞動剝削程度的增進。
在第一卷論述絕對剩餘價值到相對剩餘價值轉變時，已把這種從外延上（延長勞動日）内延上（強度化勞動）增進勞動剝削程度的各種詳細情況指出了。
增進勞動剝削程度，就是提高剩餘價值率，利潤率的下降是會由此有所緩和的。
馬克思把生産相對剩餘價值的方法，看為是利潤率下降的秘密所在。
因為這種方法，“一方面，使一定量勞動盡可能多地轉化為剩餘價值，另一方面，和墊付資本相比而言，又盡可能少地使用勞動一般”[177]。
盡可能少地使用勞動，就要在總資本中減少可變資本對不變資本的比例，從而減少剩餘價值，降低利潤率；盡可能多地使一定量勞動轉化為剩餘價值，就要增進可變資本部分增殖價值的比例，提高剩餘價值率，而由是緩和利潤率的下降。
使用婦女兒童勞動，增進剝削程度，以及利用特殊發明在普及化以前獲得額外利潤方法等等，都對利潤率的下降，表現了一定的反作用。
至于在競争範圍内，把工資壓到勞動力價值以下的各種做法，當然會發生妨礙利潤率下降的結果。
就總資本中的不變資本說，無論是原料或固定資本，它的價值，都不會與其物質數量依同一比例增加。
勞動生産力的發展，一定量勞動所推動的不變資本量，是更大更多的了，但所推動的不變資本要素的價值量，卻是相對減少了。
這種不變資本要素低廉化現象不斷發生，也成為阻止利潤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同時，由于勞動生産力的發展，由于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而不斷形成的相對過剩人口，不但會因過多的、過于低廉的勞動力的存在，延遲一些生産部門的機械化過程，或者使另一些生産部門，把它的重點，由不變資本占優勢方面，移到可變資本占優勢方面，雖然這都隻能是總的發展趨勢中的一些曲折的插曲，但顯然會在阻止利潤下降方面發生作用。
以對外貿易而論，它在使不變資本要素低廉化，使一部分會轉化為可變資本要素的生活資料低廉化的限内，無疑會把利潤率提高起來；但馬克思在這裡特别指出了，一個發達的國家同不發達的殖民地國家進行貿易，或在那裡進行投資所獲得并送回本國的較高利潤率，“在沒有壟斷從中妨礙時，又為什麼不會參加一般利潤率的平均化，因此也不會相應地把一般利潤率提高呢”[178]。
此外，馬克思還講到了股份資本的增加對于利潤率的影響。
但當時的股份公司所經營的企業，如象鐵道之類，還隻提供比平均利潤率還低的利潤率，如果這種利潤率也參加到均衡過程中來，那末，一般利潤率就不是更高，而是更低了。
馬克思在分别講述了利潤率傾向下降的規律和作用相反的各種原因之後，又綜合起來，說明所有阻止利潤率下降的做法，幾乎都有進一步加強利潤率下降的作用，這就是這個規律的内部矛盾的展開。
正因這樣，利潤率就不僅是如上面第一篇講到的，會不斷把剩餘價值率表現得更低，甚至一個增進的剩餘價值率，也有一種趨勢，要表現為一個下降的利潤率。
不斷增進的剩餘價值率，無非是說明積累的不斷增加。
但積累的加速增加和利潤率的下降，“在二者都不過表現生産力發展的限度内，不過是同一個過程的不同表現。
積累，在有大規模的勞動集中，因而有高位的資本構成同它在一起發生的時候，會加速利潤率的下降。
另一方面，利潤率的下降又會加速資本的積聚，……加速資本的集中。
所以，積累率雖然會跟利潤率一同下降，但就總量來說，積累還是會由此加速”[179]。
關于這個矛盾，馬克思指出，隻能由資本主義生産的特殊性質及其特殊的生産方法來說明。
資本主義生産的直接目的是為了剩餘價值，為了剝削剩餘勞動，而它的直接剝削條件又和它的實現剝削成果的條件是分開的。
“一個隻受限制于社會的生産力，另一個卻要受限制于不同生産部門的比例性和社會的消費力。
但後者既非由絕對的生産力，也非由絕對的消費力決定，而是由那種建立在對抗性分配關系基礎上的消費力決定。
”[180]這種對抗性的分配關系，已經把廣大勞動人民的消費力，限制在極窄狹的限度内了；而剩餘價值資本化的積累沖動，和在競争戰中為了避免淘汰，要求不斷改良生産，擴大生産規模，也使資本家階級的不斷增加的消費力，受到一定的限制。
我們由此看到了，利潤率下降與積累增進的矛盾，剩餘價值的生産條件與它的實現條件的矛盾，以及與此相伴發生的一系列的矛盾，歸根到底，無非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産關系與生産力之間的總矛盾，在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不同的特殊的表現。
對于這個總矛盾，馬克思曾分别就生産擴大與價值增殖的沖突，就人口過剩時的資本過剩，以及就勞動生産力在不同生産部門的不同發展與競争，來展開說明。
他首先指出，勞動社會生産力的發展，自始就表現為是二重的：“第一，是表示在各種已經生産出來的生産力的大小上，表示在新的生産借以進行的各種生産條件的價值範圍和數量範圍上，表示在已經積累的生産資本的絕對量上。
第二，是表示在這一點上：同總資本相比而言，投在工資上面的資本部分相對地變得微小，也就是說，為定量資本的再生産和價值增殖所必要、為大量生産所必要的活的勞動相對地變得微小。
”[181]從這裡，已經明白顯示了生産擴大與價值增殖的沖突。
進一步“和所用勞動力相關而言，生産力的發展也是二重地表示着的：第一，是表示在剩餘勞動的增加上，也就是說，表示在再生産勞動力所必要的必要勞動時間的縮短上。
第二，是表示在推動一定量資本一般需用的勞動力的數量（即勞動者的人數）的減少上”[182]。
這兩方面的運動是相互聯系，互為條件，作為同一規律的不同表現現象而發生的。
就其對利潤率的影響來說，勞動生産力的發展，把推動一定量資本一般需用的勞動力的量或勞動人數減少了，當然要相應減少剩餘價值，從而降低利潤率；同時由于同一的發展把再生産勞動力所必需的必要勞動時間縮短了，把剩餘勞動時間增加了，即把剝削率增加了，剩餘價值會相應增加，利潤率因此有所提高。
不過，要由剝削程度的提高來補償勞動人數的減少，畢竟不能不受到自然的、生理的、社會的限制，“所以，它能夠阻礙利潤率的下降，但不能取消它”[183]。
我們知道，随着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發展，随着勞動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利潤率會下降，利潤量卻會因所使用的資本量的增加而增加。
而在資本量增加的同時，現有資本會減少價值，以緻妨礙利潤率下降，而由是使資本價值的積累，受到一種加速的刺激，同時又使可變資本對不變資本的比例的減少，進一步有所發展。
結果，生産擴大與價值增殖間的沖突，就在空間上并行的或時間上繼起的各種相互矛盾因素的作用下，周期地以這樣那樣的形式的危機暴發出來。
那些矛盾的形成，一般地可以說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産的目的和它達成目的所能采取的手段，具有不可調和的性質。
它的生産目的，是要盡可能最大地增殖價值，同時為了達到那個目的，又是傾向于盡可能最大地發展生産力，而發展生産力，又必然要降低利潤率，減少現有資本價值，使已經生産出來的各種生産要素，受到犧牲。
現在資本價值的不斷減少，現有勞動人口因可變資本對不變資本的相對減少，而顯得過剩，就成為資本主義生産不斷要克服的固有的限制；“但它用來克服這各種限制的手段，不過使這各種限制，按照一種新的更為激烈的程度擺在它的面前”[184]。
為什麼它隻能在這個圈圈裡打轉呢？因為“資本主義生産的真正限制，是資本自身，是這個事實：資本和它的價值增殖，表現為生産的始點和終點，表現為生産的動機和目的；……建立在生産者大衆被剝奪，陷于貧困這一個事實基礎上的資本價值的保存和增殖，隻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運動”[185]。
從這裡，我們也可看到資本過剩時的人口過剩的内情。
“所謂資本過多本質上總是指那種對利潤率的下降沒有利潤量的增大可以作為補償的資本——并且新形成的資本嫩芽，總是有這種情況——的過多，或是指這種過多，它在信用形式上把那種不能自己獨立行動的資本交給大産業部門的指揮人去支配。
”[186]前面講到，由勞動生産力提高引起利潤率下降，同時會因所使用的資本增加，而使利潤量增加。
如果利潤量的增加，夠補償利潤率的下降，資本就還會繼續投用下去，否則就要成為過剩而不被使用。
很顯然，資本成為過剩，勞動人口也要相對過剩，資本與勞動人口“二者是發生在對立的二極上：一方面是失業的資本，另一方面是失業的勞動人口”[187]。
這表明，資本也好，勞動人口也好，隻有在它能夠滿足增殖剩餘價值，提供利潤的要求的條件下，才是生産的，有用的。
而不能滿足這個要求的剩餘資本，在現實上，是這樣表現着的：“資本的一部分将會全部或部分地歇閑下來（因為它要增殖它的價值，就得把那種已經在功能中的資本從它的位置上擠出去），另一部分由于失業的或半失業的資本的壓迫，也隻好按較低的利潤率來增殖它的價值。
”[188]不論是已經在機能中的舊資本，還是追加資本，在價值減少過程中，會發生強烈的競争戰。
是哪一部分擠上來，是哪一部分完全陷在休止狀态中，那是由你死我活的競争戰來決定。
資産階級在相互間比較順利的情況下表現的“階級友愛”，一臨到這種關頭，就拼命把困難、損失和犧牲，推給對方。
資本的生産過剩，原包含着商品的生産過剩。
“市場上現有商品的一部分，隻是因為它的價格驚人縮小，也就是，因為它所代表的資本減值，方才能夠完成它的流通過程和再生産過程。
固定資本的各種要素，也會大小不等地按同樣的方式發生減值。
并且，因為一定的當作前提的價格關系本來是再生産過程的條件，所以，由于價格的一般下降，再生産過程就陷入停滞和混亂中了。
這種停滞和混亂，将會削弱貨币的支付手段功能，……破壞那種要在一定期限内實行的支付義務的連鎖。
而在那種和資本一同發展起來的信用制度因此崩潰時，更加尖銳起來，由此引起激烈的急性的危機，……。
”[189]在這樣情況下，商品的生産過剩，已經深刻地反映了資本的生産過剩（雖然那仍然不是絕對的，隻不過是沒有增殖價值功能的相對的過剩罷了）。
價值價格關系的一般下降，把整個流通過程再生産過程給全面破壞了。
這時，機器，工廠，原料……等等資材，能不能當作不變資本來吸收活勞動，要看競争的情況決定，同時，勞動人口能不能當作可變資本來推動物化勞動，也要靠競争狀況決定。
“生産的停滞，會使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歇閑，并由此使其中就業的部分，陷在這樣一種情況中，以緻他們隻好讓工資下降，甚至下降到平均以下。
”[190]雖然過剩的資本，從破壞性的危機中，逐漸恢複它的增殖價值功能的時候，也是過剩的勞動人口，得到被使用的機會的時候，但在資本主義生産條件下，資本是否過剩決定于：它能否發生增殖價值的功能和勞動人口能否以較機器為低廉的條件被使用。
這就表明，勞動人口的相對過剩，是曆史地決定的，盡管它在一定場合，同時反映着資本的生産過剩。
資本的生産過剩，并不是所生産的生活資料與全部人口的消費相比而顯得太多，也不是生産資料與勞動力相比而顯得過多，它僅僅是為了把生産資料和生活資料，當作對勞動者進行剝削的手段，依照一定的利潤率來發生功能，它們是周期地被生産得過多了。
正如馬克思所說：“不是已經有過多的财富生産出來。
而是已經有過多的财富，在它的資本主義的對抗性的形式上，周期地生産出來了。
”[191] 最後還須指出，勞動生産力發展，同時引起利潤率下降和利潤量增加的規律，不隻表現為生産擴大與價值增殖的沖突，不隻表現為勞動人口過剩與資本過剩的矛盾，并且這些沖突與矛盾，在不同的生産部門，不同的生産領域間，還有極其不同的反應。
在一些與各種自然條件有較密切聯系的生産部門，例如在森林業，采礦業方面，勞動生産力增進時，它們的自然條件，往往依相同的比例，變得豐度更小；一般生産部門的“不變資本的流動部分，原料等等，按數量來說，會比例于勞動生産力而不斷增加，固定資本，建築物，機器，照明設備，取暖設備等等，卻不是這樣。
機器雖然會在它的體量增大時絕對地說變得更貴，相對地說卻會變得便宜”[192]。
“關于在利潤率下降上表示出來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比率，和勞動生産率發展時在個别商品及其價格上表示出來的同一個比率之間的差别”[193]，那在前面有關章節中，已經一再說明了；此外，我們還知道，勞動生産力發展了，“盡管投在工資上面的可變資本已經相對減少，勞動者的絕對人數仍然會增加這一件事，并不是在一切生産部門都會發生，也不是在一切生産部門都按相等的程度發生。
在農業上面，活勞動要素的減少，便可以是絕對的”[194]。
所有這些參差不齊的條件，會使各種資本在改進生産技術的競争戰，變得非常錯綜複雜，但下面這幾點情況，卻是非常明白的：（1）新的生産方法要證示它的生産率有現實的增進，必須減少商品價值，“因活勞動減少引起的價值減少，必須抵消一切的價值增加而有餘”[195]。
這就是說，勞動生産率的增進，表現在商品價值的減少上，表現在商品中包含的總勞動的減少上，但要以總勞動中的活勞動的減少，超過物化勞動的增加為條件。
如果活勞動減少了，但其中無酬勞動部分對有酬勞動部分的比例卻增大，則剩餘價值率還會有所提高。
（2）資本家對于改進新生産方式，采用新發明，其所以感到興趣，隻是因為在所采用的發明沒有普及以前，他會在生産價格乃至價值以上售賣商品，由此得到額外利潤。
這已把資本主義的局限性，全暴露出來了。
結果，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愈向前發展，就愈顯得接近了它的可能極限；不論是就社會化了的龐大生産規模說也好，是就集中了愈多勞動人口的勞動組織形式說也好，還是就已經形成起來的跨越五大洲的世界市場說也好，都愈來愈和私有資本制不相容了。
龐大的社會生産力是被喚起了，而狹隘的生産關系，卻容納不了它。
——這是探讨利潤率傾向下降的規律提出的結論，也可以看作是這一卷前三篇全面系統說明利潤一般的總結。
接下去，就要講由利潤一般轉化的各種具體形式了。
（二）有關企業利潤、利息以及剩餘利潤轉化為地租的說明 1．商業利潤 這裡是就商業資本或商人資本講商業利潤的。
必須指出：前面講剩餘價值，講利潤一般時，主要是就産業資本立論，這裡才開始把商業資本當作一個獨立形式，來說明它的特殊的利潤形式。
馬克思一再講到，庸俗資産階級經濟學者幾乎從來沒有在這方面作過嘗試性的考察，原因之一，是他們沒有能力這樣做；又一個原因，是他們力圖把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引起的商品資本形式與貨币資本形式，以及進一步引起的商品經營形式與貨币經營形式，說成是由生産過程本身必然會引起的一般形式，借以抹煞資本主義的特質[196]。
就是近代經濟學方面的“最好的代表，都直接把商業資本和産業資本混在一起，實際完全忽視了商業資本的表示特征的性質”[197]。
要把商人資本或商業資本從産業資本分開，必須弄清它們的聯系。
我們已知道産業資本的運動，要通過三個資本變形，即貨币資本、生産資本、商品資本。
由貨币到商品的轉化，和由商品到貨币的轉化，都有一系列工作或技術手續要完成；這個轉化工作，分别要經曆一定的時間，要付出一定的勞動和資本。
這個工作全部或一部分，由産業資本家自己來做，他得墊出資本，并由此得到相應的利潤。
盡管在這種限度内，商業資本似乎沒有從産業資本分出來，商業利潤也沒有從産業利潤分出來，可是從資本能否增殖價值的功能上去看，它們畢竟是不能混同的。
事實上，由于分工與市場關系的發展，産業資本家（即生産資本家）自始就感到由他們自己兼作商品貨币的經營活動，不如把這些工作分出來，分别委托專人去擔任，要對他們更有利些。
結果就分出了專門經營商品的商品經營資本和專門經營貨币的貨币經營資本。
兩者都是商人資本或商業資本的亞種。
這種由商人掌握的商業資本與由産業資本家（生産資本家）掌握的資本的根本不同之點，就在于後者的功能在創造剩餘價值，而前者的功能則不過是幫助剩餘價值的實現。
可是，功能盡管不同，在資本主義生産條件下，用來幫助剩餘價值實現的資本，要求和創造剩餘價值的同額資本，獲有同樣多的利潤。
因為商人可以把他的資本用在商業上，也同樣可以用在産業上；商人不把他的資本用在商業上，産業資本家就需自己為流通墊付追加資本。
因此，原來以産業資本家為代表通過産業資本的三種變形——貨币資本、生産資本、商品資本——而創造并實現的剩餘價值（就社會總資本講就是利潤），就要按照這種為流通而投下的資本比例，分割去剩餘價值或利潤一部分。
由于商業資本原來就是不創造剩餘價值的，就是不參加利潤的生産而分取利潤的，而“平均利潤，從而一般利潤率，首先必須當作不同生産部門的産業資本所實際生出的利潤或剩餘價值的平均化來說明”[198]。
所以，它在流通中，通過流通賺取的利潤，并不曾參加一般利潤率的形成，卻會把一般利潤率壓下。
當作不同生産部門實際生産的利潤或剩餘價值的均衡來看的一個平均利潤，或一般利潤率，原來是較高的，由于産業資本家必須借助于商人資本來實現他的剩餘價值，他就不能不在生産價格以下把商品售給商人，後者再按生産價格把商品售給消費者，使商人由買價同賣價之間的差額，得到比例于他的墊付資本在總資本中所占有的部分的相應利潤即商業利潤，這一來，原來的一般利潤率，就因商人資本參加進來，而被壓低下來。
馬克思把這個稱之為“因為有商人資本介入而補充起來的利潤的平均化”[199]。
這個平均利潤率，就把直接從事剝削的資本家的利潤率，表現得更小了。
資産階級古典經濟學者也認定流通過程為純粹形式變化，不增殖價值，但他們不僅沒有說明不創造剩餘價值卻必須參加剩餘價值分配的過程，尤其完全沒有觸到當作資本來看的商人資本、當作資本家的商人是如何進行剝削的。
馬克思講到了商人資本的構成，他指出了在購買費用和銷售費用中，一些是不變資本成分，如事務所，簿記用紙張，通信郵票等等；還有可變資本成分，如對商業上的工資勞動者的墊付。
“這全部費用都不是在商品使用價值的生産上發生的，而是在商品價值的實現上發生的；它們是純粹的流通費用。
它們不會加入到直接的生産過程中去，但會加入到流通過程中去，因此會加入到再生産的總過程中去。
”[200]在它們中間，不變資本費用是容易交代的，“當這個成本要素是由流動資本構成時，它會全部當作追加的要素加入到商品的售賣價格中去；當這個成本要素是由固定資本構成時，它就會比例于固定資本的磨損，當作追加要素加入到商品的售賣價格中去”[201]。
但在可變資本方面，問題就不簡單了。
隻存在于流通過程中的這種可變資本，如何适用由生産上所費必要勞動決定商品價值的規律呢？在商人資本上，積累是怎樣表現的呢？而在社會的現實再生産過程内，商人資本又是怎樣發生功能的呢？所有這些問題，需要有所說明。
如何進行說明，馬克思給予了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指示：“因為商人資本絕對不外是在流通過程中發生功能的産業資本一部分的獨立化的形式，所以一切與此有關的問題，都必須用這個方法去解決。
”[202]也就是說，考察商人的可變資本，必須把雇傭商業勞動者的商業事務所，看作是産業資本的與工場有别的商業事務所。
一個産業資本家，“必須有這種操作，以便賣掉那種處在商品資本形式上的産品，然後把由此得到的貨币再轉化為生産資料，并為整個過程實行計算”。
因此，“就有雇用那種真正形成商業事務所的商業工資雇傭勞動者的必要”[203]。
但由于這種雇傭，隻是用在一個已經創造出來的價值的實現上，不會直接增加剩餘價值，隻有在減少實現剩餘價值的費用的限度内，才有利于産業資本家。
所以，産業資本家對于這種工資勞動者的看法，就和對于他在生産上使用的工資勞動者的看法，不是一個态度；對于前者，在剩餘價值率不變的條件下，他認為雇傭人數越多越好，而對于後者，則認為雇傭人數愈少愈好。
要怎樣才好節省這種會限制利潤率的墊付呢？當然最好是把他的業務的商業部分，交給商人，讓商人去雇傭工資勞動者，集中經營，借此大大節省費用。
商人支配下的商業事務所的工資勞動者，不直接生産剩餘價值，“但他的勞動的價格是由他的勞動力的價值決定，所以是由他的勞動力的生産費用決定，而這個勞動力的應用，當作體力的一種發揮，一種支出，一種消耗，卻和任何其他一個工資雇傭勞動者的情況一樣，不為他的勞動力的價值所限制”[204]。
因此，他有益于資本家的，是因為他在他完成那一部分沒有報酬勞動的時候，使實現剩餘價值的費用減少。
商業工資勞動者，他所提供的無償勞動，就象是商業資本家的利潤的源泉。
所以，對于産業資本說來，包括商業工資支出的全部流通費用，盡管成為破費，而對商業資本說來，投在流通費用上的支出，卻是“一種生産的投資。
所以，它所購買的商業勞動，對它來說，也是一種直接生産的勞動”[205]。
至于商業利潤，如何受到商人資本周轉的影響的問題，馬克思在“商人資本的周轉。
價格”這一章（即第十八章），就以次諸點加以解析：（1）商人資本的周轉和産業資本的周轉有何不同，它們的關系怎樣？（2）商人資本的周轉速度對商品價格，從而對商業利潤，有什麼影響？（3）商品價格是不是可以由商人随心所欲地自由決定，或隻是聽憑競争去決定，而不受到價值——剩餘價值關系的限制？第一點是容易說明的，“産業資本的周轉，是它的生産時間和流通時間的統一，所以包括着整個生産過程。
與此相反，商人資本的周轉，因為事實上不過是商品資本的一個獨立分離的運動”[206]。
這個商人資本或就這裡所說的“商品經營資本的反複周轉，永遠不外表示購買和售賣的反複；産業資本的反複周轉，卻表示着總再生産過程（其中包括消費過程）的周期性和更新”[207]。
但很顯然，購買與售賣的反複，要受到生産和消費兩方面的限制：“商人墊付的貨币資本的流通速度，取決于：（1）生産過程更新和不同生産過程互相銜接的速度；（2）消費的速度。
”[208]正是由于商人所墊付的貨币資本的流通，與貨币當作單純的流通手段的流通，有本質的不同，它不能是單純的買進賣出，在反複買賣與其價值額相當的商品資本中，要有一個價值加額，連同原來的貨币資本額，流回到出發點。
它的特征，就在于不斷從流通中取出比原來投入流通中還多的貨币。
也就是說，這裡存在着商人資本利潤問題以及與利潤有關的價格問題。
在産業資本的周轉上，我們已經知道，同額資本在一切條件相等的情況下，周轉得快，就有更多的可變資本實際發生作用，就有更多的年剩餘價值，從而有更多的利潤。
商人資本是不創造剩餘價值的，它的利潤，是取決于購買價格與出賣價格之差，這就給人們一個印象，好象商人的利潤的大小，全由賤買貴賣或薄利多賣、高利少賣的經營技巧決定，沒有什麼限制。
資産階級庸俗經濟學者們從這些表象發生了形形色色的幻想。
其實“他的售賣價格本來有兩個極限：一方面是商品的生産價格，那是他無力支配的；另一方面是平均利潤率，那也是他無力支配的。
他可以決定的唯一的事情，是他情願用更貴的還是用更便宜的商品來做買賣；可是甚至在這件事情上面，他可以支配的資本量以及其他一些事情，也會有同樣的發言權。
所以，他會怎麼辦，完全要取決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發展程度，而不是取決于商人的好惡”[209]。
這就是說，對于商品的售賣價格來說，生産價格已經是一個被确定了的外部前提；對于商人資本，我們由上面的說明，已經知道平均利潤率是一個已經給予的量，商人資本對于利潤或剩餘價值的創造，不直接發生作用，它不過會“比例于它在總資本中所占的部分，從産業資本所生産的利潤總量中，取得它份内應得的部分”[210]。
這說明，商人資本的利潤率，“一方面由産業資本所生産的利潤量決定，另一方面由總商業資本的相對量，由總商業資本對生産過程和流通過程中墊付的資本總額的數量關系決定”[211]。
而在事實上，這個商業資本總量對墊付在生産過程與流通過程的資本總額的數量關系，還要看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發展，達到了怎樣的階段。
在它不發展的階段，商人資本在社會總資本中所占的比例愈大，反之，則愈小，雖然絕對地說，它是愈來愈大了。
這是因為“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對商人資本說，将會發生二重的影響：同量商品将會由一個比較小量的實際發生功能的商人資本來周轉；因為商人資本将會有更快的周轉，作為基礎的再生産過程将會有更大的速度，商人資本對産業資本的比率将會減小。
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發展中，一切生産又都會變成商品生産，并且一切産品都會落到流通當事人手裡”[212]。
不過，這裡得指出，商人資本在不同的商業部門，有不同的周轉時間，在一年時間内，有不同的周轉次數；就是在同一商業部門，在循環的不同階段，周轉也快慢不等。
可是盡管如此，這并不會改變商人資本随着資本主義發展而有較迅速的周轉這一總的趨勢，也不會因此妨礙我們依據經驗在不同商業部門間找到一個平均的周轉次數。
由于商人資本不創造剩餘價值和利潤，它的利潤就不單是看周轉的快慢或周轉次數多少，而同時還要看所購買進來的商品，是以怎樣的價格銷售出去；要賣快一些，就得便宜一點，或者看行情，不妨遲點賣出，把售價提高一點。
商人的正常交易，隻能在這個範圍内，展開競争，無論如何，“一個定量商品資本的周轉上獲得的利潤，同周轉這個商品資本的貨币資本的周轉次數成反比例”[213]。
如果周轉得快，利潤就多，那末，商人資本的利潤就要大大超過産業資本利潤，一般利潤率的規律，就被完全破壞了。
我們以上關于商人資本的一個亞種——商品經營資本所講的話，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它的另一個亞種——貨币經營資本。
如果說，商品經營資本是産業資本把它在流通運動中的一部分操作，在商品資本形态上獨立出來，而貨币經營資本，則是把它在流通運動中的另一部分操作，在貨币資本形态上獨立出來。
隻不過，前者是專為産業資本家操作，而後者則是同時為産業資本家與商業資本家操作。
所有有關貨币當作購買手段、支付手段、貯藏手段等等所從事的純技術工作，以及由此所需要的勞動，都不創造價值，都是流通費用，最後都要由生産資本所創造的剩餘價值來支付，或者作為那種剩餘價值的一項扣除。
貨币經營業者不是作為産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的雇員，而是作為與他們相同的資本家來分取那個剩餘價值，他就和商業資本家一樣，要有他自己的特殊的勞動者了。
從上面關于商人資本形态的兩個亞種：商品經營資本與貨币經營資本的說明，使我們清楚看到，資産階級經濟學者把商人資本和投在礦業、農業、畜牧業、制造業上的資本一樣，當作産業資本來考察，該是如何悖理了。
不講一般的經濟學者，連亞當·斯密和李嘉圖，也力圖把他們由産業資本家直接引出的價值形成，利潤等等的原則，直接運用到商人資本，這就不僅認不清商業資本，而在商業資本與産業資本的聯系的說明中，也把産業資本看錯了。
其實，從曆史上來考察，商業資本是先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而老早就存在的自由資本形式。
由于它的存在，隻需要有簡單商品的和貨币的流通作為條件。
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它就是在貨币形态上，在生産圈外，作着促進交易的活動，從中取得利益。
所以，即使是“在一切以前的生産方式内，商人資本卻是表現為資本的最突出的功能”[214]。
商人資本由獨立于生産以外并支配着生産的活動，轉變到受支配于生産，從屬于産業，那是屬于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事。
馬克思在這裡指出了幾個非常重要的原則：（1）“說資本作為商人資本有獨立的和優勢的發展，意思就是說生産還沒有從屬于資本，就是說資本還是在一個和資本格格不入、不以它為轉移的社會生産形式的基礎上發展。
所以，商人資本的獨立發展，是與社會的一般經濟發展成反比例的”[215]，是與資本主義生産的發展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