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資本論》研究的對象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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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本論》的哲學基礎
我們知道，馬克思撰寫《資本論》是為了完成一項時代所賦予他的階級曆史任務，那就是教育指導工人階級進行革命鬥争的任務。
我們又知道，馬克思很出色地完成了這個任務。
恩格斯對于《資本論》的評語是：“自地球上有資本家和工人以來，沒有一本書象我們面前這本書那樣，對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
”[10]而勞動者對于《資本論》的反應，則是如馬克思自己所說的：“《資本論》迅速在德國工人階級廣大範圍内得到的理解，對我的勞動來說，是一種最好的報酬。
”[11]《資本論》所以對工人階級那樣重要，工人階級所以能很快地領悟并接受《資本論》裡面所講的道理，就因為那些道理不但符合工人階級的實際情況，而且也符合于他們的要求和對未來的展望；使他們從傳統的流行的社會思想意識，特别是從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乃至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束縛中，解脫出來。
這就表明，作為一部經濟學論著來看，《資本論》首先就不能不是對于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對于政治經濟學的革命。
或者說，不能不是把為資産階級服務的政治經濟學，變革為為工人階級服務的政治經濟學了。
要對政治經濟學作這樣的變革，也并不是說，把以往資産階級經濟學者幾百年研究的成果，全抛在一邊，重新另起爐竈，那樣做，不但不符合人類科學發展上需要不斷總結經驗，接受優秀遺産的現實道理，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要盡量吸收利用以往有關科學知識，來為工人階級事業服務的有效途徑。
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要做的，就是在對資産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展開去粗取精、去僞存真的批判吸收中，建立起新的經濟理論體系。
這樣一個科學革命工作，顯然不能就資産階級經濟學的某一些方面或某一些論點，枝枝節節地去批判，而是要在一個正确的科學體系中，去看它這一方面那一方面的理論或論點，對在哪裡，錯在哪裡。
恩格斯對《政治經濟學批判》就這樣說明過：“我們面前的這部著作，絕不是對經濟學的個别章節作零碎的批判，絕不是對經濟學的某些争論問題作孤立的研究。
相反，它一開始就以系統地概括經濟科學的全部複雜内容，并且在聯系中闡述資産階級生産和資産階級交換的規律為目的。
既然經濟學家無非是這些規律的解釋者和辯護人，那末，這種闡述同時也就是對全部經濟學文獻的批判。
”[12]我們知道，《資本論》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續篇，恩格斯對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話，當然适用于《資本論》。
事實上，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者（不單是庸俗的，也包括古典的）的緻命缺點，就在于他們的研究，缺少正确的哲學基礎，也就是說，缺少科學的世界觀、曆史觀和方法原理。
由于他們對于自己所研究的對象，即資本主義制度，在一方面，自始就把它看作是人類社會最合理的、最後的制度，是再也不會變革的制度；同時又不自覺其矛盾地、籠統地把它看作是人類的社會制度，以為這種制度下存在的各種經濟範疇、原則、規律，适用于人類不同的社會。
由前一個錯誤的看法，就促使他們把一些不合理的經濟關系、經濟現象，盡量說成是合理的、自然的；由後一個錯誤的看法，又使他們把一些隻是具有資本主義特質特點的東西，說成是普遍的、一般的。
這就說明，他們對于資本主義制度的研究，不僅采取了形而上學的觀點，在那種觀點的指導下，還運用了極不正确的方法。
馬克思恰好是從這裡下手，來展開他對于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并由此确立他的新的政治經濟學體系的。
馬克思的哲學，包括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
正如他的政治經濟學是在批判吸收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樣，他的哲學也是在批判吸收古典哲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但是有一點必須指出，如果說，他的唯物論是清算了費爾巴哈等舊唯物論者的機械的、形而上學的傾向的結果，他的辯證法是清算了黑格爾唯心主義的因素的結果；而他的唯物史觀，則是他把他的唯物論與辯證法結合起來形成的辯證唯物論，進一步擴展到社會生活領域，而作出的一個嶄新的發現。
由于這個發現，我們就對自然、對社會、對人類思想本身，有一個完整的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同時也有了符合這個世界觀的本質要求的辯證方法原理。
從這個世界觀出發，從存在決定意識這個根本的命題出發，引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再在社會存在中引出物質生活的生産方式決定着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過程的原則；再在物質生活生産方式中，引出生産力與生産關系這兩個相适應又相矛盾的辯證的規定因素。
這樣，就為一切社會科學，特别是為政治經濟學找到了如何進行研究，并且必須從哪裡着手去研究的客觀依據。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這樣表述了作為他研究政治經濟學的一般導線的唯物曆史觀：“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産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産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适
我們又知道，馬克思很出色地完成了這個任務。
恩格斯對于《資本論》的評語是：“自地球上有資本家和工人以來，沒有一本書象我們面前這本書那樣，對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
”[10]而勞動者對于《資本論》的反應，則是如馬克思自己所說的：“《資本論》迅速在德國工人階級廣大範圍内得到的理解，對我的勞動來說，是一種最好的報酬。
”[11]《資本論》所以對工人階級那樣重要，工人階級所以能很快地領悟并接受《資本論》裡面所講的道理，就因為那些道理不但符合工人階級的實際情況，而且也符合于他們的要求和對未來的展望；使他們從傳統的流行的社會思想意識，特别是從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乃至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束縛中，解脫出來。
這就表明，作為一部經濟學論著來看，《資本論》首先就不能不是對于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對于政治經濟學的革命。
或者說，不能不是把為資産階級服務的政治經濟學，變革為為工人階級服務的政治經濟學了。
要對政治經濟學作這樣的變革，也并不是說，把以往資産階級經濟學者幾百年研究的成果，全抛在一邊，重新另起爐竈，那樣做，不但不符合人類科學發展上需要不斷總結經驗，接受優秀遺産的現實道理，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要盡量吸收利用以往有關科學知識，來為工人階級事業服務的有效途徑。
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要做的，就是在對資産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展開去粗取精、去僞存真的批判吸收中，建立起新的經濟理論體系。
這樣一個科學革命工作，顯然不能就資産階級經濟學的某一些方面或某一些論點，枝枝節節地去批判，而是要在一個正确的科學體系中，去看它這一方面那一方面的理論或論點，對在哪裡，錯在哪裡。
恩格斯對《政治經濟學批判》就這樣說明過：“我們面前的這部著作，絕不是對經濟學的個别章節作零碎的批判，絕不是對經濟學的某些争論問題作孤立的研究。
相反，它一開始就以系統地概括經濟科學的全部複雜内容，并且在聯系中闡述資産階級生産和資産階級交換的規律為目的。
既然經濟學家無非是這些規律的解釋者和辯護人，那末，這種闡述同時也就是對全部經濟學文獻的批判。
”[12]我們知道，《資本論》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續篇，恩格斯對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話，當然适用于《資本論》。
事實上，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者（不單是庸俗的，也包括古典的）的緻命缺點，就在于他們的研究，缺少正确的哲學基礎，也就是說，缺少科學的世界觀、曆史觀和方法原理。
由于他們對于自己所研究的對象，即資本主義制度，在一方面，自始就把它看作是人類社會最合理的、最後的制度，是再也不會變革的制度；同時又不自覺其矛盾地、籠統地把它看作是人類的社會制度，以為這種制度下存在的各種經濟範疇、原則、規律，适用于人類不同的社會。
由前一個錯誤的看法，就促使他們把一些不合理的經濟關系、經濟現象，盡量說成是合理的、自然的；由後一個錯誤的看法，又使他們把一些隻是具有資本主義特質特點的東西，說成是普遍的、一般的。
這就說明，他們對于資本主義制度的研究，不僅采取了形而上學的觀點，在那種觀點的指導下，還運用了極不正确的方法。
馬克思恰好是從這裡下手，來展開他對于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并由此确立他的新的政治經濟學體系的。
馬克思的哲學，包括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
正如他的政治經濟學是在批判吸收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樣，他的哲學也是在批判吸收古典哲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但是有一點必須指出，如果說，他的唯物論是清算了費爾巴哈等舊唯物論者的機械的、形而上學的傾向的結果，他的辯證法是清算了黑格爾唯心主義的因素的結果；而他的唯物史觀，則是他把他的唯物論與辯證法結合起來形成的辯證唯物論，進一步擴展到社會生活領域，而作出的一個嶄新的發現。
由于這個發現，我們就對自然、對社會、對人類思想本身，有一個完整的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同時也有了符合這個世界觀的本質要求的辯證方法原理。
從這個世界觀出發，從存在決定意識這個根本的命題出發，引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再在社會存在中引出物質生活的生産方式決定着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過程的原則；再在物質生活生産方式中，引出生産力與生産關系這兩個相适應又相矛盾的辯證的規定因素。
這樣，就為一切社會科學，特别是為政治經濟學找到了如何進行研究，并且必須從哪裡着手去研究的客觀依據。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這樣表述了作為他研究政治經濟學的一般導線的唯物曆史觀：“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産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産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