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 南雜劇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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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一種，他說：“每出一事，似劇體，按歲月，選佳事。
裁制新異，詞調充雅，可謂滿意。
”則其書正與升庵《太和記》相同。
然其作者則為許潮。
沈泰的《盛明雜劇二集》，著錄許潮的雜劇最多，凡八種，大約皆為《泰和記》中的短劇。
然他于《武陵春》一劇雖标許氏之名，而首頁上端則特著之道：“弇州诮升庵多川調，不甚諧南北本腔。
說者謂此論似出于妒。
今特遴數劇以商之知音者。
”而于其下的《蘭亭會》[3]一劇其作者之名下則直題升庵。
似沈氏當時，尚未别白清楚《泰和記》一書，究竟是楊著或許著。
焦循《劇說》：“餘嘗憾元人曲，不及東方曼倩事，或有之而不傳也。
明楊升庵有割肉遺細君一折。
”（卷三）又同書：“近伶人所演陳仲子一折，向疑出《東郭記》，乃檢之實無是也。
今得楊升庵所撰《太和記》，是折乃出其中。
甚矣博物之難也！”（卷四）以此說證之《也是園書目》，則升庵實有《太和記》一書可知。
胡文煥《群音類選》，載《泰和記》十出，其中正有“東方朔割肉遺細君”。
而《王羲之》、《劉蘇州》諸出，則又同《盛明雜劇》。
是《雜劇》本所載《泰和記》又實為升庵作可知。
或者，《太和記》原有兩本，一為許潮作，一為升庵作，其體裁又俱相同，故後人往往混之而為一。
連《盛明雜劇》的編者也分别不清，故有目題許作，而評語又稱楊作之矛盾發生。
李開先所著雜劇，今存《園林午夢》[4]，蓋為《一笑散》中的一種。
開先初與王慎中、唐順之等号稱嘉靖八才子。
然不甚争時名，獨孜孜于當世所不為的詞曲之業。
他所藏的曲，在當時為最富，有“詞山曲海”之稱。
但論者對于他的作品往往以“詞意浮淺”譏之。
蓋因其一面雖不肯失文士的面目，一面卻欲力求與民衆相合拍，因此頗露着矛盾之态。
這是讀中麓作品者所都可看得出的。
錢謙益的《列朝詩集》說：“伯華弱冠登朝，奉使銀夏，訪康德涵、王敬夫于武功、鄂、杜之間。
賦詩度曲，引滿稱壽。
二公恨相見晚也。
罷歸，置田産，蓄聲妓，征歌度曲，為新聲小令，掐彈放歌，自謂馬東籬、張小山無以過也。
為文一篇辄萬言，詩一韻辄百首，不循格律，诙諧調笑，信手放筆。
所著詞多于文。
文多于詩。
又改定元人傳奇樂府數百卷。
搜集市井豔詞、詩禅、對類之屬，多流俗瑣碎，士大夫所不道者。
嘗謂古來才士，不得乘時枋用。
非以樂事系其心，往往發狂病死。
今借此以坐銷歲月，暗老豪傑耳。
”“借此坐銷歲月”數語，意願可悲，卻可見他對于文藝并非以真誠從事，所以常多草率随意之作。
汪道昆[5]在實際上是這時代中第一個着意于寫作雜劇的人。
道昆字伯玉，号南溟，歙縣人。
除義烏知縣。
曆襄陽知府，福建副使，按察使。
擢右佥都禦史，巡撫福建，改鄖陽，進右副都禦史，巡撫湖廣。
召拜兵部侍郎。
有《太函集》一百二十卷，又有《大雅堂雜劇》[6]四種。
道昆與王世貞等同時，世目之為“後五子”。
雖不得預與“後七子”之列，然文名甚著。
七子相繼凋謝後，世貞與道昆之名乃益著。
論者往往以汪、王并稱。
然王既不甚滿人意，汪則更為後人所譏诮。
沈德符說：“汪文刻意摹古，僅有合處。
至碑版記事之文，時授古語，以證今事，往往扡格不暢。
其病大抵與曆下同。
弇州晚年甚不服之。
嘗雲：餘心服江陵之功，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惡也。
予心诽太函之文，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好也。
無奈此二屈事何！是亦定論。
”（《野獲編》）錢謙益也說：“伯玉名成之後，肆意縱筆，沓拖潦倒，而循聲者猶目之曰大家。
于詩本無所解，沿襲七子末流，妄為大言欺世。
”（《列朝詩集》）他的雜劇也不甚得好評。
沈德符說，“北雜劇已為金、元大手擅勝場。
今人不複能措手。
曾見汪太函四作，為《宋玉高唐夢》、《唐明皇七夕長生殿》、《範少伯遊五湖》、《陳思王遇洛神》，都非當行。
”（《顧曲雜言》）以北劇的格律律之，這幾劇當然不是“當行”之作。
然辭語亦頗尖新可喜。
在故事上，在文辭上，在在都可見其為文人之劇而非民衆的腳本，是案上的讀本，而非場上的戲劇。
說白是整饬雅潔的，曲文更是深奧富麗，多用典實。
離“本色”日益遠，而離文人的抒情劇則日益近了。
楚襄王陽台入夢 今所見伯玉的《大雅堂四種》是：《楚襄王陽台入夢》、《陶朱公五湖泛舟》、《張京兆戲作遠山》、《陳思王悲生洛水》，與沈德符所說的四種，中有一種不同。
當是沈氏記錯。
這四劇都隻是寥寥的“一折”。
故事的趣味少，而抒情的成分卻很重。
在格律上，這些雜劇也完全打破了北劇的嚴規。
最可注意的是：（一）有“引子”，以“末”來開場；（二）全劇都隻有一折，并不像元人北劇之至少必須四折；（三）唱曲文的，并不限定主角一人，什麼人都可以唱幾句。
南戲的成規，在這時已完全引進到雜劇中來了。
梁辰魚雜劇有《紅線女》及《紅绡》。
伯龍以《浣紗記》得盛名。
《紅線女》[7]叙的是唐人袁郊《甘澤謠》中所記的一個故事。
當藩鎮相争，天下大亂之際，人心雖怨怒，卻無法奈那一班好亂的武人悍将何，于是便造作許多俠士的故事，誅奸吓強，聊以快意。
紅線的故事，便是許多俠士故事中的一篇。
梁氏此劇，嚴守北劇規則，全劇皆以旦角主唱。
此種故事，本來隻能成為短篇，鋪張成為四折，頗覺索然無味。
同時胡汝嘉[8]亦有《紅線記》一劇，然不傳。
汝嘉字懋禮，号秋宇，金陵人，嘉靖己醜進士。
在翰林，以言事忤政府，出為藩參。
顧起元說：“先生文雅風流，不操常律。
所著小說書數種；多奇豔聞，亦有閨閣之靡，人所不忍言，如《蘭芽》等傳者。
今皆秘不傳。
所著《女俠韋十一娘傳》記程德瑜雲雲，托以诟當事者也。
其《紅線雜劇》，大勝梁辰魚。
”（《客座贅語》）惜今未得見汝嘉的紅線，不知其“大勝梁辰魚”者果何所在。
梁氏的《紅绡雜劇》，今未見。
其所叙的故事，則與梅鼎祚的《昆侖奴雜劇》相同，皆本于唐人的傳奇。
紅線女夜竊黃金盒 沈璟的《屬玉堂十七種傳奇》中，有兩種是以雜劇之體出之的：即《十孝記》與《博笑記》。
《新傳奇品》說：“《十孝》，有關風化，每事以三出，似劇體。
此自先生創之。
末段徐庶返漢，曹操被擒，大快人意。
”《群音類選》所載《十孝記》，每事皆選一出，惟少說白耳。
《新傳奇品》又說：“《博笑》，體與《十孝》類，雜取《耳談》中事譜之，辄令人絕倒。
先生遊戲至此，神化極矣。
”今有天啟刻本（上海有石印本）。
沈自晉說：“《十孝記》系先詞隐作，如雜劇體十段。
”像《十孝》這種體裁，以略相類似的故事數篇或數十篇合為一帙，而題以一個總名者，在前一個時期及這個時期都有；而以這個時期為最盛。
其作俑似當始于前期沈采的《四節記》。
《四節》系以叙寫四時景節的四劇，合而為一者。
其每一劇實即一個雜劇。
其後，小帙者如汪道昆的《大雅
裁制新異，詞調充雅，可謂滿意。
”則其書正與升庵《太和記》相同。
然其作者則為許潮。
沈泰的《盛明雜劇二集》，著錄許潮的雜劇最多，凡八種，大約皆為《泰和記》中的短劇。
然他于《武陵春》一劇雖标許氏之名，而首頁上端則特著之道：“弇州诮升庵多川調，不甚諧南北本腔。
說者謂此論似出于妒。
今特遴數劇以商之知音者。
”而于其下的《蘭亭會》[3]一劇其作者之名下則直題升庵。
似沈氏當時，尚未别白清楚《泰和記》一書，究竟是楊著或許著。
焦循《劇說》：“餘嘗憾元人曲，不及東方曼倩事，或有之而不傳也。
明楊升庵有割肉遺細君一折。
”（卷三）又同書：“近伶人所演陳仲子一折，向疑出《東郭記》，乃檢之實無是也。
今得楊升庵所撰《太和記》，是折乃出其中。
甚矣博物之難也！”（卷四）以此說證之《也是園書目》，則升庵實有《太和記》一書可知。
胡文煥《群音類選》，載《泰和記》十出，其中正有“東方朔割肉遺細君”。
而《王羲之》、《劉蘇州》諸出，則又同《盛明雜劇》。
是《雜劇》本所載《泰和記》又實為升庵作可知。
或者，《太和記》原有兩本，一為許潮作，一為升庵作，其體裁又俱相同，故後人往往混之而為一。
連《盛明雜劇》的編者也分别不清，故有目題許作，而評語又稱楊作之矛盾發生。
李開先所著雜劇，今存《園林午夢》[4]，蓋為《一笑散》中的一種。
開先初與王慎中、唐順之等号稱嘉靖八才子。
然不甚争時名，獨孜孜于當世所不為的詞曲之業。
他所藏的曲，在當時為最富，有“詞山曲海”之稱。
但論者對于他的作品往往以“詞意浮淺”譏之。
蓋因其一面雖不肯失文士的面目，一面卻欲力求與民衆相合拍，因此頗露着矛盾之态。
這是讀中麓作品者所都可看得出的。
錢謙益的《列朝詩集》說：“伯華弱冠登朝，奉使銀夏，訪康德涵、王敬夫于武功、鄂、杜之間。
賦詩度曲，引滿稱壽。
二公恨相見晚也。
罷歸，置田産，蓄聲妓，征歌度曲，為新聲小令，掐彈放歌，自謂馬東籬、張小山無以過也。
為文一篇辄萬言，詩一韻辄百首，不循格律，诙諧調笑，信手放筆。
所著詞多于文。
文多于詩。
又改定元人傳奇樂府數百卷。
搜集市井豔詞、詩禅、對類之屬，多流俗瑣碎，士大夫所不道者。
嘗謂古來才士，不得乘時枋用。
非以樂事系其心，往往發狂病死。
今借此以坐銷歲月，暗老豪傑耳。
”“借此坐銷歲月”數語，意願可悲，卻可見他對于文藝并非以真誠從事，所以常多草率随意之作。
汪道昆[5]在實際上是這時代中第一個着意于寫作雜劇的人。
道昆字伯玉，号南溟，歙縣人。
除義烏知縣。
曆襄陽知府，福建副使，按察使。
擢右佥都禦史，巡撫福建，改鄖陽，進右副都禦史，巡撫湖廣。
召拜兵部侍郎。
有《太函集》一百二十卷，又有《大雅堂雜劇》[6]四種。
道昆與王世貞等同時，世目之為“後五子”。
雖不得預與“後七子”之列，然文名甚著。
七子相繼凋謝後，世貞與道昆之名乃益著。
論者往往以汪、王并稱。
然王既不甚滿人意，汪則更為後人所譏诮。
沈德符說：“汪文刻意摹古，僅有合處。
至碑版記事之文，時授古語，以證今事，往往扡格不暢。
其病大抵與曆下同。
弇州晚年甚不服之。
嘗雲：餘心服江陵之功，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惡也。
予心诽太函之文，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好也。
無奈此二屈事何！是亦定論。
”（《野獲編》）錢謙益也說：“伯玉名成之後，肆意縱筆，沓拖潦倒，而循聲者猶目之曰大家。
于詩本無所解，沿襲七子末流，妄為大言欺世。
”（《列朝詩集》）他的雜劇也不甚得好評。
沈德符說，“北雜劇已為金、元大手擅勝場。
今人不複能措手。
曾見汪太函四作，為《宋玉高唐夢》、《唐明皇七夕長生殿》、《範少伯遊五湖》、《陳思王遇洛神》，都非當行。
”（《顧曲雜言》）以北劇的格律律之，這幾劇當然不是“當行”之作。
然辭語亦頗尖新可喜。
在故事上，在文辭上，在在都可見其為文人之劇而非民衆的腳本，是案上的讀本，而非場上的戲劇。
說白是整饬雅潔的，曲文更是深奧富麗，多用典實。
離“本色”日益遠，而離文人的抒情劇則日益近了。
楚襄王陽台入夢 今所見伯玉的《大雅堂四種》是：《楚襄王陽台入夢》、《陶朱公五湖泛舟》、《張京兆戲作遠山》、《陳思王悲生洛水》，與沈德符所說的四種，中有一種不同。
當是沈氏記錯。
這四劇都隻是寥寥的“一折”。
故事的趣味少，而抒情的成分卻很重。
在格律上，這些雜劇也完全打破了北劇的嚴規。
最可注意的是：（一）有“引子”，以“末”來開場；（二）全劇都隻有一折，并不像元人北劇之至少必須四折；（三）唱曲文的，并不限定主角一人，什麼人都可以唱幾句。
南戲的成規，在這時已完全引進到雜劇中來了。
梁辰魚雜劇有《紅線女》及《紅绡》。
伯龍以《浣紗記》得盛名。
《紅線女》[7]叙的是唐人袁郊《甘澤謠》中所記的一個故事。
當藩鎮相争，天下大亂之際，人心雖怨怒，卻無法奈那一班好亂的武人悍将何，于是便造作許多俠士的故事，誅奸吓強，聊以快意。
紅線的故事，便是許多俠士故事中的一篇。
梁氏此劇，嚴守北劇規則，全劇皆以旦角主唱。
此種故事，本來隻能成為短篇，鋪張成為四折，頗覺索然無味。
同時胡汝嘉[8]亦有《紅線記》一劇，然不傳。
汝嘉字懋禮，号秋宇，金陵人，嘉靖己醜進士。
在翰林，以言事忤政府，出為藩參。
顧起元說：“先生文雅風流，不操常律。
所著小說書數種；多奇豔聞，亦有閨閣之靡，人所不忍言，如《蘭芽》等傳者。
今皆秘不傳。
所著《女俠韋十一娘傳》記程德瑜雲雲，托以诟當事者也。
其《紅線雜劇》，大勝梁辰魚。
”（《客座贅語》）惜今未得見汝嘉的紅線，不知其“大勝梁辰魚”者果何所在。
梁氏的《紅绡雜劇》，今未見。
其所叙的故事，則與梅鼎祚的《昆侖奴雜劇》相同，皆本于唐人的傳奇。
紅線女夜竊黃金盒 沈璟的《屬玉堂十七種傳奇》中，有兩種是以雜劇之體出之的：即《十孝記》與《博笑記》。
《新傳奇品》說：“《十孝》，有關風化，每事以三出，似劇體。
此自先生創之。
末段徐庶返漢，曹操被擒，大快人意。
”《群音類選》所載《十孝記》，每事皆選一出，惟少說白耳。
《新傳奇品》又說：“《博笑》，體與《十孝》類，雜取《耳談》中事譜之，辄令人絕倒。
先生遊戲至此，神化極矣。
”今有天啟刻本（上海有石印本）。
沈自晉說：“《十孝記》系先詞隐作，如雜劇體十段。
”像《十孝》這種體裁，以略相類似的故事數篇或數十篇合為一帙，而題以一個總名者，在前一個時期及這個時期都有；而以這個時期為最盛。
其作俑似當始于前期沈采的《四節記》。
《四節》系以叙寫四時景節的四劇，合而為一者。
其每一劇實即一個雜劇。
其後，小帙者如汪道昆的《大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