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 批評文學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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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為唐人諸作。
每一做法，必舉一二庸人詩為例，也是王昌齡、賈島諸人《詩格》的規矩。
《詩學禁脔》則分為“頌中有諷”，“美中有刺”，“撫景寓歎”，“專叙己情”等十五格，每格也以唐詩一篇為例，而後附說明。
此外，潘昂霄有《金石例》，倪士毅有《作義要訣》，徐駿有《詩文軌範》，殆皆為便利儉腹的文士學子而設者。
《四庫全書提要》雖極譏他們的淺陋，但他們的有組織的篇述，卻是不能以“淺陋”二字抹殺之的。
為什麼在元代會複活了，且更擴大了唐代的“詩格”、“詩式”一類的科場用書呢？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一可以見當時通俗入門書的暢銷；二則當時文士們在少數民族壓迫之下，求師不易，而這一類通俗入門書便正是他們“無師自通”的寶庫。
但通俗書之所以會暢銷，根本原因，還當在元代一般經濟狀況的進步。
我們讀杜善甫的《莊家不識勾欄》，見一個農民入城而能慨然的以二百文為劇場的入門費，便可知那時的一般經濟狀況是并不如我們所想象的那麼同當時政治一樣的黑暗的。
這問題太大，且留待專門家的讨論。
二 到了明初，這一類通俗的入門書，忽又絕迹了。
而随筆或雜感體的“詩話”又代之而興。
元人亦有“随筆”式的詩話，像韋居安的《梅詩話》，吳師道的《吳禮部詩話》，無名氏的《南溪詩話》；但不多。
明人才又紛紛的寫作這一類“詩話”。
在其間，瞿佑（1341～1427）的《歸田詩話》[8]，可以說是最早的一部。
佑所作，以《剪燈新話》為最著。
《歸田詩話》于品藻唐、宋詩外，亦叙述元、明的近事，其中頗多很珍異的史料。
像《梧竹軒》條：“丁鶴年，回回人。
至正末，方氏據浙東，深忌色目人。
鶴年畏禍，遷避無常居，有句雲：‘行蹤不異枭東徙，心事惟随雁北飛。
’識者憐之。
”元末明初，少數民族人在華所遭逢的厄運，由此已可略得其消息。
《剪燈新話》書影 其後，詩話作者，以李東陽的《懷麓堂詩話》為最著。
東陽[9]字賓之，茶陵州人。
天順進士。
官至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卒谥文正（1447～1516）。
有《懷麓堂集》。
他繼三楊之後，而主持着當代的文壇。
“不為倔奇可駭之辭，而法度森嚴，思味隽永。
”（楊一清《石淙類稿》）他的《懷麓堂詩話》[10]，雜論作詩之法，并評唐、宋、元各代以及當代詩人之作，頗有可注意的地方： 詩貴意。
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
濃而近者易識，淡而遠者難知。
詩有别材，非關書也；詩有别趣，非關理也。
然非讀書之多，明理之至者則不能作。
作詩必使老妪聽解，固不可。
然必使士大夫讀而不能解，亦何故耶？ 李東陽像 也隻是中庸平正之論，沒有什麼驚人的主張，所以也不能成為一派一家。
惟中有論詩與時代及土壤的關系的一段： 漢、魏、六朝、唐、宋、元詩，各自為體。
譬之方言，秦、晉、吳、越、閩、楚之類，分疆畫地，音殊調别，彼此不相入。
此可見天地間氣機所動，發為音聲，随時随地，無俟區别，而不相侵奪。
然則，人囿于氣化之中，而欲超乎時代土壤之外，不亦難乎！ 最有創見；可惜他自己隻是“随感”的筆錄，而其後也更無批評家為之發揮光大之，此論遂成“昙花一現”。
東陽之後，有李夢陽[11]的出來，繼他而主持文柄。
夢陽的魄力比東陽大，主張比東陽激烈。
他不滿于東陽的萎弱中庸的态度，他大聲疾呼的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
何景明輩和之。
天下學者當之，如疾風偃弱草似的莫不披靡而拜下風。
遂正式産生了一個僞拟古的運動。
雖然不是什麼很偉大的一個文學運動，但明興以來的萎弱的文壇，卻受了這個激刺，不禁為之一震
每一做法，必舉一二庸人詩為例，也是王昌齡、賈島諸人《詩格》的規矩。
《詩學禁脔》則分為“頌中有諷”，“美中有刺”，“撫景寓歎”，“專叙己情”等十五格，每格也以唐詩一篇為例，而後附說明。
此外，潘昂霄有《金石例》，倪士毅有《作義要訣》，徐駿有《詩文軌範》，殆皆為便利儉腹的文士學子而設者。
《四庫全書提要》雖極譏他們的淺陋，但他們的有組織的篇述，卻是不能以“淺陋”二字抹殺之的。
為什麼在元代會複活了，且更擴大了唐代的“詩格”、“詩式”一類的科場用書呢？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一可以見當時通俗入門書的暢銷；二則當時文士們在少數民族壓迫之下，求師不易，而這一類通俗入門書便正是他們“無師自通”的寶庫。
但通俗書之所以會暢銷，根本原因，還當在元代一般經濟狀況的進步。
我們讀杜善甫的《莊家不識勾欄》，見一個農民入城而能慨然的以二百文為劇場的入門費，便可知那時的一般經濟狀況是并不如我們所想象的那麼同當時政治一樣的黑暗的。
這問題太大，且留待專門家的讨論。
二 到了明初，這一類通俗的入門書，忽又絕迹了。
而随筆或雜感體的“詩話”又代之而興。
元人亦有“随筆”式的詩話，像韋居安的《梅詩話》，吳師道的《吳禮部詩話》，無名氏的《南溪詩話》；但不多。
明人才又紛紛的寫作這一類“詩話”。
在其間，瞿佑（1341～1427）的《歸田詩話》[8]，可以說是最早的一部。
佑所作，以《剪燈新話》為最著。
《歸田詩話》于品藻唐、宋詩外，亦叙述元、明的近事，其中頗多很珍異的史料。
像《梧竹軒》條：“丁鶴年，回回人。
至正末，方氏據浙東，深忌色目人。
鶴年畏禍，遷避無常居，有句雲：‘行蹤不異枭東徙，心事惟随雁北飛。
’識者憐之。
”元末明初，少數民族人在華所遭逢的厄運，由此已可略得其消息。
《剪燈新話》書影 其後，詩話作者，以李東陽的《懷麓堂詩話》為最著。
東陽[9]字賓之，茶陵州人。
天順進士。
官至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卒谥文正（1447～1516）。
有《懷麓堂集》。
他繼三楊之後，而主持着當代的文壇。
“不為倔奇可駭之辭，而法度森嚴，思味隽永。
”（楊一清《石淙類稿》）他的《懷麓堂詩話》[10]，雜論作詩之法，并評唐、宋、元各代以及當代詩人之作，頗有可注意的地方： 詩貴意。
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
濃而近者易識，淡而遠者難知。
詩有别材，非關書也；詩有别趣，非關理也。
然非讀書之多，明理之至者則不能作。
作詩必使老妪聽解，固不可。
然必使士大夫讀而不能解，亦何故耶？ 李東陽像 也隻是中庸平正之論，沒有什麼驚人的主張，所以也不能成為一派一家。
惟中有論詩與時代及土壤的關系的一段： 漢、魏、六朝、唐、宋、元詩，各自為體。
譬之方言，秦、晉、吳、越、閩、楚之類，分疆畫地，音殊調别，彼此不相入。
此可見天地間氣機所動，發為音聲，随時随地，無俟區别，而不相侵奪。
然則，人囿于氣化之中，而欲超乎時代土壤之外，不亦難乎！ 最有創見；可惜他自己隻是“随感”的筆錄，而其後也更無批評家為之發揮光大之，此論遂成“昙花一現”。
東陽之後，有李夢陽[11]的出來，繼他而主持文柄。
夢陽的魄力比東陽大，主張比東陽激烈。
他不滿于東陽的萎弱中庸的态度，他大聲疾呼的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
何景明輩和之。
天下學者當之，如疾風偃弱草似的莫不披靡而拜下風。
遂正式産生了一個僞拟古的運動。
雖然不是什麼很偉大的一個文學運動，但明興以來的萎弱的文壇，卻受了這個激刺，不禁為之一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