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 批評文學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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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批評文學的進展——有組織的批評著作的再現——古文家勢力在元及明初的影響——陳繹曾、王構、楊載及範梈——元代通俗入門書盛行的原因——瞿佑的《歸田詩話》——李東陽及其《懷麓堂詩話》——何、李的複古運動——徐祯卿的《談藝錄》——何孟春、都穆等
一
元代批評家們承宋、金之後，規模日大，門徑漸嚴。
有計劃、有組織的著作較多，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
關于散文一方面，古文的勢力，仍然籠罩一切。
人人競奉韓、柳、歐、蘇為規模的目标，而蘇轼的影響尤大。
陳秀民（字庶子，四明人，後為張士誠參軍，曆浙江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翰林學士）至專編《東坡文談錄》、《東坡詩話》[1]以揚其學。
元末楊維桢為文稍逸古文家的範圍，王彜便作《文妖》一篇以诋之，至罵之為狐為妖：“會稽楊維桢之文，狐也，文妖也！噫，狐之妖至于殺人之身；而文之妖往往後生小子群趨而競習焉，其足為斯文禍，非淺小也！”明初的劉基、宋濂以及稍後的方孝孺等等皆為純正之古文家，胥守唐、宋古文家法而不敢有所變易。
被稱為“台閣體”的楊東裡，則更模拟歐陽修，一步一趨，莫不效之。
直到了弘治間，李夢陽出來，與何景明、徐祯卿諸人，倡言複古，非秦、漢之書不讀；于是天下的風氣丕然一變。
唐、宋諸大家的影響，至此方才漸漸地消歇下去。
詩壇的趨向，也回複到“盛唐”諸家求模範。
在古文勢力的絕對控制之下，元及明初的文學批評，是沒有什麼特殊的見解的。
但有系統的著作，卻産生了不少。
像陳繹曾的《文說》及《文筌》，王構的《修辭鑒衡》，楊載的《詩法家數》，範梈的《木天禁語》、《詩學禁脔》等作，雖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偉作，雖不曾有什麼創見的批評的主張，卻已不複是宋人的随筆掇拾成書的“詩話”了。
也許他們都是為“淺學”者說法的，都是為了書賈的利潤而編成的——元代的書籍，書賈所刊者以通俗的、求廣銷的書為最多。
但究竟是有組織的著作；是複興了唐人的《詩格》、《詩式》、《詩例》一類的作風的。
陳繹曾[2]字伯敷，處州人。
至順間，官國子監助教。
嘗從學于戴表元，故亦為正統派的文士之一。
他的《文說》[3]，本為程試之式而作。
書中分列八條，論行文之法，而所論大抵皆宗于朱熹。
又有《文筌》八卷，分《古文小譜》、《四六附說》、《楚賦小譜》、《漢賦小譜》、《唐賦附說》五類，蓋也是為“舉子”而作的。
末附《詩小譜》二卷，則為繹曾友石桓、彥威之作。
王構[4]字肯堂，東平人，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谥文肅（1245～1310）。
他的《修辭鑒衡》[5]分二卷，上卷論詩，下卷論文，皆采撷宋人的詩話以及筆記與文集裡的雜文而加以排比的。
楊載的《詩法家數》[6]，叙述作詩的方法甚詳且備。
最後的一篇《總論》，雖淺語，卻頗近理。
像“詩不可鑿空強作。
待境而生，自工”；“詩貴含蓄，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作詩要正大雄壯，純為國事。
誇富耀貴，傷亡悼屈一身者詩人下品”諸語，都是很有确定的批評主張的，似不能以其類“詩法入門”之作而忽之。
範梈字德機，所作《木天禁語》及《詩學禁脔》[7]，皆《詩格》一類的“入門書”。
《木天禁語》僅有“内篇”而無“外篇”，殆“外篇”已佚失。
《詩學禁脔》似與之相銜接，或即其“外篇”欤？梈叙《禁語》謂：“詩之說尚矣。
古今論著，類多言病而不處方。
是以沉痼少有瘳日，雅道無複彰時。
茲集開元、大曆以來諸公平昔在翰苑所論秘旨，述為一編。
”是所依據者，
有計劃、有組織的著作較多，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
關于散文一方面，古文的勢力，仍然籠罩一切。
人人競奉韓、柳、歐、蘇為規模的目标，而蘇轼的影響尤大。
陳秀民（字庶子，四明人，後為張士誠參軍，曆浙江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翰林學士）至專編《東坡文談錄》、《東坡詩話》[1]以揚其學。
元末楊維桢為文稍逸古文家的範圍，王彜便作《文妖》一篇以诋之，至罵之為狐為妖：“會稽楊維桢之文，狐也，文妖也！噫，狐之妖至于殺人之身；而文之妖往往後生小子群趨而競習焉，其足為斯文禍，非淺小也！”明初的劉基、宋濂以及稍後的方孝孺等等皆為純正之古文家，胥守唐、宋古文家法而不敢有所變易。
被稱為“台閣體”的楊東裡，則更模拟歐陽修，一步一趨，莫不效之。
直到了弘治間，李夢陽出來，與何景明、徐祯卿諸人，倡言複古，非秦、漢之書不讀；于是天下的風氣丕然一變。
唐、宋諸大家的影響，至此方才漸漸地消歇下去。
詩壇的趨向，也回複到“盛唐”諸家求模範。
在古文勢力的絕對控制之下，元及明初的文學批評，是沒有什麼特殊的見解的。
但有系統的著作，卻産生了不少。
像陳繹曾的《文說》及《文筌》，王構的《修辭鑒衡》，楊載的《詩法家數》，範梈的《木天禁語》、《詩學禁脔》等作，雖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偉作，雖不曾有什麼創見的批評的主張，卻已不複是宋人的随筆掇拾成書的“詩話”了。
也許他們都是為“淺學”者說法的，都是為了書賈的利潤而編成的——元代的書籍，書賈所刊者以通俗的、求廣銷的書為最多。
但究竟是有組織的著作；是複興了唐人的《詩格》、《詩式》、《詩例》一類的作風的。
陳繹曾[2]字伯敷，處州人。
至順間，官國子監助教。
嘗從學于戴表元，故亦為正統派的文士之一。
他的《文說》[3]，本為程試之式而作。
書中分列八條，論行文之法，而所論大抵皆宗于朱熹。
又有《文筌》八卷，分《古文小譜》、《四六附說》、《楚賦小譜》、《漢賦小譜》、《唐賦附說》五類，蓋也是為“舉子”而作的。
末附《詩小譜》二卷，則為繹曾友石桓、彥威之作。
王構[4]字肯堂，東平人，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谥文肅（1245～1310）。
他的《修辭鑒衡》[5]分二卷，上卷論詩，下卷論文，皆采撷宋人的詩話以及筆記與文集裡的雜文而加以排比的。
楊載的《詩法家數》[6]，叙述作詩的方法甚詳且備。
最後的一篇《總論》，雖淺語，卻頗近理。
像“詩不可鑿空強作。
待境而生，自工”；“詩貴含蓄，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作詩要正大雄壯，純為國事。
誇富耀貴，傷亡悼屈一身者詩人下品”諸語，都是很有确定的批評主張的，似不能以其類“詩法入門”之作而忽之。
範梈字德機，所作《木天禁語》及《詩學禁脔》[7]，皆《詩格》一類的“入門書”。
《木天禁語》僅有“内篇”而無“外篇”，殆“外篇”已佚失。
《詩學禁脔》似與之相銜接，或即其“外篇”欤？梈叙《禁語》謂：“詩之說尚矣。
古今論著，類多言病而不處方。
是以沉痼少有瘳日，雅道無複彰時。
茲集開元、大曆以來諸公平昔在翰苑所論秘旨，述為一編。
”是所依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