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話本的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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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文”影響的巨大——講唱故事的風氣的大行——所謂“說話人”——說話的四家——說話人的歌唱的問題——“銀字兒”與“合生”——今存的宋人小說——“詞話”與“詩話”——《清平山堂話本》及“三言”中的“詞話”——白話文學的黃金時代——從《唐太宗入冥記》到宋人詞話——煙粉靈怪傳奇——公案傳奇——《楊思溫》與《拗相公》——《取經詩話》——《五代史平話》——《宣和遺事》——《梁公九谏》——“說話人”在後來小說上的影響的巨大
一
在北宋的末年，“變文”顯出了她的極大的影響。
“變文”的名稱，在那時大約是已經消失了。
講唱“變文”的風氣，在那時也似已不見了。
但“變文”的體制，卻更深刻地進入于我們的民間；更幻變的分歧而成為種種不同的新文體。
在其間，最重要的是鼓子詞和諸宮調二種。
這在上文已經說過了。
但變文的講唱的習慣還不僅結果在鼓子詞和諸宮調上。
同時，類似變文的新文體是雨後春筍似的聳峙于講壇的地面。
講壇的所在，也不僅僅是限于廟宇之中了，講唱的人，也不僅僅是限止于禅師們了。
當然禅師們在當時的講壇上還占了一部分的勢力，像“說經”、“說诨經”、“說參請”之類。
當時，講唱的風氣竟盛極一時；唱的方面也百出不窮；講唱的人物也“牛鬼蛇神”無所不有；講唱的題材，更是上天下地，無所不談。
這種風尚，也許遠在北宋之末以前已經有了。
不過，據我們所知道的材料，卻是以北宋之末為最盛。
這風尚直到了南宋之末而未衰，直到了元、明而仍未衰。
而至今日也還不是完全絕了蹤迹。
講唱的勢力，在民間并未低落。
講壇也還林立在廟宇與茶棚之中。
這可見，變文的軀骸，雖在西陲沉埋了千年以上，而她的子孫卻還在世上活躍着呢；且孳生得更多；其所成就的事業也更為偉大。
北宋東京街上的說唱場面 在北宋之末，變文的子孫們，于諸宮調外尚有所謂“說話”者，在當時民間講壇上，極占有權威。
“說話”成了許多專門的職業；其種類極為分歧。
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末年東京的“伎藝”，其中已有“孫寬、孫十五、曾無黨、高恕、李孝祥等講史；李慥、楊中立、張十一、徐明、趙世亨、賈九等小說；吳八兒，合生……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的話。
其後，在南宋諸家的著述，像周密的《武林舊事》，耐得翁的《都城紀勝》及吳自牧的《夢粱錄》，所記載的“說話人”的情形，更為詳盡。
《都城紀勝》記載“瓦舍衆伎”道： 說話有四家。
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刀趕棒及發迹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
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禅悟道等事。
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争戰之事。
最畏小說人。
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
合生與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
《夢粱錄》所記，與《都城紀勝》大略相同。
《武林舊事》則曆記“演史” “說經、诨經”等等職業的說話人的姓名。
“演史”自喬萬卷以下到陳小娘子，凡二十三人；“說經、诨經”自長嘯和尚以下到戴忻庵，凡十七人；“小說”自蔡和以下到史惠英（女流）凡五十二人；“合生”最不景氣，隻有一人，雙秀才。
大約“說話人”的四家，便是這樣分着的。
其中，“小說”最為發達，分門别類也最多。
大約每一門類也必各有專家。
故其專家至有五十餘人之多。
“演史”也是很受歡迎的。
《東京夢華錄》既載着霍四究、尹常等以說“三分”、“五代史”為專業，而《夢粱錄》裡也說着當時“演史”者的情況道：“又有王六大夫，元系禦前供話，為幕客請給，講諸史俱通。
于鹹淳年間，敷演《複華篇》及《中興名将傳》，聽者紛紛。
蓋講得字真不俗，記問淵源甚廣耳。
” 凡說話人殆無不是以講唱并重者；不僅僅專力于講。
——宋代京瓦中重要的藝伎蓋也無不是如此——這正足以表現出其為由“變文”脫胎而來。
今所見的宋人“小說”，其中夾入唱詞不少，有的是詩，有的是詞，有的是一種特殊結構的文章，慣用四言、六言和七言交錯成文的，像： 黃羅抹額，錦帶纏腰。
皂羅袍袖繡團花，金甲束身微窄地。
劍橫秋水，靴踏狻猊。
上通碧落之間，下徹九幽之地。
業龍作祟，向海波水底擒來；邪怪為妖，入山洞穴中捉出。
六丁壇畔，權為符吏之名；上帝階前，次有天丁之号。
——《西山一窟鬼》 我們讀到這樣的對偶的文章，還不會猛然地想起《維摩诘經變文》、《降魔變文》來麼？但唐人的對偶的散文的描狀，在此時卻已被包納而變成為專門作描狀之用的一種特殊的文章了。
大約這種唐人用來講念的，在此時必也已一變而成為“唱文”的一種了。
又宋人亦稱“小說”為“銀字兒”。
而“銀字”卻是一種樂器之名（見《新唐書·禮樂志》及《宋史·樂志》）。
白樂天詩有“高調管色吹銀字”，和凝《山花子詞》有“銀字笙寒調正長”，宋人詞中說及“銀字”者更不少概見。
也許這種東西和“小說”的唱調是很有關系的。
在“講史”裡，也往往附入唱詞不少。
最有趣的是“小說”中，像《快嘴李翠蓮記》（見《清平山堂話本》），像《蔣淑貞刎頸鴛鴦會》（見《清平山堂話本》及《警世通言》），幾皆以唱詞為主體。
《刎頸鴛鴦會》更有“奉勞歌伴：先聽格律，後聽蕪詞”及“奉勞歌
“變文”的名稱，在那時大約是已經消失了。
講唱“變文”的風氣，在那時也似已不見了。
但“變文”的體制，卻更深刻地進入于我們的民間；更幻變的分歧而成為種種不同的新文體。
在其間，最重要的是鼓子詞和諸宮調二種。
這在上文已經說過了。
但變文的講唱的習慣還不僅結果在鼓子詞和諸宮調上。
同時，類似變文的新文體是雨後春筍似的聳峙于講壇的地面。
講壇的所在，也不僅僅是限于廟宇之中了，講唱的人，也不僅僅是限止于禅師們了。
當然禅師們在當時的講壇上還占了一部分的勢力，像“說經”、“說诨經”、“說參請”之類。
當時，講唱的風氣竟盛極一時；唱的方面也百出不窮；講唱的人物也“牛鬼蛇神”無所不有；講唱的題材，更是上天下地，無所不談。
這種風尚，也許遠在北宋之末以前已經有了。
不過，據我們所知道的材料，卻是以北宋之末為最盛。
這風尚直到了南宋之末而未衰，直到了元、明而仍未衰。
而至今日也還不是完全絕了蹤迹。
講唱的勢力，在民間并未低落。
講壇也還林立在廟宇與茶棚之中。
這可見，變文的軀骸，雖在西陲沉埋了千年以上，而她的子孫卻還在世上活躍着呢；且孳生得更多；其所成就的事業也更為偉大。
北宋東京街上的說唱場面 在北宋之末，變文的子孫們，于諸宮調外尚有所謂“說話”者，在當時民間講壇上，極占有權威。
“說話”成了許多專門的職業；其種類極為分歧。
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末年東京的“伎藝”，其中已有“孫寬、孫十五、曾無黨、高恕、李孝祥等講史；李慥、楊中立、張十一、徐明、趙世亨、賈九等小說；吳八兒，合生……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的話。
其後，在南宋諸家的著述，像周密的《武林舊事》，耐得翁的《都城紀勝》及吳自牧的《夢粱錄》，所記載的“說話人”的情形，更為詳盡。
《都城紀勝》記載“瓦舍衆伎”道： 說話有四家。
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刀趕棒及發迹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
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禅悟道等事。
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争戰之事。
最畏小說人。
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
合生與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
《夢粱錄》所記，與《都城紀勝》大略相同。
《武林舊事》則曆記“演史” “說經、诨經”等等職業的說話人的姓名。
“演史”自喬萬卷以下到陳小娘子，凡二十三人；“說經、诨經”自長嘯和尚以下到戴忻庵，凡十七人；“小說”自蔡和以下到史惠英（女流）凡五十二人；“合生”最不景氣，隻有一人，雙秀才。
大約“說話人”的四家，便是這樣分着的。
其中，“小說”最為發達，分門别類也最多。
大約每一門類也必各有專家。
故其專家至有五十餘人之多。
“演史”也是很受歡迎的。
《東京夢華錄》既載着霍四究、尹常等以說“三分”、“五代史”為專業，而《夢粱錄》裡也說着當時“演史”者的情況道：“又有王六大夫，元系禦前供話，為幕客請給，講諸史俱通。
于鹹淳年間，敷演《複華篇》及《中興名将傳》，聽者紛紛。
蓋講得字真不俗，記問淵源甚廣耳。
” 凡說話人殆無不是以講唱并重者；不僅僅專力于講。
——宋代京瓦中重要的藝伎蓋也無不是如此——這正足以表現出其為由“變文”脫胎而來。
今所見的宋人“小說”，其中夾入唱詞不少，有的是詩，有的是詞，有的是一種特殊結構的文章，慣用四言、六言和七言交錯成文的，像： 黃羅抹額，錦帶纏腰。
皂羅袍袖繡團花，金甲束身微窄地。
劍橫秋水，靴踏狻猊。
上通碧落之間，下徹九幽之地。
業龍作祟，向海波水底擒來；邪怪為妖，入山洞穴中捉出。
六丁壇畔，權為符吏之名；上帝階前，次有天丁之号。
——《西山一窟鬼》 我們讀到這樣的對偶的文章，還不會猛然地想起《維摩诘經變文》、《降魔變文》來麼？但唐人的對偶的散文的描狀，在此時卻已被包納而變成為專門作描狀之用的一種特殊的文章了。
大約這種唐人用來講念的，在此時必也已一變而成為“唱文”的一種了。
又宋人亦稱“小說”為“銀字兒”。
而“銀字”卻是一種樂器之名（見《新唐書·禮樂志》及《宋史·樂志》）。
白樂天詩有“高調管色吹銀字”，和凝《山花子詞》有“銀字笙寒調正長”，宋人詞中說及“銀字”者更不少概見。
也許這種東西和“小說”的唱調是很有關系的。
在“講史”裡，也往往附入唱詞不少。
最有趣的是“小說”中，像《快嘴李翠蓮記》（見《清平山堂話本》），像《蔣淑貞刎頸鴛鴦會》（見《清平山堂話本》及《警世通言》），幾皆以唱詞為主體。
《刎頸鴛鴦會》更有“奉勞歌伴：先聽格律，後聽蕪詞”及“奉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