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詞的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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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與詩的區别——詞非“詩餘”——詞的來曆——胡夷之曲與裡巷之曲——新曲的創作——《回波樂》——李隆基——李白——元結——張志和——《調笑令》與《三台》——劉禹錫與白居易——《閑中好》——溫庭筠——李晔、韓偓等
一
五七言詩在唐代，時見之歌壇，但并不是每一首詩都可歌。
詩人們每以其詩得入管弦為榮。
開元中王昌齡、高适、王之渙旗亭畫壁的故事，即是其一例。
唐代可歌的曲調，有辭傳于世者絕少。
崔令欽的《教坊記》，共錄曲名三百二十五，為詞人所襲用者不過十一而已。
在這三百二十五曲中，究竟有多少是用五七言詩體來歌唱的，今已不得而知。
所可知者，即唐代的歌壇上，所用的歌曲是極為繁夥的，在其間，五七言詩體，也往往“合之管弦”。
到了後來，便專名這種可以入樂或“合之管弦”的歌曲為“詞”。
故後來“詞”中，也有《南柯子》、《三台令》、《小秦王》、《瑞鹧鸪》、《竹枝》、《柳枝》、《阿那》等曲，原是七言的律絕體。
所以，我們可以說，“詞”乃是可歌的樂曲的總稱，而五七言詩則未必全是可歌者，必須要“合之管弦”，方能被之聲歌。
論者每以“詞”為“詩餘”。
沈括在《夢溪筆談》裡說：“詩之外又和聲，則所謂曲也。
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複用和聲。
”朱熹也說：“古樂府隻是詩，中間卻添許多泛聲。
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
”（《朱子語類》百四十）他們是主張詞由詩變的。
其實不然。
詞和詩并不是子母的關系。
詞是唐代可歌的新聲的總稱。
這新聲中，也有可以五七言詩體來歌唱的。
但五七言的固定的句法，萬難控禦一切的新聲。
故嶄新的長短句便不得不應運而生。
長短句的産生是自然的進展，是追逐于新聲之後的必然的現象。
清人成肇麟說：“其始也，皆非有一成之律以為範也。
抑揚抗隊之音，短修之節，運轉于不自已，以蕲适歌者之吻。
而終乃上跻于雅頌，下衍為文章之流别。
詩餘名詞，蓋非其朔也。
唐人之詩，未能胥被管弦，而詞無不可歌者。
”（《七家詞選序》）這話最有見地。
《旗亭畫壁》故事插圖 二 詞的來曆，頗為多端。
但最為重要者則為“裡巷之音”和“胡夷之曲”。
一種新文體的産生，往往有其很悠久的曆史。
若蝴蝶然，當其成蟲之前，必當經過了毛蟲和蛹的階段。
詞雖大行于唐末、五代，然其醞釀的時期，則已久了。
中國音樂受外來的影響最深。
漢代樂歌已雜西域之聲。
及六朝而更盛行“胡夷之曲”。
《隋書·音樂志》叙此種情形甚詳。
《唐書·音樂志》也說：“自周、隋已來，管弦雜曲将數百曲，多用西涼樂；歌舞曲多用龜茲樂。
其曲度皆時俗所知也。
”這可見“胡夷之曲”的如何流行于世。
詞調中，受這種影響最深。
我們或可以說，唐、五代、宋詞的一部分，便是周、隋以來“胡夷之曲”的被保存下來的歌辭。
可惜唐以前，那些胡曲的歌辭皆已不傳，或竟往往是有曲而無辭的。
故我們于唐末、五代詞外，便絕罕得見以前的樂“詞”。
因為受了新的“胡夷之曲”的排斥，“古曲”在唐代幾乎盡失。
《唐書·音樂志》謂：“自長安已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轉缺。
能合于管弦者惟《明君》、《楊伴》……等八曲。
” 西涼樂舞壁畫 “裡巷之曲”亦是“詞”的來曆之一。
如《竹枝詞》、《楊柳枝》、《浪淘沙》、《調笑》、《欸乃曲》等皆為南方的民歌。
劉禹錫說：“裡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
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為賢。
”（《劉賓客集竹枝詞序》）又如張志和有名的《漁歌子》，也當是拟仿當時的漁歌而作者。
初期的“詞”，大約隻是胡夷、裡巷之曲的拟仿。
但到了後來，便有自制的新聲出現。
歐陽炯說道：“《楊柳》、《大堤》之句，樂府相傳；《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
”（《花間集序》）所謂“
詩人們每以其詩得入管弦為榮。
開元中王昌齡、高适、王之渙旗亭畫壁的故事，即是其一例。
唐代可歌的曲調，有辭傳于世者絕少。
崔令欽的《教坊記》，共錄曲名三百二十五，為詞人所襲用者不過十一而已。
在這三百二十五曲中，究竟有多少是用五七言詩體來歌唱的，今已不得而知。
所可知者，即唐代的歌壇上，所用的歌曲是極為繁夥的，在其間，五七言詩體，也往往“合之管弦”。
到了後來，便專名這種可以入樂或“合之管弦”的歌曲為“詞”。
故後來“詞”中，也有《南柯子》、《三台令》、《小秦王》、《瑞鹧鸪》、《竹枝》、《柳枝》、《阿那》等曲，原是七言的律絕體。
所以，我們可以說，“詞”乃是可歌的樂曲的總稱，而五七言詩則未必全是可歌者，必須要“合之管弦”，方能被之聲歌。
論者每以“詞”為“詩餘”。
沈括在《夢溪筆談》裡說：“詩之外又和聲，則所謂曲也。
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複用和聲。
”朱熹也說：“古樂府隻是詩，中間卻添許多泛聲。
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
”（《朱子語類》百四十）他們是主張詞由詩變的。
其實不然。
詞和詩并不是子母的關系。
詞是唐代可歌的新聲的總稱。
這新聲中，也有可以五七言詩體來歌唱的。
但五七言的固定的句法，萬難控禦一切的新聲。
故嶄新的長短句便不得不應運而生。
長短句的産生是自然的進展，是追逐于新聲之後的必然的現象。
清人成肇麟說：“其始也，皆非有一成之律以為範也。
抑揚抗隊之音，短修之節，運轉于不自已，以蕲适歌者之吻。
而終乃上跻于雅頌，下衍為文章之流别。
詩餘名詞，蓋非其朔也。
唐人之詩，未能胥被管弦，而詞無不可歌者。
”（《七家詞選序》）這話最有見地。
《旗亭畫壁》故事插圖 二 詞的來曆，頗為多端。
但最為重要者則為“裡巷之音”和“胡夷之曲”。
一種新文體的産生，往往有其很悠久的曆史。
若蝴蝶然，當其成蟲之前，必當經過了毛蟲和蛹的階段。
詞雖大行于唐末、五代，然其醞釀的時期，則已久了。
中國音樂受外來的影響最深。
漢代樂歌已雜西域之聲。
及六朝而更盛行“胡夷之曲”。
《隋書·音樂志》叙此種情形甚詳。
《唐書·音樂志》也說：“自周、隋已來，管弦雜曲将數百曲，多用西涼樂；歌舞曲多用龜茲樂。
其曲度皆時俗所知也。
”這可見“胡夷之曲”的如何流行于世。
詞調中，受這種影響最深。
我們或可以說，唐、五代、宋詞的一部分，便是周、隋以來“胡夷之曲”的被保存下來的歌辭。
可惜唐以前，那些胡曲的歌辭皆已不傳，或竟往往是有曲而無辭的。
故我們于唐末、五代詞外，便絕罕得見以前的樂“詞”。
因為受了新的“胡夷之曲”的排斥，“古曲”在唐代幾乎盡失。
《唐書·音樂志》謂：“自長安已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轉缺。
能合于管弦者惟《明君》、《楊伴》……等八曲。
” 西涼樂舞壁畫 “裡巷之曲”亦是“詞”的來曆之一。
如《竹枝詞》、《楊柳枝》、《浪淘沙》、《調笑》、《欸乃曲》等皆為南方的民歌。
劉禹錫說：“裡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
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為賢。
”（《劉賓客集竹枝詞序》）又如張志和有名的《漁歌子》，也當是拟仿當時的漁歌而作者。
初期的“詞”，大約隻是胡夷、裡巷之曲的拟仿。
但到了後來，便有自制的新聲出現。
歐陽炯說道：“《楊柳》、《大堤》之句，樂府相傳；《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
”（《花間集序》）所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