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韓愈與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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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言詩風格的兩個極端的轉變——艱險與平易——韓愈與白居易——韓愈的詩——奇崛的創作——韓愈的同道者:盧仝、孟郊、賈島等——流暢如秋水的泛濫的白居易體——白氏的“新樂府”——偉大的叙事詩與抒情詩——元稹與李紳——劉禹錫、柳宗元與姚合——第三派的崛起:王建、張籍、李賀等——女作家薛濤
一
上面已經說過,五七言詩的格律,到了大曆間,已發展到無可再發展的了,其體式也已進步到無可再進步的了,詩人們隻有在不同作風底下,求他們自己的深造與變幻。
但大曆的諸詩人,除了顧況一人外,其他“十才子”之流,皆沒有表現出什麼重要的獨特的風格出來:他們仿佛都隻在舊的詩城裡兜着圈子走。
最大的原因是,沒有偉大的詩人出來,其才情夠得上獨辟一個天地了。
但過了不久,偉大的詩人們終于是産生了。
其中最重要者便是韓愈與白居易。
他們各自開辟了一個嶄新的詩的園地,各自率領了一批新的詩人們向前走去。
他們完全變更了齊、梁、沈、宋,乃至王、孟、李、杜以來的風格。
他們嘗試了幾個古人們所從不曾嘗試過的詩境,他們辟出了幾個古人所從不曾窺見的詩的園地。
但他們卻是兩條路走着的;他們是兩個極端。
韓愈把沈、宋、王、孟以來的濫調,用艱險的作風一手拗彎過來。
白居易則用他的平易近人,明白流暢的詩體,去糾正他們的庸熟。
韓愈是向深處險處走去的。
白居易是向平處淺處走去的。
這使五七言詩的園苑裡更增多了兩朵奇葩;這使一般的詩的城國裡,更出現了兩種重要的嶄新的作風。
二 韓愈是一位古文運動的大将,他的詩似不大為人所重。
當時孟郊的詩名,實較他為重,故有“孟詩韓筆”之稱。
又宋人往往以為柳子厚的詩,工于退之。
那大概是他的文名太大了,故把他的詩名也掩蔽住了。
在他的同時,艱深險瘦的作風,把捉到者固不止他一人;像孟郊、賈島、盧仝之流,莫不皆然。
但他的才情實遠在他們以上。
如同在散文上一樣,他在詩壇上也是一位天然的領袖人物。
韓愈像 選自南薰殿舊藏《聖賢畫冊》 愈[1]字退之,南陽人。
生三歲而孤,由嫂鄭夫人撫育。
少好學。
貞元二年(公元786年)始到京師。
到貞元八年(公元792年)才登進士第。
他頗銳意于功名,數投書于時相,皆不報,因離京到東都。
後甯武節度使張建封聘他為府推官。
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調四門博士,遷監察禦史。
十九年以事貶陽山令。
憲宗即位(公元806年),為國子博士,改都官員外郎。
後裴度宣慰淮西,奏以愈為行軍司馬。
吳元濟平,入為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憲宗遣使到鳳翔迎佛骨入宮。
愈上表切谏。
帝大怒,貶他為潮州刺史。
穆宗立(公元821年),召他為國子祭酒。
後又為京兆尹,轉吏部侍郎。
長慶四年卒(公元768~824年)。
年五十七。
有集四十卷[2]。
他的詩,和他的散文的作風很不相同。
他在散文方面的主張,是要由艱深的骈俪回複到平易的“古文”的,他打的旗幟是“複歸自然”的一類。
但他的詩的作風卻不相同了,雖然同樣的持着反對濃豔與對偶的态度,卻有意的要求險,求深,求不平凡。
而他的才情的弘灏,又足以肆應不窮。
其結果,便樹立了詩壇上的一個旗幟,一個獨創出來的旗幟。
故他的散文是揚雄、班固、《左傳》、《史記》等的模拟,他的詩卻是一個創作,一個嶄新的創作。
他在詩一方面的成就,是要比他的散文為高明的。
《唐書》謂他“為詩豪放,不避粗險,格之變,亦自愈始焉”。
《歲寒堂詩話》說:“柳柳州詩,字字如珠玉,精則精矣,然不若退之變态百出也。
使退之收斂而為子厚則易,使子厚開拓而為退之則難矣。
意味可學,而才氣則不可及也。
”這評語頗為公允。
他為了才氣的縱橫,故于長詩最為擅長,像《南山詩》是最著名的。
他在其中連用五十幾個“或”字,以形容崖石的奇态,其想象的奔馳,是遠較漢賦的僅以堆字為工者不同的: 韓愈詩意圖 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鬥,或妥若弭伏,或竦若驚雛, 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湊,或翩若船遊,或決若馬驟, 或背若相惡,或向若相佑,或亂若抽筍,或嵲若注炙, 或錯若繪畫,或缭若篆籀,或羅若星離,或蓊若雲逗, 或浮若波濤,或碎若鋤耨。
或如贲育倫,賭勝勇前購,先強勢已出,後鈍嗔譳。
或如帝王尊,叢集朝賤幼,雖親不亵狎,雖遠不悖謬。
或如臨食案,肴核紛饤饾,又如遊九原,墳墓包椁柩。
或累若盆罂,或揭若豆,或覆若曝鼈,或頹若寝獸。
…… 差不多把一切有生無生之物,捕捉進來當做形容的工具的了。
又像《嗟哉董生行》:“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縣人董生召南,隐居行義于其中……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其句法是那樣的特異與不平常!難怪沈括要說,“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了。
在短詩方面,比較不容易施展這種非常的手段,但他也喜用奇字,發奇論,像《答孟郊》:“名聲暫膻腥,腸肚鎮煎炒。
古心雖自鞭,世路終難
但大曆的諸詩人,除了顧況一人外,其他“十才子”之流,皆沒有表現出什麼重要的獨特的風格出來:他們仿佛都隻在舊的詩城裡兜着圈子走。
最大的原因是,沒有偉大的詩人出來,其才情夠得上獨辟一個天地了。
但過了不久,偉大的詩人們終于是産生了。
其中最重要者便是韓愈與白居易。
他們各自開辟了一個嶄新的詩的園地,各自率領了一批新的詩人們向前走去。
他們完全變更了齊、梁、沈、宋,乃至王、孟、李、杜以來的風格。
他們嘗試了幾個古人們所從不曾嘗試過的詩境,他們辟出了幾個古人所從不曾窺見的詩的園地。
但他們卻是兩條路走着的;他們是兩個極端。
韓愈把沈、宋、王、孟以來的濫調,用艱險的作風一手拗彎過來。
白居易則用他的平易近人,明白流暢的詩體,去糾正他們的庸熟。
韓愈是向深處險處走去的。
白居易是向平處淺處走去的。
這使五七言詩的園苑裡更增多了兩朵奇葩;這使一般的詩的城國裡,更出現了兩種重要的嶄新的作風。
二 韓愈是一位古文運動的大将,他的詩似不大為人所重。
當時孟郊的詩名,實較他為重,故有“孟詩韓筆”之稱。
又宋人往往以為柳子厚的詩,工于退之。
那大概是他的文名太大了,故把他的詩名也掩蔽住了。
在他的同時,艱深險瘦的作風,把捉到者固不止他一人;像孟郊、賈島、盧仝之流,莫不皆然。
但他的才情實遠在他們以上。
如同在散文上一樣,他在詩壇上也是一位天然的領袖人物。
韓愈像 選自南薰殿舊藏《聖賢畫冊》 愈[1]字退之,南陽人。
生三歲而孤,由嫂鄭夫人撫育。
少好學。
貞元二年(公元786年)始到京師。
到貞元八年(公元792年)才登進士第。
他頗銳意于功名,數投書于時相,皆不報,因離京到東都。
後甯武節度使張建封聘他為府推官。
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調四門博士,遷監察禦史。
十九年以事貶陽山令。
憲宗即位(公元806年),為國子博士,改都官員外郎。
後裴度宣慰淮西,奏以愈為行軍司馬。
吳元濟平,入為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憲宗遣使到鳳翔迎佛骨入宮。
愈上表切谏。
帝大怒,貶他為潮州刺史。
穆宗立(公元821年),召他為國子祭酒。
後又為京兆尹,轉吏部侍郎。
長慶四年卒(公元768~824年)。
年五十七。
有集四十卷[2]。
他的詩,和他的散文的作風很不相同。
他在散文方面的主張,是要由艱深的骈俪回複到平易的“古文”的,他打的旗幟是“複歸自然”的一類。
但他的詩的作風卻不相同了,雖然同樣的持着反對濃豔與對偶的态度,卻有意的要求險,求深,求不平凡。
而他的才情的弘灏,又足以肆應不窮。
其結果,便樹立了詩壇上的一個旗幟,一個獨創出來的旗幟。
故他的散文是揚雄、班固、《左傳》、《史記》等的模拟,他的詩卻是一個創作,一個嶄新的創作。
他在詩一方面的成就,是要比他的散文為高明的。
《唐書》謂他“為詩豪放,不避粗險,格之變,亦自愈始焉”。
《歲寒堂詩話》說:“柳柳州詩,字字如珠玉,精則精矣,然不若退之變态百出也。
使退之收斂而為子厚則易,使子厚開拓而為退之則難矣。
意味可學,而才氣則不可及也。
”這評語頗為公允。
他為了才氣的縱橫,故于長詩最為擅長,像《南山詩》是最著名的。
他在其中連用五十幾個“或”字,以形容崖石的奇态,其想象的奔馳,是遠較漢賦的僅以堆字為工者不同的: 韓愈詩意圖 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鬥,或妥若弭伏,或竦若驚雛, 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湊,或翩若船遊,或決若馬驟, 或背若相惡,或向若相佑,或亂若抽筍,或嵲若注炙, 或錯若繪畫,或缭若篆籀,或羅若星離,或蓊若雲逗, 或浮若波濤,或碎若鋤耨。
或如贲育倫,賭勝勇前購,先強勢已出,後鈍嗔譳。
或如帝王尊,叢集朝賤幼,雖親不亵狎,雖遠不悖謬。
或如臨食案,肴核紛饤饾,又如遊九原,墳墓包椁柩。
或累若盆罂,或揭若豆,或覆若曝鼈,或頹若寝獸。
…… 差不多把一切有生無生之物,捕捉進來當做形容的工具的了。
又像《嗟哉董生行》:“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縣人董生召南,隐居行義于其中……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其句法是那樣的特異與不平常!難怪沈括要說,“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了。
在短詩方面,比較不容易施展這種非常的手段,但他也喜用奇字,發奇論,像《答孟郊》:“名聲暫膻腥,腸肚鎮煎炒。
古心雖自鞭,世路終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