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杜 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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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時代——安史大亂與詩人的覺醒——杜甫的生平——他的詩的三個時代——“李邕願識面”的時代——安史之亂中的所作——詩人的苦難與時代的苦難——真實的偉大的精神——晚年的恬靜的生活——具着赤子之心的詩人——大曆詩人們——韋應物與劉長卿——诙諧詩人顧況——李嘉祐、皎然等——大曆十才子——戎昱、戴叔倫及二包等
一
杜甫既歸不到上面開元、天寶的時代，也歸不到下面的大曆十子的時代裡去。
杜甫是在天寶的末葉，到大曆的初期，最顯出他的好身手來的，這時代有十六年（公元755～770年）。
我們可以名此時代為杜甫時代。
這時代的大樞紐，便是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的安祿山的變亂。
這個大變亂，把杜甫錘煉成了一個偉大的詩人，這個大變亂也把一切開元、天寶的氣象都改換了一個樣子。
杜甫像 開、天有四十年的升平，所謂“兵氣銷為日月光”者差可拟之。
然升平既久，人不知兵。
霹靂一聲，忽然有一個大變亂無端而起。
安祿山舉兵于漁陽，統蕃、漢兵馬四十餘萬，浩浩蕩蕩，殺奔長安而來。
破潼關，陷東京，如入無人之境。
第二年的正月，他便稱帝。
六月，明皇便倉皇奔蜀。
等到勤王的兵集合時，主客之勢，差不多是倒換了過來。
又一年，安祿山被殺，然兵事還不曾全定。
自此天下元氣大傷，整個政治的局面，完全改了另一種式樣。
中央政府漸漸失去了控禦的能力，驕兵悍将，人人得以割據一方，自我為政。
所謂藩鎮之禍，便自此始。
杜甫便在這個兵連禍結，天下鼎沸的時代，将自己所身受的，所觀察到的，一一捉入他的苦吟的詩篇裡去。
這使他的詩，被稱為偉大的“詩史”。
差不多整個痛苦的時代，都表現在他的詩裡了。
安史之亂形勢圖 這兩個時代，太不相同了。
前者是“曉日荔枝紅”，“霓裳羽衣舞”，沉酣于音樂、舞蹈、醇酒、婦人之中，流連于山光水色之際，園苑花林之内，不僅萬人之上的皇帝如此，即個個平民們也無不如此。
金龜換酒，旗亭畫壁，詩人們更是無思無慮的稱心稱意的在宛轉的歌唱着。
雖有愁歎，那卻是輕喟，那卻是沒名的感慨，并不是什麼深憂劇痛。
雖有悲歌，那卻是出之于無聊的人生的苦悶裡的，卻是歎息于個人功名利達的不遂意的。
但在後者的一個時代裡，卻完全不對了！漁陽鼙鼓，驚醒了四十年來的繁華夢。
開、天的黃金時代的詩人們個個都飽受了刺激。
他們不得不把迷糊的醉眼，回顧到人世間來。
他們不得不放棄了個人的富貴利達的觀念，而去挂念到另一個痛苦的廣大的社會。
他們不得不把無聊的歌唱停止了下來，而執筆去寫另一種的更遠為偉大的詩篇。
他們不得不把吟風弄月，遊山玩水的清興遏止住了，而去西奔東跑，以求自己的安全與衣食。
于是全般的詩壇的作風，也都變更了過來。
由天際的空想，變到人間的寫實。
由隻有個人的觀念，變到知道顧及社會的苦難。
由寫山水的清音，變到人民的流離痛苦的描狀。
這豈止是一個小小的改革而已。
杜甫便是全般代表了這個偉大的改革運動。
他是這個運動的先鋒，也是這個運動的主将。
二 杜甫像 清上官周作 杜甫[1]字子美，京兆人。
是唐初狂詩人審言的孫子。
家貧，少不自振，客于吳、越、齊、趙間。
李邕奇其材，嘗先往訪問他。
舉進士不第，困長安，天寶三年，獻《三大禮賦》于明皇。
帝奇之，使待诏集賢院。
命宰相試文章。
擢河西尉。
不拜。
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
數上賦頌，高自稱道。
他這時似極想做“鳴朝廷之盛”的一位宮廷詩人[2]。
但祿山之亂跟着起來了。
他的太平詩人的夢被驚醒了。
跟了大批朝臣，避難于三川。
肅宗立，自鄜洲羸服欲奔行在。
為賊所得。
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谒，拜左拾遺。
嘗因救護房琯之故，幾至得罪。
時天下大亂，所在寇奪。
甫家寓鄜，彌年艱窭，孺弱至餓死。
因許甫自往省視。
從還京師。
出為花州司功參軍。
關輔饑，辄棄官去。
客秦州，負薪，拾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營草堂成都西郭浣花溪。
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
會嚴武節度劍南、西川，因往依之。
武再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
武以世舊，待甫甚厚。
相傳甫對武頗無禮。
一日，醉登武床，瞪視道：“嚴挺之乃有此兒！”武心銜之，欲殺之。
賴其母力救得免。
但此說不大可靠。
嚴、杜交誼殊厚，甫集中贈武詩至三十餘篇之多。
皆有知己之感，而武死，甫為詩哭之尤恸，當絕不至有此事的。
武死後，甫往來梓、夔間。
大曆中，出瞿塘，溯沅、湘，以登衡山。
因客耒陽，遊嶽祠。
大水暴至，涉旬不得食。
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
為設牛炙白酒。
大醉。
一夕卒。
年五十九（公元712～770年）。
杜甫草堂遺址 他的生平，可以分為三個時代，他的詩也因之而有三個不同的作風。
第一期是安祿山亂前（公元755年前）。
這時，他正是壯年，頗有功名之思，很想做一個“緻君堯舜上”的重臣，不獨要成一個不朽的詩人而已。
他又往往熏染了時人的誇誕之習，為詩好高自稱道，像：“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
李邕求識面，王翰願蔔鄰。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
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奉贈韋左丞丈》）這不能怪他。
凡唐人差不多莫不如此。
在這時，他的詩，已是充分的顯露出他的天才。
但像《樂遊園歌》：“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像《官定後戲贈》：“耽酒須微祿，狂歌托聖朝”，其情調與當時一般的詩人，若李白、孟浩然等，是無殊的。
到了第二期，即從安史之亂後到他入蜀以前（公元755～759年），他的作風卻大變了。
在這短短的五年間，他身曆百苦，流離遷徙，刻不甯息，極人生的不
杜甫是在天寶的末葉，到大曆的初期，最顯出他的好身手來的，這時代有十六年（公元755～770年）。
我們可以名此時代為杜甫時代。
這時代的大樞紐，便是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的安祿山的變亂。
這個大變亂，把杜甫錘煉成了一個偉大的詩人，這個大變亂也把一切開元、天寶的氣象都改換了一個樣子。
杜甫像 開、天有四十年的升平，所謂“兵氣銷為日月光”者差可拟之。
然升平既久，人不知兵。
霹靂一聲，忽然有一個大變亂無端而起。
安祿山舉兵于漁陽，統蕃、漢兵馬四十餘萬，浩浩蕩蕩，殺奔長安而來。
破潼關，陷東京，如入無人之境。
第二年的正月，他便稱帝。
六月，明皇便倉皇奔蜀。
等到勤王的兵集合時，主客之勢，差不多是倒換了過來。
又一年，安祿山被殺，然兵事還不曾全定。
自此天下元氣大傷，整個政治的局面，完全改了另一種式樣。
中央政府漸漸失去了控禦的能力，驕兵悍将，人人得以割據一方，自我為政。
所謂藩鎮之禍，便自此始。
杜甫便在這個兵連禍結，天下鼎沸的時代，将自己所身受的，所觀察到的，一一捉入他的苦吟的詩篇裡去。
這使他的詩，被稱為偉大的“詩史”。
差不多整個痛苦的時代，都表現在他的詩裡了。
安史之亂形勢圖 這兩個時代，太不相同了。
前者是“曉日荔枝紅”，“霓裳羽衣舞”，沉酣于音樂、舞蹈、醇酒、婦人之中，流連于山光水色之際，園苑花林之内，不僅萬人之上的皇帝如此，即個個平民們也無不如此。
金龜換酒，旗亭畫壁，詩人們更是無思無慮的稱心稱意的在宛轉的歌唱着。
雖有愁歎，那卻是輕喟，那卻是沒名的感慨，并不是什麼深憂劇痛。
雖有悲歌，那卻是出之于無聊的人生的苦悶裡的，卻是歎息于個人功名利達的不遂意的。
但在後者的一個時代裡，卻完全不對了！漁陽鼙鼓，驚醒了四十年來的繁華夢。
開、天的黃金時代的詩人們個個都飽受了刺激。
他們不得不把迷糊的醉眼，回顧到人世間來。
他們不得不放棄了個人的富貴利達的觀念，而去挂念到另一個痛苦的廣大的社會。
他們不得不把無聊的歌唱停止了下來，而執筆去寫另一種的更遠為偉大的詩篇。
他們不得不把吟風弄月，遊山玩水的清興遏止住了，而去西奔東跑，以求自己的安全與衣食。
于是全般的詩壇的作風，也都變更了過來。
由天際的空想，變到人間的寫實。
由隻有個人的觀念，變到知道顧及社會的苦難。
由寫山水的清音，變到人民的流離痛苦的描狀。
這豈止是一個小小的改革而已。
杜甫便是全般代表了這個偉大的改革運動。
他是這個運動的先鋒，也是這個運動的主将。
二 杜甫像 清上官周作 杜甫[1]字子美，京兆人。
是唐初狂詩人審言的孫子。
家貧，少不自振，客于吳、越、齊、趙間。
李邕奇其材，嘗先往訪問他。
舉進士不第，困長安，天寶三年，獻《三大禮賦》于明皇。
帝奇之，使待诏集賢院。
命宰相試文章。
擢河西尉。
不拜。
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
數上賦頌，高自稱道。
他這時似極想做“鳴朝廷之盛”的一位宮廷詩人[2]。
但祿山之亂跟着起來了。
他的太平詩人的夢被驚醒了。
跟了大批朝臣，避難于三川。
肅宗立，自鄜洲羸服欲奔行在。
為賊所得。
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谒，拜左拾遺。
嘗因救護房琯之故，幾至得罪。
時天下大亂，所在寇奪。
甫家寓鄜，彌年艱窭，孺弱至餓死。
因許甫自往省視。
從還京師。
出為花州司功參軍。
關輔饑，辄棄官去。
客秦州，負薪，拾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營草堂成都西郭浣花溪。
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
會嚴武節度劍南、西川，因往依之。
武再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
武以世舊，待甫甚厚。
相傳甫對武頗無禮。
一日，醉登武床，瞪視道：“嚴挺之乃有此兒！”武心銜之，欲殺之。
賴其母力救得免。
但此說不大可靠。
嚴、杜交誼殊厚，甫集中贈武詩至三十餘篇之多。
皆有知己之感，而武死，甫為詩哭之尤恸，當絕不至有此事的。
武死後，甫往來梓、夔間。
大曆中，出瞿塘，溯沅、湘，以登衡山。
因客耒陽，遊嶽祠。
大水暴至，涉旬不得食。
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
為設牛炙白酒。
大醉。
一夕卒。
年五十九（公元712～770年）。
杜甫草堂遺址 他的生平，可以分為三個時代，他的詩也因之而有三個不同的作風。
第一期是安祿山亂前（公元755年前）。
這時，他正是壯年，頗有功名之思，很想做一個“緻君堯舜上”的重臣，不獨要成一個不朽的詩人而已。
他又往往熏染了時人的誇誕之習，為詩好高自稱道，像：“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
李邕求識面，王翰願蔔鄰。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
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奉贈韋左丞丈》）這不能怪他。
凡唐人差不多莫不如此。
在這時，他的詩，已是充分的顯露出他的天才。
但像《樂遊園歌》：“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像《官定後戲贈》：“耽酒須微祿，狂歌托聖朝”，其情調與當時一般的詩人，若李白、孟浩然等，是無殊的。
到了第二期，即從安史之亂後到他入蜀以前（公元755～759年），他的作風卻大變了。
在這短短的五年間，他身曆百苦，流離遷徙，刻不甯息，極人生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