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隋及唐初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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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十[21]（公元650？～689年？）。
有集[22]。
照鄰少年所作，不殊子安、盈川。
及疾後，境愈苦，詩也愈峻。
像《釋疾文》： 歲将暮兮歡不再，時已晚兮憂來多。
東郊絕此麒麟筆，西山秘此鳳凰柯。
死去死去今如此，生兮生兮奈汝何！ 蓋已具有死志了。
像《羁卧山中》的“卧壑迷時代，行歌任死生。
紅顔意氣盡，白璧故交輕。
澗戶無人迹，山窗聽鳥聲。
春色緣岩上，寒光入溜平。
雪盡松帷暗，雲開石路明”雲雲，蓋還是雖疾而未至絕望的時候所作，故尚有“紫書常日閱，丹藥幾年成”雲雲。
駱賓王像 駱賓王善于長篇的歌行，像《從軍中行路難》、《夏日遊德州贈高四》、《帝京篇》、《疇昔篇》等，都可顯出他的縱橫任意、不可羁束的才情來。
《疇昔篇》自叙身世，長至一千二百餘字，從“少年重英俠，弱歲賤衣冠”說起，直說到“鄒衍銜悲系燕獄，李斯抱怨拘秦桎。
不應白發頓成絲，直為黃河暗如漆”。
大約是獄中之作罷。
這無疑是這時代中最偉大的一篇巨作，足和庾子山的《哀江南賦》列在同一型類中的。
所謂在獄中，當然未必是指稱敬業失敗後的事，或當指武後時（公元684年）因坐贓“入獄”（？）的一段事。
故篇中并未叙及兵事，而有“隻為須求負郭田，使我再幹州縣祿”語。
這樣以五七言雜組成文的東西，誠是空前之作。
當時的人，嘗以他的《帝京篇》為絕唱；而不知《疇昔篇》之更遠為宏偉。
賓王，婺州義烏人。
與子安等同是早慧者，七歲即能賦詩。
但少年時落魄無行，好與博徒為伍。
初為道王府屬。
嘗使自言所能。
賓王不答。
後為武功主簿。
裴行儉做洮州總管，表他掌書奏，他不應。
高宗末，調長安主簿。
武後時，坐贓左遷臨海丞，怏怏不得志，棄官而去。
時徐敬業在揚州起兵讨武後，署賓王為府屬。
軍中檄都是他所作。
武後讀檄文到“一杯之土未幹，六尺之孤安在！”語，大驚，問為何人所作，或以賓王對。
後道：“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死，賓王也不知所終（？～684？）[23]。
有集[24]。
五 在這個時代，忽有幾個怪詩人出現，完全獨立于時代的風氣之外；不管文壇的風尚如何，廟堂的倡導如何，他們隻是說出他們的心，稱意抒懷，一點也不顧到别的作家們在那裡做什麼。
在這些怪詩人裡，王梵志是最重要的一個。
王梵志詩，埋沒了千餘年，近來因敦煌寫本的發現，中有他的詩，才複為我們所知[25]。
相傳他是生于樹瘿之中的（見《太平廣記》卷八十二）。
其生年約當隋、唐之間（約公元590～660年）。
他的詩教訓或說理的氣味太重，但也頗有好的篇什，像： 吾有十畝田，種在南山坡。
青松四五樹，綠豆兩三窠。
熱即池中浴，涼便岸上歌。
遨遊自取足，誰能奈我何！ 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裡。
一人吃一個，莫嫌沒滋味。
寒山、拾得圖軸 這樣直捷的由厭世而逃到享樂的意念，我們的詩裡，雖也時時有之，但從沒有梵志這麼大膽而痛快的表現！ 梵志的影響很大，較他略後的和尚寒山、拾得、豐幹，都是受他的感化的。
寒山、拾得（寒山、拾得詩，有日本影宋本、有明刊本、《四部叢刊》本。
）、豐幹的時代，不能确知，相傳是貞觀中人。
但最遲不會在大曆以後。
寒山詩，像“有人笑我詩，我詩合典雅！不煩鄭氏箋，豈用毛公解。
……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逾好”雲雲，和拾得詩，像“世間億萬人，面孔不相似。
……但自修己身，不要言他己”雲雲，都是梵志的嫡裔。
顧況和杜荀鶴、羅隐諸人，也都是從他們那裡一條線脈聯下去的。
六 隋與唐初的散文，也和其詩壇的情形一樣，同是受梁、陳風氣的支配。
楊堅即位時，有李谔者，嘗上書論文體輕薄，欲圖糾正，他以為：“江左齊、梁，其弊彌甚。
貴賤賢愚，唯務吟詠。
遂複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争一字之巧。
連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
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
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笃。
”于是他便主張應該：“屏黜浮詞，遏止華僞。
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缙紳，參廁纓冕。
”還要對于那一類僞華的人，聞風劾奏，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台”。
但那一篇煌煌巨文，卻如投小石于巨川，一點影響也不曾發生過。
文壇的風尚還是照常的推進，沒有一點丕變。
李德林、盧思道、薛道衡諸人所作散文，也并皆拟仿南朝，以骈偶相尚。
至于由南朝入隋的文人們，像許善心、王胄、江總、虞世基等更是無論了。
《北史》書影 唐初散文，無足稱述。
四傑所作，也不殊于當時的風尚。
六朝之際，尚有所謂“文、筆”之分；美文多用骈俪；公牍書記，尚存質樸之意。
至唐則差不多公文奏牍，也都出以骈四俪六之體，且浸淫而以“四六文”為公文的程式，為實際上應用的定型的文體了。
這時期可述者唯為若幹部重要史籍的編纂。
岑文本與崔仁師作《周史》。
李百藥作《齊史》。
姚思廉次《梁》、《陳》二史。
魏征編《隋史》。
思廉、百藥之作，皆為一家言。
又有李延壽者，世居相州，貞觀中為禦史台主簿，兼修國史。
本其父志，更著《北史》、《南史》二書。
同時，又有《晉書》百三十卷的編撰，則出于群臣的合力，開後世“修史”的另外一條大路。
自此以後，為一代的百科全書的所謂“正史”者，便永成為“合力”的撰述，而不複是個人的著作了。
七 敦煌壁畫《玄奘取經圖》 佛經的翻譯，在這時代仍成為重要的事業。
但從鸠摩羅什大舉翻譯後，能繼其軌轍者，唯唐初的玄奘法師。
玄奘[26]姓陳氏（公元596～664年），曾往印度求法，遍曆西方諸小國及印度各地而歸，赍回經典極多。
他離國十七年，艱苦無所不嘗。
有集[22]。
照鄰少年所作，不殊子安、盈川。
及疾後，境愈苦，詩也愈峻。
像《釋疾文》： 歲将暮兮歡不再，時已晚兮憂來多。
東郊絕此麒麟筆，西山秘此鳳凰柯。
死去死去今如此，生兮生兮奈汝何！ 蓋已具有死志了。
像《羁卧山中》的“卧壑迷時代，行歌任死生。
紅顔意氣盡，白璧故交輕。
澗戶無人迹，山窗聽鳥聲。
春色緣岩上，寒光入溜平。
雪盡松帷暗，雲開石路明”雲雲，蓋還是雖疾而未至絕望的時候所作，故尚有“紫書常日閱，丹藥幾年成”雲雲。
駱賓王像 駱賓王善于長篇的歌行，像《從軍中行路難》、《夏日遊德州贈高四》、《帝京篇》、《疇昔篇》等，都可顯出他的縱橫任意、不可羁束的才情來。
《疇昔篇》自叙身世，長至一千二百餘字，從“少年重英俠，弱歲賤衣冠”說起，直說到“鄒衍銜悲系燕獄，李斯抱怨拘秦桎。
不應白發頓成絲，直為黃河暗如漆”。
大約是獄中之作罷。
這無疑是這時代中最偉大的一篇巨作，足和庾子山的《哀江南賦》列在同一型類中的。
所謂在獄中，當然未必是指稱敬業失敗後的事，或當指武後時（公元684年）因坐贓“入獄”（？）的一段事。
故篇中并未叙及兵事，而有“隻為須求負郭田，使我再幹州縣祿”語。
這樣以五七言雜組成文的東西，誠是空前之作。
當時的人，嘗以他的《帝京篇》為絕唱；而不知《疇昔篇》之更遠為宏偉。
賓王，婺州義烏人。
與子安等同是早慧者，七歲即能賦詩。
但少年時落魄無行，好與博徒為伍。
初為道王府屬。
嘗使自言所能。
賓王不答。
後為武功主簿。
裴行儉做洮州總管，表他掌書奏，他不應。
高宗末，調長安主簿。
武後時，坐贓左遷臨海丞，怏怏不得志，棄官而去。
時徐敬業在揚州起兵讨武後，署賓王為府屬。
軍中檄都是他所作。
武後讀檄文到“一杯之土未幹，六尺之孤安在！”語，大驚，問為何人所作，或以賓王對。
後道：“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死，賓王也不知所終（？～684？）[23]。
有集[24]。
五 在這個時代，忽有幾個怪詩人出現，完全獨立于時代的風氣之外；不管文壇的風尚如何，廟堂的倡導如何，他們隻是說出他們的心，稱意抒懷，一點也不顧到别的作家們在那裡做什麼。
在這些怪詩人裡，王梵志是最重要的一個。
王梵志詩，埋沒了千餘年，近來因敦煌寫本的發現，中有他的詩，才複為我們所知[25]。
相傳他是生于樹瘿之中的（見《太平廣記》卷八十二）。
其生年約當隋、唐之間（約公元590～660年）。
他的詩教訓或說理的氣味太重，但也頗有好的篇什，像： 吾有十畝田，種在南山坡。
青松四五樹，綠豆兩三窠。
熱即池中浴，涼便岸上歌。
遨遊自取足，誰能奈我何！ 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裡。
一人吃一個，莫嫌沒滋味。
寒山、拾得圖軸 這樣直捷的由厭世而逃到享樂的意念，我們的詩裡，雖也時時有之，但從沒有梵志這麼大膽而痛快的表現！ 梵志的影響很大，較他略後的和尚寒山、拾得、豐幹，都是受他的感化的。
寒山、拾得（寒山、拾得詩，有日本影宋本、有明刊本、《四部叢刊》本。
）、豐幹的時代，不能确知，相傳是貞觀中人。
但最遲不會在大曆以後。
寒山詩，像“有人笑我詩，我詩合典雅！不煩鄭氏箋，豈用毛公解。
……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逾好”雲雲，和拾得詩，像“世間億萬人，面孔不相似。
……但自修己身，不要言他己”雲雲，都是梵志的嫡裔。
顧況和杜荀鶴、羅隐諸人，也都是從他們那裡一條線脈聯下去的。
六 隋與唐初的散文，也和其詩壇的情形一樣，同是受梁、陳風氣的支配。
楊堅即位時，有李谔者，嘗上書論文體輕薄，欲圖糾正，他以為：“江左齊、梁，其弊彌甚。
貴賤賢愚，唯務吟詠。
遂複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争一字之巧。
連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
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
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笃。
”于是他便主張應該：“屏黜浮詞，遏止華僞。
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缙紳，參廁纓冕。
”還要對于那一類僞華的人，聞風劾奏，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台”。
但那一篇煌煌巨文，卻如投小石于巨川，一點影響也不曾發生過。
文壇的風尚還是照常的推進，沒有一點丕變。
李德林、盧思道、薛道衡諸人所作散文，也并皆拟仿南朝，以骈偶相尚。
至于由南朝入隋的文人們，像許善心、王胄、江總、虞世基等更是無論了。
《北史》書影 唐初散文，無足稱述。
四傑所作，也不殊于當時的風尚。
六朝之際，尚有所謂“文、筆”之分；美文多用骈俪；公牍書記，尚存質樸之意。
至唐則差不多公文奏牍，也都出以骈四俪六之體，且浸淫而以“四六文”為公文的程式，為實際上應用的定型的文體了。
這時期可述者唯為若幹部重要史籍的編纂。
岑文本與崔仁師作《周史》。
李百藥作《齊史》。
姚思廉次《梁》、《陳》二史。
魏征編《隋史》。
思廉、百藥之作，皆為一家言。
又有李延壽者，世居相州，貞觀中為禦史台主簿，兼修國史。
本其父志，更著《北史》、《南史》二書。
同時，又有《晉書》百三十卷的編撰，則出于群臣的合力，開後世“修史”的另外一條大路。
自此以後，為一代的百科全書的所謂“正史”者，便永成為“合力”的撰述，而不複是個人的著作了。
七 敦煌壁畫《玄奘取經圖》 佛經的翻譯，在這時代仍成為重要的事業。
但從鸠摩羅什大舉翻譯後，能繼其軌轍者，唯唐初的玄奘法師。
玄奘[26]姓陳氏（公元596～664年），曾往印度求法，遍曆西方諸小國及印度各地而歸，赍回經典極多。
他離國十七年，艱苦無所不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