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批評文學的發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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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文學觀——漢代諸作家的文學觀——曹丕《典論·論文》——文學批評的産生——陸機的《文賦》——摯虞的《文章流别志論》——齊梁的偉大的時代——反切法的輸入——四聲八病說——其反動——鐘嵘《詩品》——劉勰《文心雕龍》——為藝術的藝術論之絕叫——其反對者
一
在建安以前，我們可以說，沒有文學批評。
孔子對于文學，一方面隻是抱着欣賞的态度，像“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論語·泰伯》）一方面卻抱的是功利主義的文學觀，故屢屢地說道：“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
這可以說是，最徹底的詩的應用論了。
卻也還夠不上說是“人生的藝術觀”。
他又有“思無邪”之說，但其意義卻是不甚明了的。
總之，孔子的詩論，隻是側重在應用的一方面的。
這也難怪，我們看，那個時代的外交上的辭令，幾乎都是稱“詩”以為證的，便可知“詩”的應用，在實際上已是很廣大的了。
漢代是詩思消歇的時代，文學批評也不發達。
專門的辭賦家，像司馬相如，隻是說，賦是天才的産品，其奧妙是不可知的。
揚雄則倡讀千賦則能為賦之說。
那都不過是随意的漫談。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的序是比較得很有系統的批評，其見解卻也不脫教訓主義的色彩。
後漢時代最有懷疑精神的王充，在《論衡》裡曾有很重要的發現，那便是“藝增”一類的倡論；但與其說是屬于批評的，還不如說是屬于修辭的。
真實的批評的自覺期，當開始于建安時代。
當時曹丕、曹植兄弟，恣其直覺的意見，大膽無忌的評骘着當代的諸家。
像曹丕《典論》裡的《論文》，及《與吳質書》裡，都把文章的價值擡得很高。
他也許是最早的一個人，感得“文章”具有獨立生命與不朽的。
他道：“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典論》）他一方面又批評孔融、王粲、徐幹等七人的得失；這有些近于作家的批評了。
同時還要探讨文體的分類與特質。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诔尚實，詩賦欲麗。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
”（《典論》）這裡把“文”分為奏議、書論、銘诔、詩賦四類。
大約是最早的一種文體論的嘗試了。
他又說：“文以氣為主。
”這乃開創了後人論文的一條大路。
曹植在《與楊德祖書》裡也評論着王粲、陳琳、徐幹諸人。
唯他卻薄辭賦為小道，而欲以“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為急。
假如不是有激而雲然，則其批評見解是遠不若他哥哥的高超了。
陸機在晉初寫了一篇《文賦》，那是以賦體來論文的一篇偉大的東西。
對于著作的甘苦，他是頗能闡發之的。
在文體論一方面，他雖分為詩、賦、碑、诔、銘、箴、頌、論、奏、說等類，比曹丕多出若幹，其大體卻仍是就曹氏之論而放大了的。
關于文章做法的一邊，那是他自己的特色。
但也偏重于修辭、謀篇的部分。
他主張，言辭與理意是應該并重的，而其本卻還為理意。
“謝朝華于已披，啟夕秀于未振”，他是那樣的具有開拓一個宗派的雄心。
與陸機同時的有摯虞，他編集了号為第一部總集（該說除《詩經》、《楚辭》外）的《文章流别集》（本傳說，三十卷，《隋志》雲，四十一卷），專選詩賦。
又有《文章流别
孔子對于文學，一方面隻是抱着欣賞的态度，像“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論語·泰伯》）一方面卻抱的是功利主義的文學觀，故屢屢地說道：“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
這可以說是，最徹底的詩的應用論了。
卻也還夠不上說是“人生的藝術觀”。
他又有“思無邪”之說，但其意義卻是不甚明了的。
總之，孔子的詩論，隻是側重在應用的一方面的。
這也難怪，我們看，那個時代的外交上的辭令，幾乎都是稱“詩”以為證的，便可知“詩”的應用，在實際上已是很廣大的了。
漢代是詩思消歇的時代，文學批評也不發達。
專門的辭賦家，像司馬相如，隻是說，賦是天才的産品，其奧妙是不可知的。
揚雄則倡讀千賦則能為賦之說。
那都不過是随意的漫談。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的序是比較得很有系統的批評，其見解卻也不脫教訓主義的色彩。
後漢時代最有懷疑精神的王充，在《論衡》裡曾有很重要的發現，那便是“藝增”一類的倡論；但與其說是屬于批評的，還不如說是屬于修辭的。
真實的批評的自覺期，當開始于建安時代。
當時曹丕、曹植兄弟，恣其直覺的意見，大膽無忌的評骘着當代的諸家。
像曹丕《典論》裡的《論文》，及《與吳質書》裡，都把文章的價值擡得很高。
他也許是最早的一個人，感得“文章”具有獨立生命與不朽的。
他道：“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典論》）他一方面又批評孔融、王粲、徐幹等七人的得失；這有些近于作家的批評了。
同時還要探讨文體的分類與特質。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诔尚實，詩賦欲麗。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
”（《典論》）這裡把“文”分為奏議、書論、銘诔、詩賦四類。
大約是最早的一種文體論的嘗試了。
他又說：“文以氣為主。
”這乃開創了後人論文的一條大路。
曹植在《與楊德祖書》裡也評論着王粲、陳琳、徐幹諸人。
唯他卻薄辭賦為小道，而欲以“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為急。
假如不是有激而雲然，則其批評見解是遠不若他哥哥的高超了。
陸機在晉初寫了一篇《文賦》，那是以賦體來論文的一篇偉大的東西。
對于著作的甘苦，他是頗能闡發之的。
在文體論一方面，他雖分為詩、賦、碑、诔、銘、箴、頌、論、奏、說等類，比曹丕多出若幹，其大體卻仍是就曹氏之論而放大了的。
關于文章做法的一邊，那是他自己的特色。
但也偏重于修辭、謀篇的部分。
他主張，言辭與理意是應該并重的，而其本卻還為理意。
“謝朝華于已披，啟夕秀于未振”，他是那樣的具有開拓一個宗派的雄心。
與陸機同時的有摯虞，他編集了号為第一部總集（該說除《詩經》、《楚辭》外）的《文章流别集》（本傳說，三十卷，《隋志》雲，四十一卷），專選詩賦。
又有《文章流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