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齊梁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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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梁詩的影響——詩的韻律的定式之發現——“竟陵八友”——謝朓、沈約、範雲等——任昉、劉繪、孔稚珪等——蕭衍、蕭綱諸皇帝詩人——梁文學的極盛——江淹、丘遲、張率、王筠等——何遜與吳均——蕭子顯與劉孝綽——陳叔寶及其時代——徐陵、陰铿、江總等
一
齊、梁詩體為世人所诟病者已久。
但齊、梁體的詩果是如論者所攻擊的徒工塗飾，一無情思麼？唐宋文人慣于自誇地說什麼“文起八代之衰”，或什麼“自從建安來，绮麗不足珍”。
但唐、宋的許多大詩人，其作品或多或少的受有齊、梁詩人們的影響是無可諱言的。
李白詩的飄逸的作風，絕不是六朝詩體所可範圍者。
然他卻佩服謝朓。
登華山落雁峰雲：“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杜甫也嘗不客氣地說他道：“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铿。
”杜甫他自己是那樣的目無往古，卻也嘗贊歎地說道：“清新庾開府。
”而他們所稱的謝朓、陰铿、庾信卻都是徹頭徹尾的齊、梁派的詩人們！這可見齊、梁時代的制作是并未被後來的大詩人們所卑視、唾棄之的。
凡是大詩人們便都知道欣賞齊、梁詩裡的真正的珠玉。
齊、梁作風，固嘗偏于一隅，然執以較之“花間集”的一個時代，和“北宋詞”的一個時代，他們又何嘗都不是以一種的作風成為一個時代的風氣呢。
齊、梁詩裡應酬頌揚之作過多，這是一病。
更盡有許多真實的偉大的作品在着。
上文所說的許多的新樂府辭，當然是他們最光榮的産品。
而此外，也未嘗無物。
我們如果沒有什麼偏見，實在該駐足于此，對齊、梁諸大詩人的作品一沉吟，一詠賞的。
齊、梁詩人們有一個極大的貢獻，那便是對于詩的音韻的規律的定式之發現。
在沈約以前，作詩的人都是僅憑天籁，習焉不察的。
約所謂“自靈均以來，此秘未睹。
或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并不是誇大的話。
到了齊永明的時候（公元483～493年），沈約受了印度拼音文字輸入的影響，方才有四聲的發現，八病的披露。
這使得詩律确立了下來，也使得音調更為諧和，對偶更為工整。
這時候雖沒有“律詩”之名，而“律詩”的基礎，已在這時候打定了。
二 從蕭道成移了宋祚之後，文章益盛。
老詩人們逝去不少，而新詩人們的崛起，則更有如春草自綠，池萍自茂般的繁多。
永明之際，詩壇之盛，足以追蹤建安、正始。
當時文士們皆集合于竟陵王蕭子良的左右。
子良為武帝第二子，知藝好客。
他自己也是一個詩人。
蕭衍、王融、謝朓、任昉、沈約、陸任、範雲、蕭琛等八人，尤為子良所敬畏，号曰竟陵八友。
在這八人裡，謝朓最長于詩，任昉、陸任則工為散文，沈約則詩文并美。
《南齊書·陸厥傳》道：“永明末，盛為文章。
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玡王融，以氣類相推毂。
汝南周颙善識聲韻。
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
世呼為永明體。
”又有張融、劉繪、孔稚珪等，在齊代也甚有文名。
然其領袖，則允當推謝朓、王融、沈約、範雲等人。
所謂“永明體”，實開創了齊、梁詩的風格。
在永明以前，六朝詩的作風并不曾統一過。
有顔、謝的緻密，也有淵明的疏蕩自然。
有郭璞的俊逸，也有鮑照的奇健清新。
所謂六朝的作風，實在隻是在永明的時候方才有了一個共同的趨勢的。
對仗更工整了，題材更狹小了，情緒更纖柔了，音律更精細了。
不是在文辭上做工夫，便是在歌詠着靡靡醉人的清音新調。
這時産生出不少“詩律工細”的詩人們。
有時其風格也是很高超的。
但像景純的《遊仙》，明遠的“拟古”，淵明的《飲酒》般的東西，卻永遠不見于詩壇上了。
這時有的隻是“夕殿下珠簾，流螢飛複息”，“餘霞散成绮，澄江靜如練”，“垂楊低複舉，新萍合且離”（謝朓）；隻是“況複飛螢夜，木葉亂紛紛”，“絲中傳意緒，花裡寄春情”（王融）；隻是“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楊柳亂如絲，绮羅不自持”，“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沈約）。
他們的情調是清新的，他們的意境是隽美的，他們的音律是和諧的。
所可譏者，乃在格局、才情偏于纖巧的一邊。
他們帶領了一大批的沒有天才的文人們，走入一條很窄的死路上去了。
然而在這一百十年（從齊到陳）間，在這種所謂齊、梁風尚裡，大詩人們卻仍是不斷地産生出來，成為一個詩人的大時代。
而謝朓在其間，尤有影響。
《宣州謝朓樓餞别校書叔雲》詩意圖 謝朓[1]字玄晖，陳郡陽夏人。
初為豫
但齊、梁體的詩果是如論者所攻擊的徒工塗飾，一無情思麼？唐宋文人慣于自誇地說什麼“文起八代之衰”，或什麼“自從建安來，绮麗不足珍”。
但唐、宋的許多大詩人，其作品或多或少的受有齊、梁詩人們的影響是無可諱言的。
李白詩的飄逸的作風，絕不是六朝詩體所可範圍者。
然他卻佩服謝朓。
登華山落雁峰雲：“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杜甫也嘗不客氣地說他道：“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铿。
”杜甫他自己是那樣的目無往古，卻也嘗贊歎地說道：“清新庾開府。
”而他們所稱的謝朓、陰铿、庾信卻都是徹頭徹尾的齊、梁派的詩人們！這可見齊、梁時代的制作是并未被後來的大詩人們所卑視、唾棄之的。
凡是大詩人們便都知道欣賞齊、梁詩裡的真正的珠玉。
齊、梁作風，固嘗偏于一隅，然執以較之“花間集”的一個時代，和“北宋詞”的一個時代，他們又何嘗都不是以一種的作風成為一個時代的風氣呢。
齊、梁詩裡應酬頌揚之作過多，這是一病。
更盡有許多真實的偉大的作品在着。
上文所說的許多的新樂府辭，當然是他們最光榮的産品。
而此外，也未嘗無物。
我們如果沒有什麼偏見，實在該駐足于此，對齊、梁諸大詩人的作品一沉吟，一詠賞的。
齊、梁詩人們有一個極大的貢獻，那便是對于詩的音韻的規律的定式之發現。
在沈約以前，作詩的人都是僅憑天籁，習焉不察的。
約所謂“自靈均以來，此秘未睹。
或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并不是誇大的話。
到了齊永明的時候（公元483～493年），沈約受了印度拼音文字輸入的影響，方才有四聲的發現，八病的披露。
這使得詩律确立了下來，也使得音調更為諧和，對偶更為工整。
這時候雖沒有“律詩”之名，而“律詩”的基礎，已在這時候打定了。
二 從蕭道成移了宋祚之後，文章益盛。
老詩人們逝去不少，而新詩人們的崛起，則更有如春草自綠，池萍自茂般的繁多。
永明之際，詩壇之盛，足以追蹤建安、正始。
當時文士們皆集合于竟陵王蕭子良的左右。
子良為武帝第二子，知藝好客。
他自己也是一個詩人。
蕭衍、王融、謝朓、任昉、沈約、陸任、範雲、蕭琛等八人，尤為子良所敬畏，号曰竟陵八友。
在這八人裡，謝朓最長于詩，任昉、陸任則工為散文，沈約則詩文并美。
《南齊書·陸厥傳》道：“永明末，盛為文章。
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玡王融，以氣類相推毂。
汝南周颙善識聲韻。
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
世呼為永明體。
”又有張融、劉繪、孔稚珪等，在齊代也甚有文名。
然其領袖，則允當推謝朓、王融、沈約、範雲等人。
所謂“永明體”，實開創了齊、梁詩的風格。
在永明以前，六朝詩的作風并不曾統一過。
有顔、謝的緻密，也有淵明的疏蕩自然。
有郭璞的俊逸，也有鮑照的奇健清新。
所謂六朝的作風，實在隻是在永明的時候方才有了一個共同的趨勢的。
對仗更工整了，題材更狹小了，情緒更纖柔了，音律更精細了。
不是在文辭上做工夫，便是在歌詠着靡靡醉人的清音新調。
這時産生出不少“詩律工細”的詩人們。
有時其風格也是很高超的。
但像景純的《遊仙》，明遠的“拟古”，淵明的《飲酒》般的東西，卻永遠不見于詩壇上了。
這時有的隻是“夕殿下珠簾，流螢飛複息”，“餘霞散成绮，澄江靜如練”，“垂楊低複舉，新萍合且離”（謝朓）；隻是“況複飛螢夜，木葉亂紛紛”，“絲中傳意緒，花裡寄春情”（王融）；隻是“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楊柳亂如絲，绮羅不自持”，“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沈約）。
他們的情調是清新的，他們的意境是隽美的，他們的音律是和諧的。
所可譏者，乃在格局、才情偏于纖巧的一邊。
他們帶領了一大批的沒有天才的文人們，走入一條很窄的死路上去了。
然而在這一百十年（從齊到陳）間，在這種所謂齊、梁風尚裡，大詩人們卻仍是不斷地産生出來，成為一個詩人的大時代。
而謝朓在其間，尤有影響。
《宣州謝朓樓餞别校書叔雲》詩意圖 謝朓[1]字玄晖，陳郡陽夏人。
初為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