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佛教文學的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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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佛教文學的輸入——佛教經典的翻譯事業——《四十二章經》——安世高、嚴佛調等——支謙與聶承遠父子——南北朝佛教大盛的原因——這二百七十年間的翻譯家——鸠摩羅什——昙無忏與《佛所行贊經》——佛陀跋陀羅——法顯及其《佛國記》——拘那羅陀及所譯《唯識論》等——佛典翻譯的困難
一
中世紀文學史裡的一件大事，便是佛教文學的輸入。
從佛教文學輸入以後，我們的中世紀文學所經曆的路線，便和前大不相同了。
我們于有了許多偉大的翻譯的作品以外，在音韻上，在故事的題材上，在典故成語上，多多少少的都受有佛教文學的影響。
最後，且更拟仿着印度文學的“文體”而産生出好幾種宏偉無比的新的文體出來。
假如沒有中、印的這個文學上的結婚，我們中世紀文學當絕不會是現在所見的那個樣子的。
關于佛教文學的影響，本章暫時不講。
我們在下文裡将詳述之。
本章所講的隻是在六朝的時候，佛教文學輸入中國的一段曆史。
佛教文學的翻譯事業，總有一千年以上的曆史。
最早的翻譯事業的開始，究竟在于何時，我們已不能知道。
相傳有漢明帝求法之說。
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答楚王英诏裡，已用了“浮屠”、“伊蒲塞”、“桑門”三個外來的名詞，可見當時佛教的典籍已有人知道的了。
相傳最早的翻譯的書是攝摩騰所譯的《四十二章經》，同來的竺法蘭也譯有幾種經。
但《四十二章經》隻是編集佛教的精語以成之的，并不是翻譯的書；其句法全學《老子》。
這可見較早的介紹，隻是一種提要式的譯述；其文體也總是犧牲外來文學的特色以牽就本土的習慣的。
《四十二章經》書影 可考的最早的譯者為漢末桓、靈時代（公元147年以後）的安世高、支曜、安玄、康巨、嚴佛調等。
安世高為安息人，支曜為月支人，康巨為康居人，他們皆于此時來到洛陽，宣傳佛教，所譯皆小品。
嚴佛調則為最早的漢人（臨淮人）譯者，和安玄合作，譯有《維摩诘經》等。
到了三國的時候，主要的譯者若支謙、康曾會、維祗難、竺将炎等仍皆是外國人。
維祗難是天竺人，黃初三年（公元222年）到武昌，與竺将炎合譯《昙缽經》（今名《法句經》），用四言、五言的詩體，來裝載新輸入的辭藻，像“假令盡壽命，勤事天下神，象馬以祠天，不如行一慈”（《慈仁品》）；“夫士之生，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由其惡言”（《明哲品》），都給我們詩壇以清新的一種哲理詩的空氣。
支謙譯經甚多，影響很大，在其中，以《阿彌陀經》、《維摩诘經》為最重要。
謙本月支人而生于中國，故所譯殊鮮“格格不入”之弊。
西晉的時候，竺法護是最重要的譯者。
他本月支人，世居敦煌。
嘗赴西域，帶來許多梵經，譯為漢文。
《高僧傳》說“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為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倦”。
和他合作的有聶承遠、道真父子二人。
“此君父子比辭雅便，無累于古。
”竺法護譯文弘達欣暢，雍容清雅，未始非聶氏父子潤飾之力。
二 但翻譯的最偉大時代還在公元317年以後。
這時候是五胡亂華，南北分朝，民生凋敝到極點的時候。
然佛教徒卻以更勇猛的願力，在這個動亂的時代活動着。
據《洛陽伽藍記》所載，洛陽佛寺，在元魏的時候，大小不啻千數。
雖也曾遇到幾次的大屠殺和迫害，然無害于佛教的發展。
南朝的蕭衍，身為皇帝，也嘗舍身于同泰寺。
其他著名的文士，若謝靈運、沈
從佛教文學輸入以後，我們的中世紀文學所經曆的路線，便和前大不相同了。
我們于有了許多偉大的翻譯的作品以外，在音韻上，在故事的題材上，在典故成語上，多多少少的都受有佛教文學的影響。
最後，且更拟仿着印度文學的“文體”而産生出好幾種宏偉無比的新的文體出來。
假如沒有中、印的這個文學上的結婚，我們中世紀文學當絕不會是現在所見的那個樣子的。
關于佛教文學的影響，本章暫時不講。
我們在下文裡将詳述之。
本章所講的隻是在六朝的時候，佛教文學輸入中國的一段曆史。
佛教文學的翻譯事業，總有一千年以上的曆史。
最早的翻譯事業的開始，究竟在于何時，我們已不能知道。
相傳有漢明帝求法之說。
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答楚王英诏裡，已用了“浮屠”、“伊蒲塞”、“桑門”三個外來的名詞，可見當時佛教的典籍已有人知道的了。
相傳最早的翻譯的書是攝摩騰所譯的《四十二章經》，同來的竺法蘭也譯有幾種經。
但《四十二章經》隻是編集佛教的精語以成之的，并不是翻譯的書；其句法全學《老子》。
這可見較早的介紹，隻是一種提要式的譯述；其文體也總是犧牲外來文學的特色以牽就本土的習慣的。
《四十二章經》書影 可考的最早的譯者為漢末桓、靈時代（公元147年以後）的安世高、支曜、安玄、康巨、嚴佛調等。
安世高為安息人，支曜為月支人，康巨為康居人，他們皆于此時來到洛陽，宣傳佛教，所譯皆小品。
嚴佛調則為最早的漢人（臨淮人）譯者，和安玄合作，譯有《維摩诘經》等。
到了三國的時候，主要的譯者若支謙、康曾會、維祗難、竺将炎等仍皆是外國人。
維祗難是天竺人，黃初三年（公元222年）到武昌，與竺将炎合譯《昙缽經》（今名《法句經》），用四言、五言的詩體，來裝載新輸入的辭藻，像“假令盡壽命，勤事天下神，象馬以祠天，不如行一慈”（《慈仁品》）；“夫士之生，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由其惡言”（《明哲品》），都給我們詩壇以清新的一種哲理詩的空氣。
支謙譯經甚多，影響很大，在其中，以《阿彌陀經》、《維摩诘經》為最重要。
謙本月支人而生于中國，故所譯殊鮮“格格不入”之弊。
西晉的時候，竺法護是最重要的譯者。
他本月支人，世居敦煌。
嘗赴西域，帶來許多梵經，譯為漢文。
《高僧傳》說“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為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倦”。
和他合作的有聶承遠、道真父子二人。
“此君父子比辭雅便，無累于古。
”竺法護譯文弘達欣暢，雍容清雅，未始非聶氏父子潤飾之力。
二 但翻譯的最偉大時代還在公元317年以後。
這時候是五胡亂華，南北分朝，民生凋敝到極點的時候。
然佛教徒卻以更勇猛的願力，在這個動亂的時代活動着。
據《洛陽伽藍記》所載，洛陽佛寺，在元魏的時候，大小不啻千數。
雖也曾遇到幾次的大屠殺和迫害，然無害于佛教的發展。
南朝的蕭衍，身為皇帝，也嘗舍身于同泰寺。
其他著名的文士，若謝靈運、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