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建安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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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言詩的成熟時代——以曹氏父子兄弟為中心的詩壇——曹操與曹丕——曹植的兩個時期的詩篇——建安七子：孔融、王粲、徐幹等——應璩的《百一詩》——繁欽、缪襲等
一
建安時代是五言詩的成熟時期。
作家的馳骛，作品的美富，有如秋天田野中的黃金色的禾稻，垂頭迎風，谷實豐滿；又如果園中的嘉樹，枝頭累累皆為晶瑩多漿的甜果。
五言詩雖已有幾百年的曆史，卻隻是無名詩人的東西，民間的東西，還不曾上過文壇的最高角。
偶然有幾位文人試手去寫五言詩，也不過是試試而已，并不見得有多大的成績。
五言詩到了建安時代，則是蹈過了文人學士潤改的時代，而到了成為文人學士的主要的詩體的一個時期。
曹操像 這個時期的作者們，以曹氏父子兄弟為中心。
吳、蜀雖亦分據一隅，然文壇的主座卻要讓給曹家。
曹氏左右，詩人紛纭，争求自獻，其熱鬧的情形是空前的。
曹氏父子兄弟，不僅地位足以領導群英，即其詩才也足以為當時諸詩人的中心而無愧。
曹操及子丕、植都是很偉大的詩人。
尤以曹植為最有高才。
屈原之後，詩思消歇者幾五六百年，到了這時，詩人們才由長久的熟睡中蘇醒過來。
不僅五言，連四言詩也都照射出夕陽似的血紅的恬美的光亮出來。
曹操[1]字孟德，小字阿瞞，谯人。
本姓夏侯氏，其父嵩，為曹氏的養子，故遂姓曹。
操少機警有權數。
年二十，舉孝廉為郎。
除洛陽北部尉。
光和末黃巾大起。
拜騎都尉，讨颍川起義軍。
遷濟南相。
董卓廢立時，操散家财，合義兵讨卓。
初平中，袁紹表薦他為東郡太守。
建安中，操到洛陽，便總攬了政治大權。
他迎帝都許。
自為大将軍。
破袁紹、袁術，斬呂布等，次第削平各地。
獻帝以他為丞相，加九錫，爵魏王。
他部下每勸他正位。
他說道：“若天命有歸，孤其為周文王乎？”操子丕，果應其言，廢獻帝自立。
追尊操為武帝。
操頗受後人的唾罵。
其實也未見得比劉裕、蕭道成、蕭衍、李淵、趙匡胤他們更卑鄙。
然而他卻獨受惡名！他是一位霸氣縱橫的人，即在詩壇裡也是如此。
他的詩是沉郁的，雄健的，有如他的為人。
當這個時候，古樂府的拟作風氣是很流行的，所以操詩多五言的樂府辭，如《蒿裡行》、《苦寒行》等；又四言詩也顯着複盛之況，所以操詩也多四言者，如《短歌行》等[2]《薤露》、《蒿裡》，本是挽歌曲子。
操則襲用之，成為短的叙事詩；一以叙述何進召董卓事（《薤露》），一以叙述袁紹、袁術兄弟相争，連年兵甲不解事（《蒿裡行》）。
這兩詩多憤激之語，當是他早期之作。
《苦寒行》是一首絕好的征夫詩。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東歸”，這時操還是在不得意的時代吧。
“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
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幾句寫得更為生動新穎，非取之于當前之情景必寫不出來。
《卻東西門行》也是詠征夫的。
“冉冉老将至，何時返故鄉？”又“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操暮年，或已厭于言兵了吧？操的四言詩寫的似乎較他的五言詩更為俊健可喜，如《短歌行》，如《龜雖壽》，都是當時不易見到的佳作。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短歌行》）諸語實為難得的寫景描情。
“老骥伏枥，志在千裡。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龜雖壽》）操的雄志是躍躍于紙背的。
又《觀滄海》寫“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時所見的海景也是很隽好的。
操之詩，往往若無意于為文辭，而文辭卻往往是錯落有緻、精彩自生的。
《土不同》一首也是如此。
詩人無不善感多愁，操的詩也是善感多愁，然于“心常歎怨，戚戚多悲”（《土不同》）裡卻透露着一股英俊之氣，雖悲戚，卻并不頹廢。
雖“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卻終于沒有忘記了“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壯志。
此便是操之所以終與疏懶頹放的詩人不同的所在。
魏文帝曹丕像 曹丕[3]為操之長子。
字子桓。
操卒，丕嗣為丞相，魏王。
建安末，廢獻帝為山陽公，篡漢，自即皇帝位。
都洛陽，國号魏，改元黃初。
在位六年卒，谥曰文帝。
丕性好文學，雖居要位，并不廢業。
博聞強識，以著作為務。
所著有《典論》及詩賦百餘篇[4]。
像《典論》那樣的著作，是同時的詩人們所不敢輕于問鼎的。
特别關于論文得失、臧否人物的一方面。
他的詩，與操詩風格大不相同。
操的詩始終是政治家的詩，丕的詩則完全是詩人的詩，情思婉約悱恻，能移人意，卻缺乏着剛勁猛健的局調。
五言詩到了他的時代，方才開始脫離樂府的束縛。
子桓的《雜詩》諸作，都是用五
作家的馳骛，作品的美富，有如秋天田野中的黃金色的禾稻，垂頭迎風，谷實豐滿；又如果園中的嘉樹，枝頭累累皆為晶瑩多漿的甜果。
五言詩雖已有幾百年的曆史，卻隻是無名詩人的東西，民間的東西，還不曾上過文壇的最高角。
偶然有幾位文人試手去寫五言詩，也不過是試試而已，并不見得有多大的成績。
五言詩到了建安時代，則是蹈過了文人學士潤改的時代，而到了成為文人學士的主要的詩體的一個時期。
曹操像 這個時期的作者們，以曹氏父子兄弟為中心。
吳、蜀雖亦分據一隅，然文壇的主座卻要讓給曹家。
曹氏左右，詩人紛纭，争求自獻，其熱鬧的情形是空前的。
曹氏父子兄弟，不僅地位足以領導群英，即其詩才也足以為當時諸詩人的中心而無愧。
曹操及子丕、植都是很偉大的詩人。
尤以曹植為最有高才。
屈原之後，詩思消歇者幾五六百年，到了這時，詩人們才由長久的熟睡中蘇醒過來。
不僅五言，連四言詩也都照射出夕陽似的血紅的恬美的光亮出來。
曹操[1]字孟德，小字阿瞞，谯人。
本姓夏侯氏，其父嵩，為曹氏的養子，故遂姓曹。
操少機警有權數。
年二十，舉孝廉為郎。
除洛陽北部尉。
光和末黃巾大起。
拜騎都尉，讨颍川起義軍。
遷濟南相。
董卓廢立時，操散家财，合義兵讨卓。
初平中，袁紹表薦他為東郡太守。
建安中，操到洛陽，便總攬了政治大權。
他迎帝都許。
自為大将軍。
破袁紹、袁術，斬呂布等，次第削平各地。
獻帝以他為丞相，加九錫，爵魏王。
他部下每勸他正位。
他說道：“若天命有歸，孤其為周文王乎？”操子丕，果應其言，廢獻帝自立。
追尊操為武帝。
操頗受後人的唾罵。
其實也未見得比劉裕、蕭道成、蕭衍、李淵、趙匡胤他們更卑鄙。
然而他卻獨受惡名！他是一位霸氣縱橫的人，即在詩壇裡也是如此。
他的詩是沉郁的，雄健的，有如他的為人。
當這個時候，古樂府的拟作風氣是很流行的，所以操詩多五言的樂府辭，如《蒿裡行》、《苦寒行》等；又四言詩也顯着複盛之況，所以操詩也多四言者，如《短歌行》等[2]《薤露》、《蒿裡》，本是挽歌曲子。
操則襲用之，成為短的叙事詩；一以叙述何進召董卓事（《薤露》），一以叙述袁紹、袁術兄弟相争，連年兵甲不解事（《蒿裡行》）。
這兩詩多憤激之語，當是他早期之作。
《苦寒行》是一首絕好的征夫詩。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東歸”，這時操還是在不得意的時代吧。
“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
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幾句寫得更為生動新穎，非取之于當前之情景必寫不出來。
《卻東西門行》也是詠征夫的。
“冉冉老将至，何時返故鄉？”又“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操暮年，或已厭于言兵了吧？操的四言詩寫的似乎較他的五言詩更為俊健可喜，如《短歌行》，如《龜雖壽》，都是當時不易見到的佳作。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短歌行》）諸語實為難得的寫景描情。
“老骥伏枥，志在千裡。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龜雖壽》）操的雄志是躍躍于紙背的。
又《觀滄海》寫“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時所見的海景也是很隽好的。
操之詩，往往若無意于為文辭，而文辭卻往往是錯落有緻、精彩自生的。
《土不同》一首也是如此。
詩人無不善感多愁，操的詩也是善感多愁，然于“心常歎怨，戚戚多悲”（《土不同》）裡卻透露着一股英俊之氣，雖悲戚，卻并不頹廢。
雖“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卻終于沒有忘記了“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壯志。
此便是操之所以終與疏懶頹放的詩人不同的所在。
魏文帝曹丕像 曹丕[3]為操之長子。
字子桓。
操卒，丕嗣為丞相，魏王。
建安末，廢獻帝為山陽公，篡漢，自即皇帝位。
都洛陽，國号魏，改元黃初。
在位六年卒，谥曰文帝。
丕性好文學，雖居要位，并不廢業。
博聞強識，以著作為務。
所著有《典論》及詩賦百餘篇[4]。
像《典論》那樣的著作，是同時的詩人們所不敢輕于問鼎的。
特别關于論文得失、臧否人物的一方面。
他的詩，與操詩風格大不相同。
操的詩始終是政治家的詩，丕的詩則完全是詩人的詩，情思婉約悱恻，能移人意，卻缺乏着剛勁猛健的局調。
五言詩到了他的時代，方才開始脫離樂府的束縛。
子桓的《雜詩》諸作，都是用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