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五言詩的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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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金瓶梅》）。
難道這樣的一種叙事詩竟會出于蔡琰她自己的筆下麼？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三篇之中，《胡笳十八拍》不成問題的是後人的著作；且也顯然可見其為《悲憤詩》的放大。
此外，尚有兩篇《悲憤詩》，到底哪一篇是蔡琰寫的呢？楚歌體的一篇《嗟薄祜兮遭世患》寫得比較簡率些，五言體的《漢季失權柄》則寫得比較詳盡些。
《後漢書》謂：“琰歸董祀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
”則此二章，五言體的與楚歌體的，皆是琰作的了。
但所謂二章，未必便指的是不同體的二篇。
或者原作本是楚歌體的；成後，乃再以當時流行的五言體重寫一遍的吧？不過細讀二詩，楚歌體的文字最渾樸，最簡練，最着意于練句造語；一開頭便自歎薄祜遭患，門戶孤單，自身被執以北；以後便完全寫的她自己在北方的事。
沒有一句空言廢話。
确是最适合于琰的悲憤的口吻。
琰如果有詩的話，則這一首當然是她寫的無疑。
琰在學者的家門，古典的習氣極重；當然極有采用了這個詩體的可能。
至于五言體的一首，在字句上便大增形容的了。
先之以董卓的罪過，再之以胡兵的劫略，直至中段，才寫到自己。
且琰的父邕原在董卓的門下，終以卓黨之故被殺。
琰為了父故，似未便那麼痛斥卓吧！詩中叙述胡兵擄略人民的事：“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大似韋莊的《秦婦吟》。
像這樣的詩，雖用第一身的口氣寫之，實頗難信其為作者自身的經曆。
最有可能的，是時人見到了琰的《悲憤詩》，深感其遭遇，便以五言體重述了出來。
後人分别不清，便也以此作當為琰之作的了。
五言詩體到了這時，正到運用純熟之境，作者們每想以這一種新成熟的新詩式，來試試新的文體，而五言體的《悲憤詩》及《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二大名作，便是他們的偉大的試作的結果罷。
蕭玉田《孔雀東南飛》插圖 關于《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一詩，頗有許多意見與問題。
但其為中國古代詩史上的一篇最宏偉的叙事詩，卻沒有一個人否認。
此詩共一千七百四十五字，沈歸愚以為是“古今第一首長詩”。
叙的是一個家庭中的悲劇。
其著作的時代似較晚，當是五言詩的黃金期中的作品。
序文雲：“時人傷之，為詩雲爾。
”假如序言完全可靠的話，此詩也是“漢末建安（公元196～220年）中”的“時人”所著的了。
然論者對此，異議尚多。
梁啟超說，像《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詩》一類的作品，都起于六朝，前此卻無有（《印度與中國文化之親屬關系》）。
為什麼這一類的叙事詩會起于六朝呢？他主張，他們是受了佛本行贊一類的翻譯的佛教文學的影響。
但有人則反對他的主張，以為《孔雀東南飛》之作，是在佛教盛行于中國以前。
中國的叙事詩，并不是突然而起的。
在漢人樂府中，已有了好些叙事詩，如《陌上桑》、《婦病行》、《孤兒行》、《雁門太守行》等皆是。
蔡琰的《悲憤詩》也在漢末出現。
又魏黃初（約公元225年）間，左延年有《秦女休行》。
在這個時代（公元196～225年）的時候，寫作叙事詩的風氣确是很盛的。
所以《孔雀東南飛》之出現于此時，并無足怪。
五言詩在此時實已臻于抒情叙事，無施不可的黃金期了。
四 有主名的五言詩的早期作家，有蔡邕、秦嘉、郦炎諸人。
蔡邕的《飲馬長城窟行》為五言詩中的最隽妙者之一，然或以為系古詞，非他所作。
他的《翠鳥》一作，其情思便遠沒有《飲馬長城窟行》那麼隽美了：“庭陬有若榴，綠葉含丹榮。
翠鳥時來集，振翼修形容。
” 秦嘉字士會，隴西人。
桓帝時仕郡上計，入洛，除黃門郎。
病卒于津鄉亭。
當他為郡上計時，其妻徐淑寝疾，還家不獲面别。
他贈詩有雲：“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
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顧看空室中，仿佛想姿形。
一别懷萬恨，起坐為不甯。
”深情缱绻，頗足感人。
然已離開民間歌謠的風格頗遠。
孔融像 郦炎[1]的《見志詩》二首，其一：“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
修翼無卑栖，遠趾不步局……”趙壹[2]的《疾邪詩》二首：“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
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
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伊優北堂上，肮髒倚門邊”，及“執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
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刍。
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群愚。
且各守爾分，勿複空馳驅，哀哉複哀哉，此是命矣夫”。
以及孔融的《雜詩》：“岩岩鐘山首，赫赫炎天路……呂望尚不希，夷齊何足慕”；《臨終詩》：“言多令事敗，器漏苦不密。
”都是以五言的新體來抒寫他們的悲憤的。
五言詩在此時，已占奪了四言詩及楚歌的地位，而成為文士階級所常用的詩體了。
五言詩到了這個時代，漸漸地離開民間而成為文人學士的所有物了。
自成帝（公元前32年）至這時（公元219年）凡250年，五言詩已由草創時代而到了她的黃金時代；已由民間而登上了文壇的重地了。
五 當五言詩在暗地裡生長着的時候，其接近于音樂的詩篇，則發展而成為樂府。
唯樂府不盡為五言的。
《漢書》卷二十二說：“（武帝）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讴。
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
”同書卷九十二又說：“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
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
女弟得幸于上，号李夫人……延年善歌，為新變聲。
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
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
”又同書卷九十七上，說李夫人死，武帝思念不已，令方士齊人少翁招魂。
武帝仿佛若有所遇，乃作詩道：“是耶非耶？立而望之。
偏何姗姗其來遲？”因“令樂府諸音家弦歌之”。
在這些記載中已可見所謂樂府，不外兩端，第一是“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讴”，其次，是自作新聲，為新詞作新譜。
然自制之作，本未足與民間已有之樂曲争衡，而廟堂祭祀的詩頌雖譜以新聲，卻更不足以流傳于當時。
世俗所盛行者，總不過是所謂“鄭、衛之聲”而已。
《漢書》卷二十二又說：“是時（成帝時），鄭聲尤甚。
黃門名倡丙強、景武之屬富顯于世。
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争女樂。
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诏曰：‘……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
難道這樣的一種叙事詩竟會出于蔡琰她自己的筆下麼？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三篇之中，《胡笳十八拍》不成問題的是後人的著作；且也顯然可見其為《悲憤詩》的放大。
此外，尚有兩篇《悲憤詩》，到底哪一篇是蔡琰寫的呢？楚歌體的一篇《嗟薄祜兮遭世患》寫得比較簡率些，五言體的《漢季失權柄》則寫得比較詳盡些。
《後漢書》謂：“琰歸董祀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
”則此二章，五言體的與楚歌體的，皆是琰作的了。
但所謂二章，未必便指的是不同體的二篇。
或者原作本是楚歌體的；成後，乃再以當時流行的五言體重寫一遍的吧？不過細讀二詩，楚歌體的文字最渾樸，最簡練，最着意于練句造語；一開頭便自歎薄祜遭患，門戶孤單，自身被執以北；以後便完全寫的她自己在北方的事。
沒有一句空言廢話。
确是最适合于琰的悲憤的口吻。
琰如果有詩的話，則這一首當然是她寫的無疑。
琰在學者的家門，古典的習氣極重；當然極有采用了這個詩體的可能。
至于五言體的一首，在字句上便大增形容的了。
先之以董卓的罪過，再之以胡兵的劫略，直至中段，才寫到自己。
且琰的父邕原在董卓的門下，終以卓黨之故被殺。
琰為了父故，似未便那麼痛斥卓吧！詩中叙述胡兵擄略人民的事：“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大似韋莊的《秦婦吟》。
像這樣的詩，雖用第一身的口氣寫之，實頗難信其為作者自身的經曆。
最有可能的，是時人見到了琰的《悲憤詩》，深感其遭遇，便以五言體重述了出來。
後人分别不清，便也以此作當為琰之作的了。
五言詩體到了這時，正到運用純熟之境，作者們每想以這一種新成熟的新詩式，來試試新的文體，而五言體的《悲憤詩》及《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二大名作，便是他們的偉大的試作的結果罷。
蕭玉田《孔雀東南飛》插圖 關于《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一詩，頗有許多意見與問題。
但其為中國古代詩史上的一篇最宏偉的叙事詩，卻沒有一個人否認。
此詩共一千七百四十五字，沈歸愚以為是“古今第一首長詩”。
叙的是一個家庭中的悲劇。
其著作的時代似較晚，當是五言詩的黃金期中的作品。
序文雲：“時人傷之，為詩雲爾。
”假如序言完全可靠的話，此詩也是“漢末建安（公元196～220年）中”的“時人”所著的了。
然論者對此，異議尚多。
梁啟超說，像《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詩》一類的作品，都起于六朝，前此卻無有（《印度與中國文化之親屬關系》）。
為什麼這一類的叙事詩會起于六朝呢？他主張，他們是受了佛本行贊一類的翻譯的佛教文學的影響。
但有人則反對他的主張，以為《孔雀東南飛》之作，是在佛教盛行于中國以前。
中國的叙事詩，并不是突然而起的。
在漢人樂府中，已有了好些叙事詩，如《陌上桑》、《婦病行》、《孤兒行》、《雁門太守行》等皆是。
蔡琰的《悲憤詩》也在漢末出現。
又魏黃初（約公元225年）間，左延年有《秦女休行》。
在這個時代（公元196～225年）的時候，寫作叙事詩的風氣确是很盛的。
所以《孔雀東南飛》之出現于此時，并無足怪。
五言詩在此時實已臻于抒情叙事，無施不可的黃金期了。
四 有主名的五言詩的早期作家，有蔡邕、秦嘉、郦炎諸人。
蔡邕的《飲馬長城窟行》為五言詩中的最隽妙者之一，然或以為系古詞，非他所作。
他的《翠鳥》一作，其情思便遠沒有《飲馬長城窟行》那麼隽美了：“庭陬有若榴，綠葉含丹榮。
翠鳥時來集，振翼修形容。
” 秦嘉字士會，隴西人。
桓帝時仕郡上計，入洛，除黃門郎。
病卒于津鄉亭。
當他為郡上計時，其妻徐淑寝疾，還家不獲面别。
他贈詩有雲：“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
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顧看空室中，仿佛想姿形。
一别懷萬恨，起坐為不甯。
”深情缱绻，頗足感人。
然已離開民間歌謠的風格頗遠。
孔融像 郦炎[1]的《見志詩》二首，其一：“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
修翼無卑栖，遠趾不步局……”趙壹[2]的《疾邪詩》二首：“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
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
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伊優北堂上，肮髒倚門邊”，及“執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
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刍。
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群愚。
且各守爾分，勿複空馳驅，哀哉複哀哉，此是命矣夫”。
以及孔融的《雜詩》：“岩岩鐘山首，赫赫炎天路……呂望尚不希，夷齊何足慕”；《臨終詩》：“言多令事敗，器漏苦不密。
”都是以五言的新體來抒寫他們的悲憤的。
五言詩在此時，已占奪了四言詩及楚歌的地位，而成為文士階級所常用的詩體了。
五言詩到了這個時代，漸漸地離開民間而成為文人學士的所有物了。
自成帝（公元前32年）至這時（公元219年）凡250年，五言詩已由草創時代而到了她的黃金時代；已由民間而登上了文壇的重地了。
五 當五言詩在暗地裡生長着的時候，其接近于音樂的詩篇，則發展而成為樂府。
唯樂府不盡為五言的。
《漢書》卷二十二說：“（武帝）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讴。
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
”同書卷九十二又說：“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
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
女弟得幸于上，号李夫人……延年善歌，為新變聲。
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
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
”又同書卷九十七上，說李夫人死，武帝思念不已，令方士齊人少翁招魂。
武帝仿佛若有所遇，乃作詩道：“是耶非耶？立而望之。
偏何姗姗其來遲？”因“令樂府諸音家弦歌之”。
在這些記載中已可見所謂樂府，不外兩端，第一是“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讴”，其次，是自作新聲，為新詞作新譜。
然自制之作，本未足與民間已有之樂曲争衡，而廟堂祭祀的詩頌雖譜以新聲，卻更不足以流傳于當時。
世俗所盛行者，總不過是所謂“鄭、衛之聲”而已。
《漢書》卷二十二又說：“是時（成帝時），鄭聲尤甚。
黃門名倡丙強、景武之屬富顯于世。
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争女樂。
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诏曰：‘……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