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五言詩的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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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言詩的重要——五言詩不會産生于蘇李的時代——更不會産生在枚乘的時代——最早的五言詩——民歌與民謠——《古詩十九首》等——兩篇偉大的五言叙事詩：《悲憤詩》與《孔雀東南飛》——蔡邕郦炎孔融等——樂府古辭——相和歌辭——《漢铙歌》
一
五言詩的産生，是中國詩歌史上的一個大事件，一個大進步。
《詩經》中的詩歌，大體是四言的。
《楚辭》及楚歌，則為不規則的辭句。
楚歌往往陷于粗率。
而四言為句，又過于短促，也未能盡韻律的抑揚。
又其末流乃成了韋孟《諷谏詩》、傅毅《迪志詩》等的道德訓言。
五言詩乘了這個時機，脫穎而出，立刻便征服了一切，代替了四言詩，代替了楚歌，而成為詩壇上的正宗歌體。
自屈原、宋玉之後，大詩人久不産生。
五言詩體一出現，便造成建安、正始、太康諸大時代。
曹操、曹植、陶潛諸大詩人便也陸續的産生了。
詩思消歇的“漢賦時代”遂告終止。
五言詩産生在什麼時候呢？鐘嵘《詩品》托始于李陵。
蕭統的《文選》也以“良時不再至，離别在須臾”幾篇為李陵之作。
徐陵選《玉台新詠》則以“西北有高樓”、“青青河畔草”諸作為枚乘之詩。
如果枚乘、李陵之時，五言詩的體格已經是那麼完美了，則他們的起源自當更遠在其前了。
至少五言詩是當與漢初的《楚辭》及楚歌同時并存的。
然而，在漢初，我們卻隻見有“大風起兮雲飛揚”、“諸呂用事兮劉氏微”、“力拔山兮氣蓋世”，卻絕不見有五言詩的蹤影。
即在武帝之時，也隻有“陸沉于俗，避世金馬門”（東方朔歌），“鳳兮鳳兮歸故鄉”（司馬相如歌），“秋風起兮白雲飛”（武帝《秋風辭》）；卻絕不見有五言詩的蹤影。
那麼，枚乘、李陵的“良時不再至”、“西北有高樓”等至完至美的五言詩，難道竟是如摩西的《十誡》，莫哈默德的《可蘭經》似的從天上落下，由上帝給予的麼？像這樣的奇迹，是文學史上所不許有的。
我們且看，主持着李陵、枚乘為五言之祖的人，到底提出什麼重要證據來沒有。
李陵投匈奴 莫哈默德，今通譯穆罕默德。
《可蘭經》，也作《古蘭經》。
鐘嵘、蕭統皆以李陵為五言之祖。
然鐘嵘他自己已是遊移其辭：“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
”《昭明文選》，先錄《古詩十九首》，題曰古詩，并不著作者姓氏，其次乃及李陵之作。
然鐘嵘嘗說：“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
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
”“去者日以疏”正在《古詩十九首》中。
鐘氏既疑其為“建安中曹、王所制”，而蕭統卻反列于李陵之上。
可見這兩位文藝批評家對于這些古作的時代與作者，也是彼此矛盾，且滿肚子抱了疑問的。
劉勰說：“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雲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
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後代。
”此語最可注意。
《漢書·藝文志》選錄歌詩，最為詳盡，自高祖歌詩二篇，以至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南郡歌詩五篇等，凡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無不畢錄。
假如李陵有如許的佳作，《藝文志》的編者是絕不會不記錄下來的。
又《漢書》傳記中，所錄詩賦散文，至為繁富。
李陵傳中，亦自有其歌：“徑萬裡兮度沙漠，為君将兮奮匈奴。
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
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将安歸！”這是蘇武還漢時，李陵置酒賀武，與武訣别之詩。
所謂李陵别蘇武詩，蓋即此詩而已。
别無所謂“良時不再至”諸作也。
這詩乃是當時流行的楚歌的格式，也恰合李陵當時的情緒與氣概。
“良時不再至，離别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蹰”，“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恨恨不能辭”，“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
臨河濯長纓，念子怅悠悠”。
這三首“别詩”，誠極纏綿悱恻之至，然豈是李陵别蘇武之詩！又豈是“置酒賀武曰：‘異域之人，一别長絕’，因起舞而歌，泣下數行，遂與武決”的李陵所得措手的！《古文苑》及《藝文類聚》中，又有李陵的《錄别詩》八首，“有鳥西南飛”、“爍爍三星列”等等，則更為不足信了。
蘇武亦傳有“結發為夫妻”、“黃鹄一遠别”諸詩，其不足信，更在李陵詩之上。
像：“結發為夫妻，恩愛兩不疑。
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
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
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誠是一篇悲婉之極的名作，卻奈不能和蘇武這一個人名聯合在一處何！又有武《答李陵詩》一首，見《古文苑》及《藝文類聚》；《别李陵詩》一首，見《初學記》。
則更為顯然的僞托。
《昭明文選》書影 《古文苑》，詩文總集。
編者不詳。
選錄周代至南朝齊代詩文260餘篇，分為20類。
五胡亂華，南北朝時期北方多個少數民族大規模南下而造成與漢族政權對峙的時期。
又稱永嘉之亂或五胡十六國。
五胡是指匈奴、鮮卑、羯、羌、氐五個少數民族。
為什麼鐘、蕭諸人定要将這些絕妙好辭擡高了三個多世紀而與李陵、蘇武發生了關系呢？可能的解釋是：自“五胡亂華”之後，中原淪沒，衣冠之家不東遷則必做了胡族的臣民，蘇、李的境況，常是他們所親曆的。
所以他們對于蘇、李便格外寄予同情。
基于這樣的同情，六朝人士便于有意無意之中，為蘇、李制造了、附加了許多著作。
有名的《李陵答蘇武書》便是以這樣的動機僞作出來的。
将許多無主名的古詩黏上了蘇、李的名字，其動機當也是這樣的。
至于五言詩始于枚乘之說，則連鐘嵘、蕭統他們也還不知道。
這一說，較之始于蘇、李的一說為更無根據，更無理由。
第一次披露的，是徐陵編輯的《玉台新詠》。
他以《古詩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涉江采芙蓉》八首，定為枚乘作，更加了《蘭若生春陽》一首。
大約硬派這九首“古詩”于枚乘名下的，當是相沿的流說，未必始于徐陵。
劉勰在他的《文心雕龍》中已說
《詩經》中的詩歌，大體是四言的。
《楚辭》及楚歌，則為不規則的辭句。
楚歌往往陷于粗率。
而四言為句，又過于短促，也未能盡韻律的抑揚。
又其末流乃成了韋孟《諷谏詩》、傅毅《迪志詩》等的道德訓言。
五言詩乘了這個時機，脫穎而出，立刻便征服了一切，代替了四言詩，代替了楚歌，而成為詩壇上的正宗歌體。
自屈原、宋玉之後，大詩人久不産生。
五言詩體一出現，便造成建安、正始、太康諸大時代。
曹操、曹植、陶潛諸大詩人便也陸續的産生了。
詩思消歇的“漢賦時代”遂告終止。
五言詩産生在什麼時候呢？鐘嵘《詩品》托始于李陵。
蕭統的《文選》也以“良時不再至，離别在須臾”幾篇為李陵之作。
徐陵選《玉台新詠》則以“西北有高樓”、“青青河畔草”諸作為枚乘之詩。
如果枚乘、李陵之時，五言詩的體格已經是那麼完美了，則他們的起源自當更遠在其前了。
至少五言詩是當與漢初的《楚辭》及楚歌同時并存的。
然而，在漢初，我們卻隻見有“大風起兮雲飛揚”、“諸呂用事兮劉氏微”、“力拔山兮氣蓋世”，卻絕不見有五言詩的蹤影。
即在武帝之時，也隻有“陸沉于俗，避世金馬門”（東方朔歌），“鳳兮鳳兮歸故鄉”（司馬相如歌），“秋風起兮白雲飛”（武帝《秋風辭》）；卻絕不見有五言詩的蹤影。
那麼，枚乘、李陵的“良時不再至”、“西北有高樓”等至完至美的五言詩，難道竟是如摩西的《十誡》，莫哈默德的《可蘭經》似的從天上落下，由上帝給予的麼？像這樣的奇迹，是文學史上所不許有的。
我們且看，主持着李陵、枚乘為五言之祖的人，到底提出什麼重要證據來沒有。
李陵投匈奴 莫哈默德，今通譯穆罕默德。
《可蘭經》，也作《古蘭經》。
鐘嵘、蕭統皆以李陵為五言之祖。
然鐘嵘他自己已是遊移其辭：“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
”《昭明文選》，先錄《古詩十九首》，題曰古詩，并不著作者姓氏，其次乃及李陵之作。
然鐘嵘嘗說：“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
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
”“去者日以疏”正在《古詩十九首》中。
鐘氏既疑其為“建安中曹、王所制”，而蕭統卻反列于李陵之上。
可見這兩位文藝批評家對于這些古作的時代與作者，也是彼此矛盾，且滿肚子抱了疑問的。
劉勰說：“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雲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
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後代。
”此語最可注意。
《漢書·藝文志》選錄歌詩，最為詳盡，自高祖歌詩二篇，以至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南郡歌詩五篇等，凡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無不畢錄。
假如李陵有如許的佳作，《藝文志》的編者是絕不會不記錄下來的。
又《漢書》傳記中，所錄詩賦散文，至為繁富。
李陵傳中，亦自有其歌：“徑萬裡兮度沙漠，為君将兮奮匈奴。
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
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将安歸！”這是蘇武還漢時，李陵置酒賀武，與武訣别之詩。
所謂李陵别蘇武詩，蓋即此詩而已。
别無所謂“良時不再至”諸作也。
這詩乃是當時流行的楚歌的格式，也恰合李陵當時的情緒與氣概。
“良時不再至，離别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蹰”，“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恨恨不能辭”，“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
臨河濯長纓，念子怅悠悠”。
這三首“别詩”，誠極纏綿悱恻之至，然豈是李陵别蘇武之詩！又豈是“置酒賀武曰：‘異域之人，一别長絕’，因起舞而歌，泣下數行，遂與武決”的李陵所得措手的！《古文苑》及《藝文類聚》中，又有李陵的《錄别詩》八首，“有鳥西南飛”、“爍爍三星列”等等，則更為不足信了。
蘇武亦傳有“結發為夫妻”、“黃鹄一遠别”諸詩，其不足信，更在李陵詩之上。
像：“結發為夫妻，恩愛兩不疑。
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
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
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誠是一篇悲婉之極的名作，卻奈不能和蘇武這一個人名聯合在一處何！又有武《答李陵詩》一首，見《古文苑》及《藝文類聚》；《别李陵詩》一首，見《初學記》。
則更為顯然的僞托。
《昭明文選》書影 《古文苑》，詩文總集。
編者不詳。
選錄周代至南朝齊代詩文260餘篇，分為20類。
五胡亂華，南北朝時期北方多個少數民族大規模南下而造成與漢族政權對峙的時期。
又稱永嘉之亂或五胡十六國。
五胡是指匈奴、鮮卑、羯、羌、氐五個少數民族。
為什麼鐘、蕭諸人定要将這些絕妙好辭擡高了三個多世紀而與李陵、蘇武發生了關系呢？可能的解釋是：自“五胡亂華”之後，中原淪沒，衣冠之家不東遷則必做了胡族的臣民，蘇、李的境況，常是他們所親曆的。
所以他們對于蘇、李便格外寄予同情。
基于這樣的同情，六朝人士便于有意無意之中，為蘇、李制造了、附加了許多著作。
有名的《李陵答蘇武書》便是以這樣的動機僞作出來的。
将許多無主名的古詩黏上了蘇、李的名字，其動機當也是這樣的。
至于五言詩始于枚乘之說，則連鐘嵘、蕭統他們也還不知道。
這一說，較之始于蘇、李的一說為更無根據，更無理由。
第一次披露的，是徐陵編輯的《玉台新詠》。
他以《古詩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涉江采芙蓉》八首，定為枚乘作，更加了《蘭若生春陽》一首。
大約硬派這九首“古詩”于枚乘名下的，當是相沿的流說，未必始于徐陵。
劉勰在他的《文心雕龍》中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