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五言詩的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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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古詩佳麗，或稱枚叔。
”徐陵好奇過甚，以此“或稱”，徑見之著錄了。
蘇武牧羊圖 虞美人，即虞姬，西楚霸王項羽愛姬。
《容齋随筆》，史料筆記。
南宋洪邁著。
内容包括曆史事件評論、曆史人物評論、史料、典章、天文、曆算等。
總之，五言詩發生于景、武之世（公元前156～前87年）的一說，是絕無根據的。
在六朝以前沒有人以五言詩為始自景、武之世，也沒有一首五言詩是可以确證其為景、武之世之所作。
虞美人答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一歌的：“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見《史記正義》）以及卓文君給司馬相如與之決絕的《白頭吟》：“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見《西京雜記》）固與蘇、李、枚乘同為不可靠的。
即班婕妤的《怨歌行》：“新裂齊纨素，皎潔如霜雪。
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
常恐秋節至，涼飙斂炎熱，棄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絕。
”作于成帝（公元前32～前7年）之時者，劉勰且以為疑，《文選》李善注也以為“古詞”。
則西漢之時，有否如此完美的五言詩，實是不可知的。
顔延之《庭诰》說：“李陵衆作，總雜不類。
元是假托。
非盡陵制。
至其善篇，有足悲者。
”蘇東坡答劉沔書說：“李陵、蘇武贈别長安詩，有‘江漢’之語，而蕭統不悟。
”（《通考》引）洪邁《容齋随筆》說：“《文選》李陵、蘇武詩，東坡雲後人所拟。
餘觀李詩雲：‘獨有盈觞酒。
’盈，惠帝諱。
漢法觸諱有罪，不應陵敢用。
東坡之言可信也。
”顧炎武《日知錄》說：“李陵詩，‘獨有盈觞酒’，枚乘詩，‘盈盈一水間’。
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又可知其為後人之拟作，而不出于西京矣。
”又《文選旁證》引翁方綱說：“今即以此三詩論之，皆與蘇李當日情事不切。
史載陵與武别，陵起舞作歌‘徑萬裡兮’五句，此當日真詩也。
何嘗有攜手河梁之事。
所以‘河梁’一首言之，其曰：‘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
’此謂離别之後，或尚可冀其會合耳。
不思武既南歸，即無再北之理。
而陵雲：‘大丈夫不能再辱！’亦自知決無還漢之期。
則此日月弦望為虛辭矣。
”翁氏又說：“‘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
’蘇、李二子之留匈奴，皆在天漢初年。
其相别則在始元五年。
是二子同居者十八九年之久矣。
安得僅雲三載嘉會乎？……若準本傳歲月證之，皆有所不合。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也說：“七言至漢，而《大風》、《瓠子》，見于帝制；《柏梁》聯句，一時稱盛。
而五言靡聞。
其載于班史者，唯‘邪徑敗良田’童謠，見于成帝之世耳。
……要之，此體之興，必不在景、武之世。
”由此可知以《古詩十九首》等無主名的五言詩為枚乘、蘇、李所作，是有了種種的實證，知其為無稽的；固不僅僅以其違背于文學發展的規律而已。
那麼五言詩，應該始于何時呢？五言詩的發生，是有了什麼樣的來曆的呢？我們所知道的，最早的最可靠的五言詩，是《漢書·五行志》所載的漢成帝時代的童謠：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
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颠。
昔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十駕齋養新錄》，學術劄記。
清代錢大昕著。
23卷，涉及經學、小學、史學、官制、地理、姓氏、典籍等。
及班固的《詠史詩》：“三王德彌薄，唯後用肉刑。
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
”這些五言詩，都是很幼稚的。
可見其離草創的時代還未遠。
又《漢書》載永始、元延間（公元前16～前9年）《尹賞歌》：“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
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
”《後漢書》載光武時（公元25～55年）《涼州歌》：“遊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
甯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
”《後漢書》又載童謠歌雲：“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崔氏家傳》載崔瑗為汲令，開溝造稻田，蒲鹵之地，更為沃壤，民賴其利。
長老歌之道：“上天降神明，錫我仁慈父。
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
穿溝廣溉灌，決渠作甘雨。
”常璩《華陽國志》載太山吳資，孝順帝永建中（公元126～131年）為巴郡太守，屢獲豐年。
人歌之雲：“習習晨風動，澍雨潤禾苗。
我後恤時務，我人以優饒。
”其後資遷去，人思之，又歌雲：“望遠忽不見，惆怅當徘徊。
恩澤實難志，悠悠心永懷。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五言詩的草創時代，當在離公元前32年（成帝建始元年）不遠的時候。
在這個草創時代，五言詩似尚在民間流傳着，為民歌，為童謠，雖偶被史家所采取，卻未為文人所認識。
班固的《詠史》卻是最早的一位引進五言詩于文壇的作家。
同時的傅毅，雖有人曾以《古詩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一首，歸屬于他，而論者也往往以為疑。
張衡的《同聲歌》：“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後房。
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湯。
不才勉自竭，賤妾職所當。
綢缪主中饋，奉禮助烝嘗。
……”也與《詠史》一樣，正足以見草創期的古拙僵直的氣氛。
直至東漢的季葉，蔡邕、秦嘉、孔融出來，五言詩方才開始了他的黃金時代。
班固像 二 五言詩之所以會發生于成帝時代的前後，似乎并不是偶然的事。
在這個時候（公元前32年），中國與西域的溝通，正是絡繹頻繁之時。
随了天馬、苜蓿、葡萄等實物，而進到中國的，難保不有新聲雅樂、文藝詩歌之類的東西。
五言詩的發生，恰當于其時，或者不無關系罷。
或至少是應了新聲的呼喚而産生的。
最初是崛起于民間的搖籃中。
所謂無主名的許多“古詞”、“古詩”，蓋便是那許多時候的民間所産生的最好的詩歌，經由文人學士所潤改而流傳于世的。
因為論者既不能确知其時代，又不能确知其作者，所以總以“古詞”、“古詩”的混稱概括之。
其播之于樂府者則名之為“樂府古辭”。
這些“古詩”、“古詞”，氣魄渾厚，情思真摯，風格直捷，韻格樸質，無奧語，無隐文，無曲說，極自然流麗之緻，劉彥和所謂：“結體散文，
”徐陵好奇過甚，以此“或稱”，徑見之著錄了。
蘇武牧羊圖 虞美人，即虞姬，西楚霸王項羽愛姬。
《容齋随筆》，史料筆記。
南宋洪邁著。
内容包括曆史事件評論、曆史人物評論、史料、典章、天文、曆算等。
總之，五言詩發生于景、武之世（公元前156～前87年）的一說，是絕無根據的。
在六朝以前沒有人以五言詩為始自景、武之世，也沒有一首五言詩是可以确證其為景、武之世之所作。
虞美人答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一歌的：“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見《史記正義》）以及卓文君給司馬相如與之決絕的《白頭吟》：“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見《西京雜記》）固與蘇、李、枚乘同為不可靠的。
即班婕妤的《怨歌行》：“新裂齊纨素，皎潔如霜雪。
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
常恐秋節至，涼飙斂炎熱，棄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絕。
”作于成帝（公元前32～前7年）之時者，劉勰且以為疑，《文選》李善注也以為“古詞”。
則西漢之時，有否如此完美的五言詩，實是不可知的。
顔延之《庭诰》說：“李陵衆作，總雜不類。
元是假托。
非盡陵制。
至其善篇，有足悲者。
”蘇東坡答劉沔書說：“李陵、蘇武贈别長安詩，有‘江漢’之語，而蕭統不悟。
”（《通考》引）洪邁《容齋随筆》說：“《文選》李陵、蘇武詩，東坡雲後人所拟。
餘觀李詩雲：‘獨有盈觞酒。
’盈，惠帝諱。
漢法觸諱有罪，不應陵敢用。
東坡之言可信也。
”顧炎武《日知錄》說：“李陵詩，‘獨有盈觞酒’，枚乘詩，‘盈盈一水間’。
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又可知其為後人之拟作，而不出于西京矣。
”又《文選旁證》引翁方綱說：“今即以此三詩論之，皆與蘇李當日情事不切。
史載陵與武别，陵起舞作歌‘徑萬裡兮’五句，此當日真詩也。
何嘗有攜手河梁之事。
所以‘河梁’一首言之，其曰：‘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
’此謂離别之後，或尚可冀其會合耳。
不思武既南歸，即無再北之理。
而陵雲：‘大丈夫不能再辱！’亦自知決無還漢之期。
則此日月弦望為虛辭矣。
”翁氏又說：“‘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
’蘇、李二子之留匈奴，皆在天漢初年。
其相别則在始元五年。
是二子同居者十八九年之久矣。
安得僅雲三載嘉會乎？……若準本傳歲月證之，皆有所不合。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也說：“七言至漢，而《大風》、《瓠子》，見于帝制；《柏梁》聯句，一時稱盛。
而五言靡聞。
其載于班史者，唯‘邪徑敗良田’童謠，見于成帝之世耳。
……要之，此體之興，必不在景、武之世。
”由此可知以《古詩十九首》等無主名的五言詩為枚乘、蘇、李所作，是有了種種的實證，知其為無稽的；固不僅僅以其違背于文學發展的規律而已。
那麼五言詩，應該始于何時呢？五言詩的發生，是有了什麼樣的來曆的呢？我們所知道的，最早的最可靠的五言詩，是《漢書·五行志》所載的漢成帝時代的童謠：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
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颠。
昔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十駕齋養新錄》，學術劄記。
清代錢大昕著。
23卷，涉及經學、小學、史學、官制、地理、姓氏、典籍等。
及班固的《詠史詩》：“三王德彌薄，唯後用肉刑。
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
”這些五言詩，都是很幼稚的。
可見其離草創的時代還未遠。
又《漢書》載永始、元延間（公元前16～前9年）《尹賞歌》：“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
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
”《後漢書》載光武時（公元25～55年）《涼州歌》：“遊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
甯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
”《後漢書》又載童謠歌雲：“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崔氏家傳》載崔瑗為汲令，開溝造稻田，蒲鹵之地，更為沃壤，民賴其利。
長老歌之道：“上天降神明，錫我仁慈父。
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
穿溝廣溉灌，決渠作甘雨。
”常璩《華陽國志》載太山吳資，孝順帝永建中（公元126～131年）為巴郡太守，屢獲豐年。
人歌之雲：“習習晨風動，澍雨潤禾苗。
我後恤時務，我人以優饒。
”其後資遷去，人思之，又歌雲：“望遠忽不見，惆怅當徘徊。
恩澤實難志，悠悠心永懷。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五言詩的草創時代，當在離公元前32年（成帝建始元年）不遠的時候。
在這個草創時代，五言詩似尚在民間流傳着，為民歌，為童謠，雖偶被史家所采取，卻未為文人所認識。
班固的《詠史》卻是最早的一位引進五言詩于文壇的作家。
同時的傅毅，雖有人曾以《古詩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一首，歸屬于他，而論者也往往以為疑。
張衡的《同聲歌》：“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後房。
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湯。
不才勉自竭，賤妾職所當。
綢缪主中饋，奉禮助烝嘗。
……”也與《詠史》一樣，正足以見草創期的古拙僵直的氣氛。
直至東漢的季葉，蔡邕、秦嘉、孔融出來，五言詩方才開始了他的黃金時代。
班固像 二 五言詩之所以會發生于成帝時代的前後，似乎并不是偶然的事。
在這個時候（公元前32年），中國與西域的溝通，正是絡繹頻繁之時。
随了天馬、苜蓿、葡萄等實物，而進到中國的，難保不有新聲雅樂、文藝詩歌之類的東西。
五言詩的發生，恰當于其時，或者不無關系罷。
或至少是應了新聲的呼喚而産生的。
最初是崛起于民間的搖籃中。
所謂無主名的許多“古詞”、“古詩”，蓋便是那許多時候的民間所産生的最好的詩歌，經由文人學士所潤改而流傳于世的。
因為論者既不能确知其時代，又不能确知其作者，所以總以“古詞”、“古詩”的混稱概括之。
其播之于樂府者則名之為“樂府古辭”。
這些“古詩”、“古詞”，氣魄渾厚，情思真摯，風格直捷，韻格樸質，無奧語，無隐文，無曲說，極自然流麗之緻，劉彥和所謂：“結體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