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詩經與楚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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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
”（《湘君》）“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湘夫人》）“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
滿堂兮美人，忽獨與餘兮目成。
”（《少司命》）“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
”（《山鬼》）我們很不能相信民間的祭神歌竟會産生這樣的好句。
有許多民間的歌曲在沒有與文士階級接觸之前，都是十分的粗豪鄙陋的。
偶有一部分精瑩的至情語，也被拙笨的辭筆所礙而不能暢達。
這乃是文人學士的拟作或改作，給他們以一種新的生命，新的色彩。
《九歌》之成為文藝上的巨作，其曆程當不外于此。
《九歌》有十一篇。
或以《禮魂》為“送神之曲”，為前十篇所适用。
或則更以最後的三篇：《山鬼》、《國殇》、《禮魂》，合為一篇以合于“九”之數，然《山鬼》、《國殇》諸篇，決沒有合為一篇的可能。
但《九歌》實隻有九篇。
除《禮魂》外，《東皇太一》實為“迎神之曲”，也不該計入篇數之内。
屈原《九歌·雲中君》圖 《九歌》的九篇（除了兩篇迎神、送神曲之外），相傳以為都是禮神之曲。
但像“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悲莫悲兮生别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少司命》），“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河伯》），“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山鬼》）諸情語，又豈像是對神道說的。
或以為《聖經》中的《蘇羅門歌》不是對神唱的歌曲，而同時又是絕好戀歌麼？不知《蘇羅門歌》正是當時的戀歌；後人之取來作為聖歌，乃正是他們的附會。
朱熹也知《九歌》中多情語，頗不易解得通，所以便說：“其言雖若不能無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
”我的意見是，《九歌》的内容是極為複雜的，至少可成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楚地的民間戀歌，如《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六篇；一部分是民間祭神祭鬼的歌，如《雲中君》、《國殇》、《東君》、《東皇太一》及《禮魂》。
明文征明繪《湘君湘夫人》 《天問》是一篇無條理的問語。
在作風上，在遣辭用語上，全不像是屈原作的。
朱熹說：“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玮谲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向而問之，以渫憤懑。
楚人哀而惜之，因共論述。
故其文義不次序雲爾。
”既是楚人所“論述”，可見未必出于屈原的手筆。
且細讀《天問》全文，平衍率直，與屈原的《離騷》、《九章》諸作的風格完全不同。
我們不能相信的是，以寫《離騷》、《九章》的作者，乃更會寫出“簡狄在台，喾何宜？玄鳥緻贻，女何喜？”那麼一個樣子的句法來。
有人以為《天問》是古代用以考問學生的試題。
這話頗有人加以非笑，以為在古代時，究竟要考問什麼學生而用到這些試題。
我們以為以《天問》為試題，或未免過于武斷；但《天問》之非一篇有意寫成的文藝作品，則是無可懷疑的。
她在古時，或者是一種作者所用的曆史、神話、傳說的備忘錄也難說。
或者竟是如希臘海西亞特（Hesiod）所作的《神譜》，或亞甫洛杜洛斯（Apollodoms）的《圖書紀》。
體裁乃是問答體的，本附有答案在後。
後人因為答題過于詳細，且他書皆已有詳述，故删去之，僅存其問題，以便讀者的記誦。
這個猜測或有幾分可能性罷。
海西亞特，今通譯赫西奧德，古希臘詩人。
八 《九辯研究》書影 《大招》或以為屈原作，或以為景差作。
王逸以為：“疑不能明。
”朱熹則直以為景差作。
《招魂》向以為宋玉作，并無異辭。
至王夫之、林雲銘他們，始指為屈原作。
此二篇内容極為相同。
假定一篇是屈原“作”的話，則第二篇絕不會更是他“作”的。
但這兩篇原都是民間的作品。
朱熹在《招魂》題下，釋曰：“古者，人死，則使人以其上服，升屋履危，北面而号曰‘臯某複’。
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覆屍。
此禮所謂複。
而說者以為招魂複魂。
又以為盡愛之道，而有禱祠之心者，蓋猶冀其複生也。
如是而不生，則不生矣。
于是乃行死事。
此制禮者之意也。
而荊楚之俗乃或以是施之生人。
”此種見解，較之王逸的“以諷谏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自然高明得多。
《大招》之作用，也是同一意思。
所以這兩篇“招魂”的文章，無論是屈原，是宋玉，是景差所“作”，其與作者的關系都是很不密切的，他們隻是居改作或潤飾之勞而已。
這兩篇作品的影響，在後來頗不小。
屈原的作品，如《離騷》，如《九章》，宋玉的作品，如《九辯》，都是浩浩莽莽的直抒胸臆之所欲言。
他們隻有抒寫，并不鋪叙。
隻是抒情，并不誇張。
隻是一氣直下，并不重疊的用意描狀。
至于有意于誇張的鋪叙種種的東西，以張大他們的描狀的效力者，在《楚辭》中卻隻有《大招》、《招魂》這兩篇。
例如，他們說美人，便道：“朱唇皓齒，嫭以姱隻；比德好閑，習以都隻；豐肉微骨，調以娛隻，魂乎歸徕，安以舒隻；嫮目宜笑，蛾眉曼隻；容則秀雅，稚朱顔隻；魂乎歸徕，靜以安隻。
”（《大招》）他們說宮室，便道：“高堂邃宇，檻層軒些。
層台累榭，臨高山些。
網戶朱綴，刻方連些。
冬有突廈，夏室寒些。
川谷徑複，流潺湲些。
光風轉蕙，泛崇蘭些。
經堂入奧，朱塵筵些。
”（《招魂》）說飲食，說歌舞，也都是用這種方法。
又他們對于招來靈魂，既曆舉四方上下的可怕不可居住，又盛誇歸來的可以享受種種的快樂。
這種對稱的叙述，重疊的有秩序的描狀，後來的賦家差不多沒有一篇不是這樣的。
《三都賦》是如此，《七發》是如此，《箫賦》也是如此。
“賦者，鋪也”一語，恰恰足以解釋這一類的賦。
《大招》、《招魂》的重疊鋪叙，原是不得不如此的宗教的儀式。
卻不料反開了後來的那麼大的一個流派。
九 在《楚辭》裡，可指名的作家，屈原以外，便是宋玉了。
《史記》在《屈原列傳》之末，提起這樣的一句話：“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司馬遷并沒有說起宋玉的生平。
在《漢書·藝文志》裡，于“宋玉賦十六篇”之下，也隻注着“楚人，與唐勒并時，在屈原後也”。
《韓詩外傳》（卷七）及《新序》（雜事第一及第五）裡，說起：宋玉是屈原以後的一位詩人，事楚襄王（《韓詩外傳》作懷王）為小臣，并不得志。
他在朝廷的地位，大約是與漢武帝時的司馬相如、枚臯、東方朔諸人相類。
與他同列者有唐勒、景差諸人，皆能賦。
他的一生，大約是這樣的很平穩的為文學侍從之臣下去。
他的死年，大約在楚亡以前。
他與屈原的關系，以上幾部書都不曾說起過。
隻有王逸在他的《楚辭章句》上說：“宋玉者，屈原弟子也。
”（《九辯·序》）這話沒有根據。
大約宋玉受屈原的影響則有之，為實際上的師弟則未必然。
他在當時頗有一部分的勢力，他的鋒利的談片，或為時人所豔稱，所以他有許多轶事流傳于後。
他的著作，《漢書·藝文志》說有十六篇，今所有者則為十四篇。
在其中，唯《九辯》一篇，公認為宋玉所作，并無異議。
這一部大作，也實在是足以代表宋玉的文藝上的成功。
她是以九篇詩歌組成的。
那九篇的情調，也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的，大約絕不會是同時之作。
《九辯》之名，或為當時作者随手所自題（《九辯》原為古詩名），或為後人所追題。
在《九辯》裡的宋玉，其情調與屈原卻大有不同。
他也傷時，然而他隻說到“悼餘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伍攘”而止；他也怨君之不見察，然而他也隻說到“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而止；他也罵世，然而他隻說到“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鑿。
獨耿介而不随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而止。
他是蘊蓄的，他是“溫柔敦厚”的。
東君 《九辯》裡寫秋景的幾篇是最著名的：“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栗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将歸。
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
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
怆怳恨兮去故而就新。
坎廪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
廓落兮羁旅而無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憐。
”簡直要一口氣讀到底，舍不得在中途放下。
宋玉的其他諸作，除《招魂》外，自《風賦》以下，便都有些靠不住。
——一則他們的文體是疏率的，與《九辯》之緻密不同。
再則，他們的情調是淺露無餘的，與《九辯》之含蓄有情緻的不同。
三則他們的結構是直捷的，與《九辯》之纏綿宛曲者又不同。
且像那樣的記事的對話體的賦，一開頭便說：“楚襄王遊于蘭台之宮，宋玉、景差侍”（《風賦》）；便說：“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台”（《高唐賦》）；便說：“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浦”（《神女賦》），顯然不會是出于宋玉本人之手的。
且《高唐賦》中簡直的寫上了“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台”，這還不是後人的追記麼？《笛賦》中還有“宋意将送荊卿于易水之上，得其雌焉”之語。
宋玉會引用到荊卿的故事麼？又《登徒子好色賦》與《諷賦》皆叙的是一件事；結構與情調完全是相仿佛的。
《高唐賦》、《神女賦》與《高唐賦》三篇也叙的是同一的事件。
假定他們全是宋玉寫的，他又何必寫此同樣的若幹篇呢？而第一次見于《古文苑》的《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舞賦》，其來曆更是不可問的。
劉向見聞至廣，王逸也博采《楚辭》的作品。
假定當時宋玉有這許多作品流傳着，他們還不會收入《楚辭》之中麼？ 此外，楚人之善辭者，尚有唐勒、景差二人。
《漢書·藝文志》著錄唐勒賦四篇，無景差的作品。
《史記》卻提到過景差。
王逸說：“《大招》，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
”朱熹則斷《大招》為景差之作。
但這二人都不甚重要。
景是楚之同姓；景差大約與宋玉同時。
唐勒也是與他們同時，也事楚襄王為大夫，且嘗與宋玉争寵而妒害他。
勒的作品，絕不可見。
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裡隻有他的《奏上論》的殘文數語。
參考書目 一、《毛詩正義》四十卷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有《十三經注疏》本。
二、《詩集傳》八卷宋朱熹撰，坊刻本極多。
三、《詩經通論》十八卷清姚際恒撰，有道光丁酉刊本。
四、《讀詩偶識》四卷清崔述撰，有《畿輔叢書》本，有日本刊《東壁遺書》本。
五、《詩經原始》十八卷清方玉潤撰，有《鴻濛室叢書》本，有石印本。
六、《詩三家義集疏》二十八卷王先謙撰，有乙卯年虛受堂原刊本。
七、《詩經的厄運與幸運》顧颉剛撰，載于《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三号至第五号，又有《小說月報叢刊》本。
八、《讀毛詩序》鄭振铎撰，載于《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一号。
九、《關于詩經研究的重要書籍介紹》鄭振铎撰，載于《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三号。
十、《楚辭》王逸章句，洪興祖補注。
有汲古閣刊本，有金陵書局刊本。
十一、《楚辭集注》朱熹撰，有《古逸叢書》本，有坊刊本。
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
”（《湘君》）“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湘夫人》）“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
滿堂兮美人，忽獨與餘兮目成。
”（《少司命》）“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
”（《山鬼》）我們很不能相信民間的祭神歌竟會産生這樣的好句。
有許多民間的歌曲在沒有與文士階級接觸之前，都是十分的粗豪鄙陋的。
偶有一部分精瑩的至情語，也被拙笨的辭筆所礙而不能暢達。
這乃是文人學士的拟作或改作，給他們以一種新的生命，新的色彩。
《九歌》之成為文藝上的巨作，其曆程當不外于此。
《九歌》有十一篇。
或以《禮魂》為“送神之曲”，為前十篇所适用。
或則更以最後的三篇：《山鬼》、《國殇》、《禮魂》，合為一篇以合于“九”之數，然《山鬼》、《國殇》諸篇，決沒有合為一篇的可能。
但《九歌》實隻有九篇。
除《禮魂》外，《東皇太一》實為“迎神之曲”，也不該計入篇數之内。
屈原《九歌·雲中君》圖 《九歌》的九篇（除了兩篇迎神、送神曲之外），相傳以為都是禮神之曲。
但像“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悲莫悲兮生别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少司命》），“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河伯》），“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山鬼》）諸情語，又豈像是對神道說的。
或以為《聖經》中的《蘇羅門歌》不是對神唱的歌曲，而同時又是絕好戀歌麼？不知《蘇羅門歌》正是當時的戀歌；後人之取來作為聖歌，乃正是他們的附會。
朱熹也知《九歌》中多情語，頗不易解得通，所以便說：“其言雖若不能無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
”我的意見是，《九歌》的内容是極為複雜的，至少可成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楚地的民間戀歌，如《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六篇；一部分是民間祭神祭鬼的歌，如《雲中君》、《國殇》、《東君》、《東皇太一》及《禮魂》。
明文征明繪《湘君湘夫人》 《天問》是一篇無條理的問語。
在作風上，在遣辭用語上，全不像是屈原作的。
朱熹說：“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玮谲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向而問之，以渫憤懑。
楚人哀而惜之，因共論述。
故其文義不次序雲爾。
”既是楚人所“論述”，可見未必出于屈原的手筆。
且細讀《天問》全文，平衍率直，與屈原的《離騷》、《九章》諸作的風格完全不同。
我們不能相信的是，以寫《離騷》、《九章》的作者，乃更會寫出“簡狄在台，喾何宜？玄鳥緻贻，女何喜？”那麼一個樣子的句法來。
有人以為《天問》是古代用以考問學生的試題。
這話頗有人加以非笑，以為在古代時，究竟要考問什麼學生而用到這些試題。
我們以為以《天問》為試題，或未免過于武斷；但《天問》之非一篇有意寫成的文藝作品，則是無可懷疑的。
她在古時，或者是一種作者所用的曆史、神話、傳說的備忘錄也難說。
或者竟是如希臘海西亞特（Hesiod）所作的《神譜》，或亞甫洛杜洛斯（Apollodoms）的《圖書紀》。
體裁乃是問答體的，本附有答案在後。
後人因為答題過于詳細，且他書皆已有詳述，故删去之，僅存其問題，以便讀者的記誦。
這個猜測或有幾分可能性罷。
海西亞特，今通譯赫西奧德，古希臘詩人。
八 《九辯研究》書影 《大招》或以為屈原作，或以為景差作。
王逸以為：“疑不能明。
”朱熹則直以為景差作。
《招魂》向以為宋玉作，并無異辭。
至王夫之、林雲銘他們，始指為屈原作。
此二篇内容極為相同。
假定一篇是屈原“作”的話，則第二篇絕不會更是他“作”的。
但這兩篇原都是民間的作品。
朱熹在《招魂》題下，釋曰：“古者，人死，則使人以其上服，升屋履危，北面而号曰‘臯某複’。
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覆屍。
此禮所謂複。
而說者以為招魂複魂。
又以為盡愛之道，而有禱祠之心者，蓋猶冀其複生也。
如是而不生，則不生矣。
于是乃行死事。
此制禮者之意也。
而荊楚之俗乃或以是施之生人。
”此種見解，較之王逸的“以諷谏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自然高明得多。
《大招》之作用，也是同一意思。
所以這兩篇“招魂”的文章，無論是屈原，是宋玉，是景差所“作”，其與作者的關系都是很不密切的，他們隻是居改作或潤飾之勞而已。
這兩篇作品的影響，在後來頗不小。
屈原的作品，如《離騷》，如《九章》，宋玉的作品，如《九辯》，都是浩浩莽莽的直抒胸臆之所欲言。
他們隻有抒寫，并不鋪叙。
隻是抒情，并不誇張。
隻是一氣直下，并不重疊的用意描狀。
至于有意于誇張的鋪叙種種的東西，以張大他們的描狀的效力者，在《楚辭》中卻隻有《大招》、《招魂》這兩篇。
例如，他們說美人，便道：“朱唇皓齒，嫭以姱隻；比德好閑，習以都隻；豐肉微骨，調以娛隻，魂乎歸徕，安以舒隻；嫮目宜笑，蛾眉曼隻；容則秀雅，稚朱顔隻；魂乎歸徕，靜以安隻。
”（《大招》）他們說宮室，便道：“高堂邃宇，檻層軒些。
層台累榭，臨高山些。
網戶朱綴，刻方連些。
冬有突廈，夏室寒些。
川谷徑複，流潺湲些。
光風轉蕙，泛崇蘭些。
經堂入奧，朱塵筵些。
”（《招魂》）說飲食，說歌舞，也都是用這種方法。
又他們對于招來靈魂，既曆舉四方上下的可怕不可居住，又盛誇歸來的可以享受種種的快樂。
這種對稱的叙述，重疊的有秩序的描狀，後來的賦家差不多沒有一篇不是這樣的。
《三都賦》是如此，《七發》是如此，《箫賦》也是如此。
“賦者，鋪也”一語，恰恰足以解釋這一類的賦。
《大招》、《招魂》的重疊鋪叙，原是不得不如此的宗教的儀式。
卻不料反開了後來的那麼大的一個流派。
九 在《楚辭》裡，可指名的作家，屈原以外，便是宋玉了。
《史記》在《屈原列傳》之末，提起這樣的一句話：“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司馬遷并沒有說起宋玉的生平。
在《漢書·藝文志》裡，于“宋玉賦十六篇”之下，也隻注着“楚人，與唐勒并時，在屈原後也”。
《韓詩外傳》（卷七）及《新序》（雜事第一及第五）裡，說起：宋玉是屈原以後的一位詩人，事楚襄王（《韓詩外傳》作懷王）為小臣，并不得志。
他在朝廷的地位，大約是與漢武帝時的司馬相如、枚臯、東方朔諸人相類。
與他同列者有唐勒、景差諸人，皆能賦。
他的一生，大約是這樣的很平穩的為文學侍從之臣下去。
他的死年，大約在楚亡以前。
他與屈原的關系，以上幾部書都不曾說起過。
隻有王逸在他的《楚辭章句》上說：“宋玉者，屈原弟子也。
”（《九辯·序》）這話沒有根據。
大約宋玉受屈原的影響則有之，為實際上的師弟則未必然。
他在當時頗有一部分的勢力，他的鋒利的談片，或為時人所豔稱，所以他有許多轶事流傳于後。
他的著作，《漢書·藝文志》說有十六篇，今所有者則為十四篇。
在其中，唯《九辯》一篇，公認為宋玉所作，并無異議。
這一部大作，也實在是足以代表宋玉的文藝上的成功。
她是以九篇詩歌組成的。
那九篇的情調，也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的，大約絕不會是同時之作。
《九辯》之名，或為當時作者随手所自題（《九辯》原為古詩名），或為後人所追題。
在《九辯》裡的宋玉，其情調與屈原卻大有不同。
他也傷時，然而他隻說到“悼餘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伍攘”而止；他也怨君之不見察，然而他也隻說到“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而止；他也罵世，然而他隻說到“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鑿。
獨耿介而不随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而止。
他是蘊蓄的，他是“溫柔敦厚”的。
東君 《九辯》裡寫秋景的幾篇是最著名的：“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栗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将歸。
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
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
怆怳恨兮去故而就新。
坎廪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
廓落兮羁旅而無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憐。
”簡直要一口氣讀到底，舍不得在中途放下。
宋玉的其他諸作，除《招魂》外，自《風賦》以下，便都有些靠不住。
——一則他們的文體是疏率的，與《九辯》之緻密不同。
再則，他們的情調是淺露無餘的，與《九辯》之含蓄有情緻的不同。
三則他們的結構是直捷的，與《九辯》之纏綿宛曲者又不同。
且像那樣的記事的對話體的賦，一開頭便說：“楚襄王遊于蘭台之宮，宋玉、景差侍”（《風賦》）；便說：“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台”（《高唐賦》）；便說：“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浦”（《神女賦》），顯然不會是出于宋玉本人之手的。
且《高唐賦》中簡直的寫上了“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台”，這還不是後人的追記麼？《笛賦》中還有“宋意将送荊卿于易水之上，得其雌焉”之語。
宋玉會引用到荊卿的故事麼？又《登徒子好色賦》與《諷賦》皆叙的是一件事；結構與情調完全是相仿佛的。
《高唐賦》、《神女賦》與《高唐賦》三篇也叙的是同一的事件。
假定他們全是宋玉寫的，他又何必寫此同樣的若幹篇呢？而第一次見于《古文苑》的《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舞賦》，其來曆更是不可問的。
劉向見聞至廣，王逸也博采《楚辭》的作品。
假定當時宋玉有這許多作品流傳着，他們還不會收入《楚辭》之中麼？ 此外，楚人之善辭者，尚有唐勒、景差二人。
《漢書·藝文志》著錄唐勒賦四篇，無景差的作品。
《史記》卻提到過景差。
王逸說：“《大招》，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
”朱熹則斷《大招》為景差之作。
但這二人都不甚重要。
景是楚之同姓；景差大約與宋玉同時。
唐勒也是與他們同時，也事楚襄王為大夫，且嘗與宋玉争寵而妒害他。
勒的作品，絕不可見。
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裡隻有他的《奏上論》的殘文數語。
參考書目 一、《毛詩正義》四十卷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有《十三經注疏》本。
二、《詩集傳》八卷宋朱熹撰，坊刻本極多。
三、《詩經通論》十八卷清姚際恒撰，有道光丁酉刊本。
四、《讀詩偶識》四卷清崔述撰，有《畿輔叢書》本，有日本刊《東壁遺書》本。
五、《詩經原始》十八卷清方玉潤撰，有《鴻濛室叢書》本，有石印本。
六、《詩三家義集疏》二十八卷王先謙撰，有乙卯年虛受堂原刊本。
七、《詩經的厄運與幸運》顧颉剛撰，載于《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三号至第五号，又有《小說月報叢刊》本。
八、《讀毛詩序》鄭振铎撰，載于《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一号。
九、《關于詩經研究的重要書籍介紹》鄭振铎撰，載于《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三号。
十、《楚辭》王逸章句，洪興祖補注。
有汲古閣刊本，有金陵書局刊本。
十一、《楚辭集注》朱熹撰，有《古逸叢書》本，有坊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