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詩經與楚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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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正則、靈均為“平”字“原”字的釋義，或以為正則、靈均是他的小名。
他是楚的同姓，約生于公元前343年（周顯王二十六年，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
初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娴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号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
原是懷王很信任的人。
有一個上官大夫，與屈原同列争寵，心害其能。
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
屈原屬稿未定。
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
屈平不與。
上官大夫因在懷王之前讒間他道：“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
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
”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
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屈原既疏，不複在位，使于齊。
适懷王為張儀所詐，與秦戰大敗。
秦欲與楚為歡，乃割漢中地與楚以和。
懷王恨張儀入骨，說道：“不欲得地，願得張儀。
”張儀竟入楚。
厚賂懷王左右，竟得釋歸。
屈平自齊反，谏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後秦昭王與楚婚，欲懷王會。
王欲行。
屈原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
”懷王稚子子蘭勸王：“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
秦伏兵絕其後，固留懷王以求割地。
懷王怒，不聽，竟客死于秦而歸葬。
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
子蘭怒屈平不已，使上官大夫短之于頃襄王。
頃襄王怒而遷之。
這是他第二次在政治上的失敗。
屈原既被疏被放，三年不得複見。
竭智盡忠，而蔽障于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
乃往太蔔鄭詹尹欲決所疑。
他問詹尹道：“甯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将從俗富貴以偷生乎？……甯昂昂若千裡之駒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此孰吉，孰兇？何去，何從？”詹尹卻很謙抑的釋策說道：“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屈原至于江濱，被發行吟澤畔，顔色憔悴，形容枯槁。
乃作《懷沙》之賦。
于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
死時約為公元前290年（即頃襄王九年）的五月五日。
在這一日，到處皆競賽龍舟，投角黍于江，以吊我們的大詩人。
位于屈原故裡的屈子祠 瓦爾米基，今音譯是跋彌，意譯是蟻垤。
印度史詩《羅摩衍那》的作者。
《奧特賽》，今通譯《奧德賽》。
《拉馬耶那》，今通譯《羅摩衍那》。
羅摩衍那壁畫 近來頗有人懷疑屈原的存在，以為他也許和希臘的荷馬，印度的瓦爾米基一樣，乃是一個箭垛式的烏有先生。
荷馬、瓦爾米基之果為烏有先生與否，現在仍未論定——也許永久不能論定——但我們的大詩人屈原，卻與他們截然不同。
荷馬的《伊裡亞特》、《奧特賽》，瓦爾米基的《拉馬耶那》，乃是民間傳說與神話的集合體，或民間傳唱已久的小史詩、小歌謠的集合體。
所以那些大史詩的本身，應該可以說他們是“零片集合”而成的。
荷馬、瓦爾米基那樣的作家，即使有之，我們也隻可以說他們是“零片集合者”。
屈原這個人，和屈原的這些作品，則完全與他們不同。
他的作品像《離騷》、《九章》之類，完全是抒寫他自己的幽憤的，完全是訴說他自己的愁苦的，完全是個人的抒情哀語，而不是什麼英雄時代的記載。
它們是反映着屈原的明了可靠的生平的，它們是帶着極濃厚的屈原個性在内的，它們乃是無可懷疑的一個大詩人的創作。
七 《漢書·藝文志》裡有《屈原賦》二十五篇。
王逸《章句》本的《楚辭》與朱熹《集注》本的《楚辭》，所錄屈原著作皆為七篇。
七篇中，《九歌》有十一篇，《九章》有九篇，合計之，正為二十五篇，與《漢志》合。
但王逸《章句》本，對于《大招》一篇，卻又題着“屈原作，或曰景差作”。
則屈原賦共有二十六篇。
或以為《九歌》實止十篇，因《禮魂》一篇乃是十篇之總結。
故加入《大招》，仍合于二十五篇之數。
或則去《大招》而加《招魂》，仍為二十五篇。
或則以《九歌》，作九篇，仍加《大招》、《招魂》二篇，合為二十五篇。
但無論如何，這二十五篇，絕不會全是屈原所作的。
其中有一部分是很可懷疑的。
《遠遊》中有“羨韓衆之得一”語。
韓衆是秦始皇時的方士，此已足證明《遠遊》之絕非屈原所作的了。
《蔔居》、《漁父》二篇，更非屈原的作品。
兩篇的開始，俱說：“屈原既放”，顯然是第三人的記載。
王逸也說：“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辭以相傳焉。
”此外《九歌》、《天問》等篇，也都各有可疑之處。
我們所公認為屈原的作品，與他的生活有密切的關系者，僅《離騷》一篇及《九章》九篇而已。
《離騷》為古代最重要的詩篇之一；也是屈原所創作的最偉大的作品。
“離騷”二字的解釋，司馬遷以為“猶離憂也”。
班固以為“離，猶遭也，騷，憂也”。
《離騷》全文，共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六十一字。
作者的技能在那裡已是發展到極點。
她是秀美婉約的，她是若明若昧的。
她是一幅絕美的錦幛，交織着無數絕美的絲縷；自曆史上、神話上的人物，自然界的現象，以至草木禽獸，無不被捉入詩中，合組成一篇大創作。
王逸（生卒不詳），東漢文學家。
字叔師，南郡宜城（今屬湖北）人。
所作《楚辭章句》是《楚辭》最早的完整注本。
屈子行吟圖 明陳洪绶作。
選自1638年刊《楚辭述注》卷首 屈原想象力是極為豐富的。
《離騷》雖未必有整饬的條理，雖未必有明晰的層次，卻是一句一辭，都如大珠小珠落玉盤，各自圓瑩可喜，又如春園中的群花，似若散漫而實各在向春光鬥妍。
自“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起，始而叙述他的身世性格，繼而說他自己在“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之時，不得不出來匡正。
“豈餘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不料當事者并不察他的中情，“反信讒而赍怒”。
他“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在這時，“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
獨有他的心卻另有一番情懷。
他所怕的是“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他的心境是那麼樣的純潔：“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然“衆女嫉餘之蛾眉兮，謠诼謂餘以善淫”。
因而慨然的說道：“鸷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在這時，他已有死志。
他頗想退修初服，“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然而他又不能決心退隐。
女媭又申申的罵他，勸他不必獨異于衆。
“衆不可戶說兮，孰雲察餘之中情”。
他卻告訴她說，“阽餘身而危死兮，覽餘初其猶未悔。
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時既不容他直道以行，便欲騁其想象“上下而求索”。
“飲餘馬于鹹池兮，總餘辔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
鸾皇為餘先戒兮，雷師告餘以未具。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
”但“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
懷朕情而不發兮，餘焉能忍與此終古”。
他悶悶之極，便命靈氛為他占之。
靈氛答曰：“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他欲從靈氛之所占，心裡又猶豫而狐疑。
“巫鹹将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
”巫鹹又告訴他說道：“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蠖之所同。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
”他仍不以此說為然。
他說道：“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實在的，“既幹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他終于猶豫着，狐疑着，不能決定走哪一條路好。
最後他便決絕的說道：“靈氛既告餘以吉占兮，曆吉日乎吾将行。
”及其“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
便又留戀瞻顧而不能自已。
“仆夫悲餘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他始終在徘徊瞻顧，下不了決心。
他始終猶豫着，狐疑着，不知何所适而後可。
到了最後之最後，他隻好浩然長遠的歎道：“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将從彭鹹之所居。
”他始終是一位詩人，不是一位政治家。
他是不知權變的，他是狷狷自守的。
他也想和光同塵，以求達政治上的目的，然而他又沒有那麼靈敏的手腕。
他的潔白的心性，也不容他有違反本願的行動。
于是他便站立在十字街頭：猶豫狐疑，徘徊不安。
他的最後而最好的一條路便隻有：“從彭鹹之所居。
” 三闾大夫蔔居漁父 清蕭雲從作。
選自1645年刊《離騷圖》 在《九章》裡的九篇裡，大意也不外于此。
《九章》本為不相連續的九篇東西，不知為什麼連合為一篇而總名之曰《九章》。
這九篇東西，并非作于一時，作風也頗不相同。
王逸說：“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随事感觸，辄形于聲。
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為一卷。
非必出于一時之言也。
”他以《惜往日》、《悲回風》二篇為其“臨絕之音”。
其他各篇則不複加以诠次。
後人對于他們的著作時日的前後，議論紛纭。
《涉江》首句說，“餘初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似也為晚年之作。
《惜誦》、《抽思》二篇，其情調與《離騷》全同，當系同時代的作品。
《橘頌》則音節舒徐，氣韻和平，當是他的最早的未遇困厄時之作。
然在其中，已深蘊着詩人的矯昂不群的氣态了：“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思美人》仍是寫他自己的低徊猶豫。
《哀郢》是他在被流放到别地，思念故鄉而作的。
他等候着複召，卻永不曾有這個好音。
他最後隻好慨歎的說道：“曼餘目以流觀兮，冀一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
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涉江》也是他在被放于南方時所作。
他既久不得歸，于是又作《懷沙》、《悲回風》二賦，以抒其愁憤，且決志要以自殺了結他的貞固的一生。
在這時，他已經完全失望，已經完全看不出有什麼光明前途了。
國事日非，黨人盤據，“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簸兮，雞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
”當然不會有人知他。
《懷沙》之作，在于“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之時。
他在那裡，已決死志，反而淡淡的安詳說道：“民生禀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餘何畏懼兮。
……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
”在《悲回風》裡，他極叙自己的悲愁：“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而極曙。
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
”他倒願意“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
至于《惜往日》，或以為“此作詞旨鄙淺，不似屈子之詞，疑後人僞托也”。
我們見她一開頭便說：“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似為直抄《史記》的《屈原列傳》而以韻文改寫之的，屈原的作品，絕不至如此的淺顯。
僞作之說，當可信。
《九歌》、《天問》也頗有人說其皆非屈原所出。
朱熹說：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
其祀必使巫觋作樂歌舞以娛神。
蠻荊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亵慢淫荒之雜。
原既被逐，見而感之。
故頗為更定其詞，去其泰甚。
是則朱熹也說《九歌》本為舊文，屈原不過“更定其詞，去其泰甚”而已。
這個解釋是很對的。
我們與其将《九歌》的著作權完全讓給了屈原或楚地的民衆，不如将這個巨作的“改寫”權交給了屈原。
我們看《九歌》中那麼許多娟好的辭語：“桂棹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
他是楚的同姓，約生于公元前343年（周顯王二十六年，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
初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娴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号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
原是懷王很信任的人。
有一個上官大夫，與屈原同列争寵，心害其能。
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
屈原屬稿未定。
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
屈平不與。
上官大夫因在懷王之前讒間他道：“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
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
”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
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屈原既疏，不複在位，使于齊。
适懷王為張儀所詐，與秦戰大敗。
秦欲與楚為歡，乃割漢中地與楚以和。
懷王恨張儀入骨，說道：“不欲得地，願得張儀。
”張儀竟入楚。
厚賂懷王左右，竟得釋歸。
屈平自齊反，谏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後秦昭王與楚婚，欲懷王會。
王欲行。
屈原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
”懷王稚子子蘭勸王：“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
秦伏兵絕其後，固留懷王以求割地。
懷王怒，不聽，竟客死于秦而歸葬。
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
子蘭怒屈平不已，使上官大夫短之于頃襄王。
頃襄王怒而遷之。
這是他第二次在政治上的失敗。
屈原既被疏被放，三年不得複見。
竭智盡忠，而蔽障于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
乃往太蔔鄭詹尹欲決所疑。
他問詹尹道：“甯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将從俗富貴以偷生乎？……甯昂昂若千裡之駒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此孰吉，孰兇？何去，何從？”詹尹卻很謙抑的釋策說道：“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屈原至于江濱，被發行吟澤畔，顔色憔悴，形容枯槁。
乃作《懷沙》之賦。
于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
死時約為公元前290年（即頃襄王九年）的五月五日。
在這一日，到處皆競賽龍舟，投角黍于江，以吊我們的大詩人。
位于屈原故裡的屈子祠 瓦爾米基，今音譯是跋彌，意譯是蟻垤。
印度史詩《羅摩衍那》的作者。
《奧特賽》，今通譯《奧德賽》。
《拉馬耶那》，今通譯《羅摩衍那》。
羅摩衍那壁畫 近來頗有人懷疑屈原的存在，以為他也許和希臘的荷馬，印度的瓦爾米基一樣，乃是一個箭垛式的烏有先生。
荷馬、瓦爾米基之果為烏有先生與否，現在仍未論定——也許永久不能論定——但我們的大詩人屈原，卻與他們截然不同。
荷馬的《伊裡亞特》、《奧特賽》，瓦爾米基的《拉馬耶那》，乃是民間傳說與神話的集合體，或民間傳唱已久的小史詩、小歌謠的集合體。
所以那些大史詩的本身，應該可以說他們是“零片集合”而成的。
荷馬、瓦爾米基那樣的作家，即使有之，我們也隻可以說他們是“零片集合者”。
屈原這個人，和屈原的這些作品，則完全與他們不同。
他的作品像《離騷》、《九章》之類，完全是抒寫他自己的幽憤的，完全是訴說他自己的愁苦的，完全是個人的抒情哀語，而不是什麼英雄時代的記載。
它們是反映着屈原的明了可靠的生平的，它們是帶着極濃厚的屈原個性在内的，它們乃是無可懷疑的一個大詩人的創作。
七 《漢書·藝文志》裡有《屈原賦》二十五篇。
王逸《章句》本的《楚辭》與朱熹《集注》本的《楚辭》，所錄屈原著作皆為七篇。
七篇中，《九歌》有十一篇，《九章》有九篇，合計之，正為二十五篇，與《漢志》合。
但王逸《章句》本，對于《大招》一篇，卻又題着“屈原作，或曰景差作”。
則屈原賦共有二十六篇。
或以為《九歌》實止十篇，因《禮魂》一篇乃是十篇之總結。
故加入《大招》，仍合于二十五篇之數。
或則去《大招》而加《招魂》，仍為二十五篇。
或則以《九歌》，作九篇，仍加《大招》、《招魂》二篇，合為二十五篇。
但無論如何，這二十五篇，絕不會全是屈原所作的。
其中有一部分是很可懷疑的。
《遠遊》中有“羨韓衆之得一”語。
韓衆是秦始皇時的方士，此已足證明《遠遊》之絕非屈原所作的了。
《蔔居》、《漁父》二篇，更非屈原的作品。
兩篇的開始，俱說：“屈原既放”，顯然是第三人的記載。
王逸也說：“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辭以相傳焉。
”此外《九歌》、《天問》等篇，也都各有可疑之處。
我們所公認為屈原的作品，與他的生活有密切的關系者，僅《離騷》一篇及《九章》九篇而已。
《離騷》為古代最重要的詩篇之一；也是屈原所創作的最偉大的作品。
“離騷”二字的解釋，司馬遷以為“猶離憂也”。
班固以為“離，猶遭也，騷，憂也”。
《離騷》全文，共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六十一字。
作者的技能在那裡已是發展到極點。
她是秀美婉約的，她是若明若昧的。
她是一幅絕美的錦幛，交織着無數絕美的絲縷；自曆史上、神話上的人物，自然界的現象，以至草木禽獸，無不被捉入詩中，合組成一篇大創作。
王逸（生卒不詳），東漢文學家。
字叔師，南郡宜城（今屬湖北）人。
所作《楚辭章句》是《楚辭》最早的完整注本。
屈子行吟圖 明陳洪绶作。
選自1638年刊《楚辭述注》卷首 屈原想象力是極為豐富的。
《離騷》雖未必有整饬的條理，雖未必有明晰的層次，卻是一句一辭，都如大珠小珠落玉盤，各自圓瑩可喜，又如春園中的群花，似若散漫而實各在向春光鬥妍。
自“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起，始而叙述他的身世性格，繼而說他自己在“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之時，不得不出來匡正。
“豈餘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不料當事者并不察他的中情，“反信讒而赍怒”。
他“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在這時，“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
獨有他的心卻另有一番情懷。
他所怕的是“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他的心境是那麼樣的純潔：“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然“衆女嫉餘之蛾眉兮，謠诼謂餘以善淫”。
因而慨然的說道：“鸷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在這時，他已有死志。
他頗想退修初服，“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然而他又不能決心退隐。
女媭又申申的罵他，勸他不必獨異于衆。
“衆不可戶說兮，孰雲察餘之中情”。
他卻告訴她說，“阽餘身而危死兮，覽餘初其猶未悔。
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時既不容他直道以行，便欲騁其想象“上下而求索”。
“飲餘馬于鹹池兮，總餘辔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
鸾皇為餘先戒兮，雷師告餘以未具。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
”但“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
懷朕情而不發兮，餘焉能忍與此終古”。
他悶悶之極，便命靈氛為他占之。
靈氛答曰：“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他欲從靈氛之所占，心裡又猶豫而狐疑。
“巫鹹将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
”巫鹹又告訴他說道：“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蠖之所同。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
”他仍不以此說為然。
他說道：“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實在的，“既幹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他終于猶豫着，狐疑着，不能決定走哪一條路好。
最後他便決絕的說道：“靈氛既告餘以吉占兮，曆吉日乎吾将行。
”及其“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
便又留戀瞻顧而不能自已。
“仆夫悲餘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他始終在徘徊瞻顧，下不了決心。
他始終猶豫着，狐疑着，不知何所适而後可。
到了最後之最後，他隻好浩然長遠的歎道：“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将從彭鹹之所居。
”他始終是一位詩人，不是一位政治家。
他是不知權變的，他是狷狷自守的。
他也想和光同塵，以求達政治上的目的，然而他又沒有那麼靈敏的手腕。
他的潔白的心性，也不容他有違反本願的行動。
于是他便站立在十字街頭：猶豫狐疑，徘徊不安。
他的最後而最好的一條路便隻有：“從彭鹹之所居。
” 三闾大夫蔔居漁父 清蕭雲從作。
選自1645年刊《離騷圖》 在《九章》裡的九篇裡，大意也不外于此。
《九章》本為不相連續的九篇東西，不知為什麼連合為一篇而總名之曰《九章》。
這九篇東西，并非作于一時，作風也頗不相同。
王逸說：“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随事感觸，辄形于聲。
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為一卷。
非必出于一時之言也。
”他以《惜往日》、《悲回風》二篇為其“臨絕之音”。
其他各篇則不複加以诠次。
後人對于他們的著作時日的前後，議論紛纭。
《涉江》首句說，“餘初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似也為晚年之作。
《惜誦》、《抽思》二篇，其情調與《離騷》全同，當系同時代的作品。
《橘頌》則音節舒徐，氣韻和平，當是他的最早的未遇困厄時之作。
然在其中，已深蘊着詩人的矯昂不群的氣态了：“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思美人》仍是寫他自己的低徊猶豫。
《哀郢》是他在被流放到别地，思念故鄉而作的。
他等候着複召，卻永不曾有這個好音。
他最後隻好慨歎的說道：“曼餘目以流觀兮，冀一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
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涉江》也是他在被放于南方時所作。
他既久不得歸，于是又作《懷沙》、《悲回風》二賦，以抒其愁憤，且決志要以自殺了結他的貞固的一生。
在這時，他已經完全失望，已經完全看不出有什麼光明前途了。
國事日非，黨人盤據，“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簸兮，雞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
”當然不會有人知他。
《懷沙》之作，在于“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之時。
他在那裡，已決死志，反而淡淡的安詳說道：“民生禀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餘何畏懼兮。
……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
”在《悲回風》裡，他極叙自己的悲愁：“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而極曙。
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
”他倒願意“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
至于《惜往日》，或以為“此作詞旨鄙淺，不似屈子之詞，疑後人僞托也”。
我們見她一開頭便說：“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似為直抄《史記》的《屈原列傳》而以韻文改寫之的，屈原的作品，絕不至如此的淺顯。
僞作之說，當可信。
《九歌》、《天問》也頗有人說其皆非屈原所出。
朱熹說：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
其祀必使巫觋作樂歌舞以娛神。
蠻荊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亵慢淫荒之雜。
原既被逐，見而感之。
故頗為更定其詞，去其泰甚。
是則朱熹也說《九歌》本為舊文，屈原不過“更定其詞，去其泰甚”而已。
這個解釋是很對的。
我們與其将《九歌》的著作權完全讓給了屈原或楚地的民衆，不如将這個巨作的“改寫”權交給了屈原。
我們看《九歌》中那麼許多娟好的辭語：“桂棹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