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詩經與楚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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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的詩歌總集：《詩經》——風、雅、頌之分的不當——《詩經》中的詩人的創作——《詩序》的附會——亂離時代的歌聲——《詩經》裡的情歌——農歌的重要——貴族的詩歌——《楚辭》的時代——屈原和他的《離騷》——《九章》、《九歌》等——《大招》、《招魂》的影響——宋玉、景差等
一
《詩經》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
周平王東遷前後的古詩，除見于《詩經》者外，寥寥可數，且大都是斷片；又有一部分是顯然的僞作。
論者以為：詩三千，孔子選其三百，為《詩經》。
此語不甚可靠。
不過古詩不止三百篇之數，則為無可疑的事實。
《詩經》研究著作書影 很可笑的僞歌，如《皇娥歌》及《白帝子歌》：“天清地曠浩茫茫”，“清歌流暢樂難極”之類，見于王子年《拾遺記》（《詩紀》首錄之）。
将這樣近代性的七言歌，放在離今四千五百年前的時代，自然是太淺陋的僞作了。
“登彼箕山兮瞻天下”的一首《箕山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擊壤歌》，也都是不必辯解的僞作。
“斷竹，斷竹，飛土逐宍”的《彈歌》，《吳越春秋》隻言其為古作，《詩苑》卻派定其為黃帝作，當然是太武斷。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的虞帝與臯陶諸臣的唱和歌，比較的可靠，然卻未必為原作。
《尚書大傳》所載的《卿雲歌》、《八伯歌》也是不可信的。
較可信的是秦漢以前諸書所載的逸詩。
這些逸詩，《玉海》曾收集了一部分。
後來郝懿行又輯增之，為《詩經拾遺》一書。
但存者不及百篇，且多零語，其中尚有一部分，是古代的諺語。
所以我們研究古代的詩篇，除了《詩經》這一部僅存的選集之外，竟沒有第二部完整可靠的資料。
二 《詩經》的影響，在孔子、孟子的時代便已極大了。
希臘的詩人及哲學家，每稱舉荷馬之詩，以作論證；基督教徒則舉《舊約》、《新約》二大聖經，以為一己立身行事的準則；我們古代的政治家及文人哲士，則其所引為辯論諷谏的根據，或宣傳讨論的證助者，往往為《詩經》的片言隻語。
此可見當時的《詩經》已具有莫大的威權。
這可見《詩經》中的詩，在當時流傳的如何廣！ 《蘇羅門歌》，即《所羅門之歌》，又名《雅歌》。
古希伯來詩歌，《舊約全書》的一卷。
所羅門為作品中的男主人公。
《詩經》在秦漢以後，因其地位的擡高，反而失了她的原來的巨大威權。
這乃是時代的自然淘汰所結果，非人力所能勉強的。
但就文學史上而論，漢以來的作家，實際上受《詩經》的風格的感化的卻也不少。
韋孟的《諷谏詩》、《在鄒詩》，東方朔的《誡子詩》，韋玄成的《自劾詩》、《戒子孫詩》，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迪志詩》，仲長統的《述志詩》，曹植的《元會》、《責躬》，乃至陶潛的《停雲》、《時運》、《榮木》，無不顯然的受有這個感化。
然而，在同時，《詩經》卻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厄運：一方面她的地位被擡高了，另一方面她的真價與真相卻為漢儒的曲解胡說所蒙蔽了。
這正如絕妙的《蘇羅門歌》一樣，她因為不幸而被擡舉為《聖經》，而她的真價與真相，便不為人所知者好幾千年！ 《詩大叙》，即《詩大序》。
兩漢時期詩學的重要文獻。
也即《毛詩大序》（毛詩序有“大序”、“小序”之分） 石經《毛詩》殘本 《詩經》中所最引人迷誤的是風、雅、頌的三個大分别。
孔穎達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
……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
”（《毛詩正義》）關于賦、比、興，我們在這裡不必多說，這乃是修辭學的範圍。
至于風、雅、頌三者，則曆來以全部《詩經》的詩，屬于其範圍之内。
三百篇之中，屬于“風”之一體者，有二南，王、豳、鄭、衛等十五國風，計共一百六十篇；屬于“雅”者，有《大雅》、《小雅》，計共一百零五篇；屬于“頌”者有《周頌》、《魯頌》、《商頌》，計共四十篇。
《詩大叙》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
主文而谲谏，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朱熹說：“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于裡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
……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
”（《詩經集注序》）《詩大叙》之說，完全是不可通的。
漢人說經，往往以若可解若不可解之文句，闡說模糊影響之意思，《詩大叙》這幾句話便是一個例。
我們勉強的用明白的話替他疏釋一下，便是：風是屬于個人的，雅是有關王政的，頌是“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
朱熹之意亦不出于此，而較為明白。
他隻将風、雅、頌分為兩類；以風為一類，說他們是“裡巷歌謠之作”，以雅、頌為一類，說他們是“朝廷郊廟樂歌之詞”。
其實這些見解都是不對的。
當初的分别風、雅、頌三大部的原意，已不為後人所知；而今本的《詩經》的次列又為後人所竄亂，更不能與原來之意旨相契合。
蓋以今本的《詩經》而論，則風、雅、頌三者之分，任用如何的巧說，皆不能将其牴牾不合之處，彌縫起來。
假定我們依了朱熹之說，将“風”作為裡巷歌謠，将“雅頌”作為“朝廷郊廟樂歌”，則《小雅》中的《白華》：“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與《衛風》中的《伯兮》：“伯兮朅兮，邦之桀兮。
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
豈無膏沐，誰适為容？”同是摯切之至的懷人之作，何以後一首便是“裡巷歌謠”，前一首便是“廟堂郊祠樂歌”？又“風”“雅”之中，更有許多同類之詩，足以證明“風”與“雅”原非截然相異的二類。
至于“頌”，則其性質也不十分明白。
《商頌》的五篇，完全是祭祀樂歌；《周頌》的内容便已十分複雜，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祭祀樂歌，一小部分卻與“雅”中的多數詩篇，未必有多大分别（如《小毖》）。
《魯頌》則隻有《悶宮》可算是祭祀樂歌，其他《泮水》諸篇皆非是。
又《大雅》中也有祭祀樂歌，如《雲漢》之類是。
更有後人主張：詩都是可歌的；其所謂“風”、“雅”、“頌”完全是音樂上的分别。
鄭樵說：“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
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
”（《通志·樂略》）又說：“仲尼……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所以侑祭也。
……”梁任公便依此說，主張《詩經》應分為四體，即南、風、雅、頌。
“南”即十五國風中之“二南”，與“雅”皆樂府歌辭，“風”是民謠，“頌”是劇本或跳舞樂。
這也是頗為牽強附會的。
古代的音樂早已亡佚，如何能以後人的模糊影響之追解而為之分解得清楚呢？鄭樵之說，仍不外風土之音（即民間歌謠）、朝廷之音、及侑祭之樂的三個大分别。
至于“四詩：南、風、雅、頌”之說，則尤為牽強。
“南”之中有許多明明不是樂歌，如《卷耳》、《行露》、《柏舟》諸作，如何可以說他們是合奏樂呢？我們似不必拘泥于已竄亂了的次第而勉強去加以解釋，附會，甚至誤解。
《詩經》的内容是十分複雜的；風、雅、頌之分，是絕不能包括其全體的；何況這些分别又是充滿了矛盾呢。
我們且放開了舊說，而在現存的三百零五篇古詩的自身，找出它們的真實的性質與本相來！ 梁任公（1873～1929），即梁啟超。
梁字卓如，号任公。
據我個人的意見，《詩經》的内容，可歸納為三類：一、詩人的創作，像《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崧高》、《烝民》等。
二、民間歌謠，又可分為：（一）戀歌，像《靜女》、《中谷有摧》、《将仲子》等；（二）結婚歌，像《關雎》、《桃夭》、《鵲巢》等；（三）悼歌及頌賀歌，像《蓼莪》、《麟趾》、《螽斯》等；（四）農歌，像《七月》、《甫田》、《大田》、《行葦》、《既醉》等。
三、貴族樂歌，又可分為：（一）宗廟樂歌，像《下武》、《文王》等；（二）頌神樂歌或禱歌，像《思文》、《雲漢》、《訪落》等；（三）宴會歌，像《庭燎》、《鹿鳴》、《伐木》等；（四）田獵歌，像《車攻》、《攻吉日》等；（五）戰事歌，像《常武》等。
三 詩人的創作，在《詩經》是很顯然的可以看出的。
據《詩序》，“有主名”的創作有：（一）《綠衣》，衛莊姜作（《邺風》）；（二）《燕燕》，衛莊姜作（《邺風》）；（三）《日月》，衛莊姜作（《邶風》）；（四）《終風》，衛莊姜作（《邺風》）；（五）《式微》，黎侯之臣作（《邺風》）；（六）《旄丘》，黎侯之臣作（《邺風》）；（七）《泉水》，衛女作（《邶風》）；（八）《柏舟》，共姜作（《鄘風》）；（九）《載馳》，許穆夫人作（《鄘風》）；（十）《竹竿》，衛女作（《衛風》）；（十一）《河廣》，宋襄公母作（《衛風》）；（十二）《渭陽》，秦康公作（《秦風》）；（十三）《七月》，周公作（《豳風》）；（十四）《鸱鸮》，周公作（《豳風》）；（十五）《節南山》，周家父作（《小雅》）；（十六）《何人斯》，蘇公作（《小雅》）；（十七）《頍弁》，“諸公”作（《小雅》）；（十八）《賓之初筵》，衛武公作（《小雅》）；（十九）《公劉》，召康公作（《大雅》）；（二十）《洞酌》，召康公作（《大雅》）；（二十一）《卷阿》，召康公作（《大雅》）；（二十二）《民勞》，召穆公作（《大雅》）；（二十三）《闆》，凡伯作（《大雅》）；（二十四）《蕩》，召穆公作（《大雅》）；（二十五）《抑》，衛武公作（《大雅》）；（二十六）《桑柔》，芮伯作（《大雅》）；（二十七）《雲漢》，仍叔作（《大雅》）；（二十八）《崧高》，尹吉甫作（《大雅》）；（二十九）《燕民》，尹吉甫作（《大雅》）；（三十）《韓奕》，尹吉甫作（《大雅》）；（三十一）《江漢》，尹吉甫作（《大雅》）；（三十二）《常武》，召穆公作（《大雅》）；（三十三）《瞻印》，凡伯作（《大雅》）；（三十四）《召曼》，凡伯作（《大雅》）；（三十五）《駉》，史克作（《魯頌》）。
此外尚有許多篇，《詩序》以為是“國人”作、“大夫”作、“士大夫”作、“君子”作的。
但《詩序》本來是充滿了臆度與誤解的，極為靠不住。
譬如，我們就上面三十幾篇而講，《燕燕》一詩，《詩序》以為是“衛莊姜送歸妾也”。
那麼一首感情深摯的送别詩：“瞻望弗及，涕泣如雨”，“瞻望弗及，伫立以泣”；這豈像是一位君夫人送“歸妾”之詞？至于其他，《詩序》以為“刺幽王”、“刺忽”、“刺朝”、“刺文公”的無名詩人所作，則更多誤會。
像《信南山》：“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祭以清酒，從以骍牡；享于祖考，執其鸾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
……”不明明是一首村社祭神的樂歌麼？《詩序》卻以為是
周平王東遷前後的古詩，除見于《詩經》者外，寥寥可數，且大都是斷片；又有一部分是顯然的僞作。
論者以為：詩三千，孔子選其三百，為《詩經》。
此語不甚可靠。
不過古詩不止三百篇之數，則為無可疑的事實。
《詩經》研究著作書影 很可笑的僞歌，如《皇娥歌》及《白帝子歌》：“天清地曠浩茫茫”，“清歌流暢樂難極”之類，見于王子年《拾遺記》（《詩紀》首錄之）。
将這樣近代性的七言歌，放在離今四千五百年前的時代，自然是太淺陋的僞作了。
“登彼箕山兮瞻天下”的一首《箕山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擊壤歌》，也都是不必辯解的僞作。
“斷竹，斷竹，飛土逐宍”的《彈歌》，《吳越春秋》隻言其為古作，《詩苑》卻派定其為黃帝作，當然是太武斷。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的虞帝與臯陶諸臣的唱和歌，比較的可靠，然卻未必為原作。
《尚書大傳》所載的《卿雲歌》、《八伯歌》也是不可信的。
較可信的是秦漢以前諸書所載的逸詩。
這些逸詩，《玉海》曾收集了一部分。
後來郝懿行又輯增之，為《詩經拾遺》一書。
但存者不及百篇，且多零語，其中尚有一部分，是古代的諺語。
所以我們研究古代的詩篇，除了《詩經》這一部僅存的選集之外，竟沒有第二部完整可靠的資料。
二 《詩經》的影響，在孔子、孟子的時代便已極大了。
希臘的詩人及哲學家，每稱舉荷馬之詩，以作論證；基督教徒則舉《舊約》、《新約》二大聖經，以為一己立身行事的準則；我們古代的政治家及文人哲士，則其所引為辯論諷谏的根據，或宣傳讨論的證助者，往往為《詩經》的片言隻語。
此可見當時的《詩經》已具有莫大的威權。
這可見《詩經》中的詩，在當時流傳的如何廣！ 《蘇羅門歌》，即《所羅門之歌》，又名《雅歌》。
古希伯來詩歌，《舊約全書》的一卷。
所羅門為作品中的男主人公。
《詩經》在秦漢以後，因其地位的擡高，反而失了她的原來的巨大威權。
這乃是時代的自然淘汰所結果，非人力所能勉強的。
但就文學史上而論，漢以來的作家，實際上受《詩經》的風格的感化的卻也不少。
韋孟的《諷谏詩》、《在鄒詩》，東方朔的《誡子詩》，韋玄成的《自劾詩》、《戒子孫詩》，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迪志詩》，仲長統的《述志詩》，曹植的《元會》、《責躬》，乃至陶潛的《停雲》、《時運》、《榮木》，無不顯然的受有這個感化。
然而，在同時，《詩經》卻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厄運：一方面她的地位被擡高了，另一方面她的真價與真相卻為漢儒的曲解胡說所蒙蔽了。
這正如絕妙的《蘇羅門歌》一樣，她因為不幸而被擡舉為《聖經》，而她的真價與真相，便不為人所知者好幾千年！ 《詩大叙》，即《詩大序》。
兩漢時期詩學的重要文獻。
也即《毛詩大序》（毛詩序有“大序”、“小序”之分） 石經《毛詩》殘本 《詩經》中所最引人迷誤的是風、雅、頌的三個大分别。
孔穎達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
……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
”（《毛詩正義》）關于賦、比、興，我們在這裡不必多說，這乃是修辭學的範圍。
至于風、雅、頌三者，則曆來以全部《詩經》的詩，屬于其範圍之内。
三百篇之中，屬于“風”之一體者，有二南，王、豳、鄭、衛等十五國風，計共一百六十篇；屬于“雅”者，有《大雅》、《小雅》，計共一百零五篇；屬于“頌”者有《周頌》、《魯頌》、《商頌》，計共四十篇。
《詩大叙》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
主文而谲谏，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朱熹說：“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于裡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
……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
”（《詩經集注序》）《詩大叙》之說，完全是不可通的。
漢人說經，往往以若可解若不可解之文句，闡說模糊影響之意思，《詩大叙》這幾句話便是一個例。
我們勉強的用明白的話替他疏釋一下，便是：風是屬于個人的，雅是有關王政的，頌是“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
朱熹之意亦不出于此，而較為明白。
他隻将風、雅、頌分為兩類；以風為一類，說他們是“裡巷歌謠之作”，以雅、頌為一類，說他們是“朝廷郊廟樂歌之詞”。
其實這些見解都是不對的。
當初的分别風、雅、頌三大部的原意，已不為後人所知；而今本的《詩經》的次列又為後人所竄亂，更不能與原來之意旨相契合。
蓋以今本的《詩經》而論，則風、雅、頌三者之分，任用如何的巧說，皆不能将其牴牾不合之處，彌縫起來。
假定我們依了朱熹之說，将“風”作為裡巷歌謠，将“雅頌”作為“朝廷郊廟樂歌”，則《小雅》中的《白華》：“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與《衛風》中的《伯兮》：“伯兮朅兮，邦之桀兮。
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
豈無膏沐，誰适為容？”同是摯切之至的懷人之作，何以後一首便是“裡巷歌謠”，前一首便是“廟堂郊祠樂歌”？又“風”“雅”之中，更有許多同類之詩，足以證明“風”與“雅”原非截然相異的二類。
至于“頌”，則其性質也不十分明白。
《商頌》的五篇，完全是祭祀樂歌；《周頌》的内容便已十分複雜，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祭祀樂歌，一小部分卻與“雅”中的多數詩篇，未必有多大分别（如《小毖》）。
《魯頌》則隻有《悶宮》可算是祭祀樂歌，其他《泮水》諸篇皆非是。
又《大雅》中也有祭祀樂歌，如《雲漢》之類是。
更有後人主張：詩都是可歌的；其所謂“風”、“雅”、“頌”完全是音樂上的分别。
鄭樵說：“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
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
”（《通志·樂略》）又說：“仲尼……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所以侑祭也。
……”梁任公便依此說，主張《詩經》應分為四體，即南、風、雅、頌。
“南”即十五國風中之“二南”，與“雅”皆樂府歌辭，“風”是民謠，“頌”是劇本或跳舞樂。
這也是頗為牽強附會的。
古代的音樂早已亡佚，如何能以後人的模糊影響之追解而為之分解得清楚呢？鄭樵之說，仍不外風土之音（即民間歌謠）、朝廷之音、及侑祭之樂的三個大分别。
至于“四詩：南、風、雅、頌”之說，則尤為牽強。
“南”之中有許多明明不是樂歌，如《卷耳》、《行露》、《柏舟》諸作，如何可以說他們是合奏樂呢？我們似不必拘泥于已竄亂了的次第而勉強去加以解釋，附會，甚至誤解。
《詩經》的内容是十分複雜的；風、雅、頌之分，是絕不能包括其全體的；何況這些分别又是充滿了矛盾呢。
我們且放開了舊說，而在現存的三百零五篇古詩的自身，找出它們的真實的性質與本相來！ 梁任公（1873～1929），即梁啟超。
梁字卓如，号任公。
據我個人的意見，《詩經》的内容，可歸納為三類：一、詩人的創作，像《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崧高》、《烝民》等。
二、民間歌謠，又可分為：（一）戀歌，像《靜女》、《中谷有摧》、《将仲子》等；（二）結婚歌，像《關雎》、《桃夭》、《鵲巢》等；（三）悼歌及頌賀歌，像《蓼莪》、《麟趾》、《螽斯》等；（四）農歌，像《七月》、《甫田》、《大田》、《行葦》、《既醉》等。
三、貴族樂歌，又可分為：（一）宗廟樂歌，像《下武》、《文王》等；（二）頌神樂歌或禱歌，像《思文》、《雲漢》、《訪落》等；（三）宴會歌，像《庭燎》、《鹿鳴》、《伐木》等；（四）田獵歌，像《車攻》、《攻吉日》等；（五）戰事歌，像《常武》等。
三 詩人的創作，在《詩經》是很顯然的可以看出的。
據《詩序》，“有主名”的創作有：（一）《綠衣》，衛莊姜作（《邺風》）；（二）《燕燕》，衛莊姜作（《邺風》）；（三）《日月》，衛莊姜作（《邶風》）；（四）《終風》，衛莊姜作（《邺風》）；（五）《式微》，黎侯之臣作（《邺風》）；（六）《旄丘》，黎侯之臣作（《邺風》）；（七）《泉水》，衛女作（《邶風》）；（八）《柏舟》，共姜作（《鄘風》）；（九）《載馳》，許穆夫人作（《鄘風》）；（十）《竹竿》，衛女作（《衛風》）；（十一）《河廣》，宋襄公母作（《衛風》）；（十二）《渭陽》，秦康公作（《秦風》）；（十三）《七月》，周公作（《豳風》）；（十四）《鸱鸮》，周公作（《豳風》）；（十五）《節南山》，周家父作（《小雅》）；（十六）《何人斯》，蘇公作（《小雅》）；（十七）《頍弁》，“諸公”作（《小雅》）；（十八）《賓之初筵》，衛武公作（《小雅》）；（十九）《公劉》，召康公作（《大雅》）；（二十）《洞酌》，召康公作（《大雅》）；（二十一）《卷阿》，召康公作（《大雅》）；（二十二）《民勞》，召穆公作（《大雅》）；（二十三）《闆》，凡伯作（《大雅》）；（二十四）《蕩》，召穆公作（《大雅》）；（二十五）《抑》，衛武公作（《大雅》）；（二十六）《桑柔》，芮伯作（《大雅》）；（二十七）《雲漢》，仍叔作（《大雅》）；（二十八）《崧高》，尹吉甫作（《大雅》）；（二十九）《燕民》，尹吉甫作（《大雅》）；（三十）《韓奕》，尹吉甫作（《大雅》）；（三十一）《江漢》，尹吉甫作（《大雅》）；（三十二）《常武》，召穆公作（《大雅》）；（三十三）《瞻印》，凡伯作（《大雅》）；（三十四）《召曼》，凡伯作（《大雅》）；（三十五）《駉》，史克作（《魯頌》）。
此外尚有許多篇，《詩序》以為是“國人”作、“大夫”作、“士大夫”作、“君子”作的。
但《詩序》本來是充滿了臆度與誤解的，極為靠不住。
譬如，我們就上面三十幾篇而講，《燕燕》一詩，《詩序》以為是“衛莊姜送歸妾也”。
那麼一首感情深摯的送别詩：“瞻望弗及，涕泣如雨”，“瞻望弗及，伫立以泣”；這豈像是一位君夫人送“歸妾”之詞？至于其他，《詩序》以為“刺幽王”、“刺忽”、“刺朝”、“刺文公”的無名詩人所作，則更多誤會。
像《信南山》：“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祭以清酒，從以骍牡；享于祖考，執其鸾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
……”不明明是一首村社祭神的樂歌麼？《詩序》卻以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