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最古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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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的文書可靠者少——甲骨與鐘鼎刻辭的重要——甲骨文字是否全為蔔辭的問題——鐘鼎刻辭的簡短——毛公鼎——石鼓文——詛楚文——最古的誓诰的總集：《尚書》——今文與古文之争——最古文書的三類：誓辭，文诰書劄，與記事的斷片——《尚書》的時代——《山海經》：古代神話與傳說的淵薮
一
最古的記載，可靠者很少。
所謂邃古的書：“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類，當然是“虛無缥缈”的東西；即《尚書》裡的文章，像《堯典》、《禹貢》之類，也不會是堯、禹時代的真實的著作。
又像《甘誓》之類，就其性質及文體上說來，比較的有成為最早的記載的可能性，唯也頗為後人所懷疑，至少是曾經過後人的若幹次的改寫與潤飾的。
今日所能承認為中國文學史的邃古的一章的開始的“文書”，恐怕最可靠的，隻有被發掘出的埋藏在地下甲骨刻辭和鐘鼎彜器的記載了。
有刻辭的甲與骨，最早的發現在光緒二十六年。
福山王懿榮首先得到。
丹徒劉鹗又從王氏購得之；這使他異常的注意，更繼續的去收集，共得到五千餘片，選千片付諸石印，名曰《鐵雲藏龜》（公元1903年出版）。
立刻引起了學術界的大騷動。
有斥之為僞者，但也有知道其真價的。
上虞羅振玉于宣統間繼劉氏之業，所獲益多。
民國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派人到殷虛進行正式發掘的工作，所得重要的東西不少。
商代的文化，自此為我們所知。
但這些甲骨刻辭記載的是什麼呢？為什麼會在同一個地點發現了那麼多的甲骨刻辭呢？其消息和拉耶（Layard）在尼尼微古城發現了整個楔形泥闆書的圖書館是可列在同類的罷。
龜闆都是兩面磨斷得很平正的，獸骨也都很整齊。
所刻文字，有首尾完全者，但都很簡短。
究竟一片龜闆或一塊骨上刻了多少字，是很不規則的。
長篇的記載，是否不止以一二片的龜闆（或一二塊骨）了之，也是很有注意的價值的。
“中央研究院”《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董作賓的《新獲蔔辭寫本後記》裡，曾說起發現刻有“冊六”二字的龜闆，且有穿孔。
是則把許多龜闆穿串為冊子，是很有可能的。
羅振玉《殷虛書契菁華》裡所載的骨上刻辭有長到百字左右的，且還是殘文。
這可見殷商文辭不僅僅是簡短若《竹書紀年》、《春秋》般的。
從羅振玉諸人以來，皆以甲骨刻文為蔔辭。
羅氏分此種蔔辭為九類：蔔祭、蔔告、蔔稾、蔔出入、蔔田獵、蔔征伐、蔔年、蔔風雨及雜蔔（《殷虛書契考釋》）。
董作賓則更加上了蔔霁、蔔瘳、蔔旬的三類（《商代龜蔔的推測》）。
但這些甲骨刻辭是否僅為占蔔的記載呢？這是很可注意的。
那些磨制得很光滑的龜闆獸骨，是否僅為占蔔及記載蔔辭之用呢？最近發現的兩個獸頭上的刻辭，都記載着某月王田于某地，其中之一，且是記載着獲得某物的。
這當然不會是蔔辭。
在龜甲刻辭上，有“獲五鹿”、“由于陟，往（缺）獲一”、“畢禦獲一鹿七”等等，又多有帝王大臣之名及地名等等，似不是單純的蔔辭。
或當是殷商的文庫罷，故會有那麼多的零片發現。
為了殷人好蔔，所以蔔而後行的事特别多，或便利用了占蔔用過的甲骨以記載一切。
這似都需要更仔細的讨論，這裡且不提。
楔形泥闆書 劉鄂（1857～1909）。
近代小說家、收藏家。
江蘇丹徒（今鎮江）人。
著有《老殘遊記》，收集甲骨甚多，後人彙刊為《鐵雲藏龜》。
拉耶（1817～1894），今譯雷爾德。
英國考古學家，以發掘伊拉克的尼尼微古都而聞名于世。
董作賓（1895～1963），甲骨文專家、考古學家。
他建立了殷墟甲骨文斷化學說，代表作為《甲骨文斷代研究例》。
鐘鼎彜器的發現，為時較早；宋代的記載古器物刻辭的書裡已有不少三代古器在着。
唯最古者仍當推屬于殷商時代之物。
周代的東西也不少。
鐘鼎彜器的刻辭，往往隻是記載着某人作此，或子孫永寶用之的一類的銘辭。
但也有很長篇的文辭，其典雅古奧的程度是不下于《尚書》中的誓诰的，像毛公鼎上的刻文便是一個好例。
毛公鼎的刻辭有四百四十九字之多，當是今見的古代器物上刻辭的最長的一篇。
又有石鼓文的，系刻于十個石鼓之上，記載一件田獵之事的；以“車既工，馬既同；車既，馬既”寫起，接着寫射鹿，獲魚，得雉，以至于獵歸。
雖然殘缺不少，但還可以見到其宏偉的體制來。
這篇文字的時代，論者不一；或以為是周宣王時代的東西。
但今日已證實其為秦代之物。
又有詛楚文三篇，也是那個時代的秦國
所謂邃古的書：“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類，當然是“虛無缥缈”的東西；即《尚書》裡的文章，像《堯典》、《禹貢》之類，也不會是堯、禹時代的真實的著作。
又像《甘誓》之類，就其性質及文體上說來，比較的有成為最早的記載的可能性，唯也頗為後人所懷疑，至少是曾經過後人的若幹次的改寫與潤飾的。
今日所能承認為中國文學史的邃古的一章的開始的“文書”，恐怕最可靠的，隻有被發掘出的埋藏在地下甲骨刻辭和鐘鼎彜器的記載了。
有刻辭的甲與骨，最早的發現在光緒二十六年。
福山王懿榮首先得到。
丹徒劉鹗又從王氏購得之；這使他異常的注意，更繼續的去收集，共得到五千餘片，選千片付諸石印，名曰《鐵雲藏龜》（公元1903年出版）。
立刻引起了學術界的大騷動。
有斥之為僞者，但也有知道其真價的。
上虞羅振玉于宣統間繼劉氏之業，所獲益多。
民國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派人到殷虛進行正式發掘的工作，所得重要的東西不少。
商代的文化，自此為我們所知。
但這些甲骨刻辭記載的是什麼呢？為什麼會在同一個地點發現了那麼多的甲骨刻辭呢？其消息和拉耶（Layard）在尼尼微古城發現了整個楔形泥闆書的圖書館是可列在同類的罷。
龜闆都是兩面磨斷得很平正的，獸骨也都很整齊。
所刻文字，有首尾完全者，但都很簡短。
究竟一片龜闆或一塊骨上刻了多少字，是很不規則的。
長篇的記載，是否不止以一二片的龜闆（或一二塊骨）了之，也是很有注意的價值的。
“中央研究院”《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董作賓的《新獲蔔辭寫本後記》裡，曾說起發現刻有“冊六”二字的龜闆，且有穿孔。
是則把許多龜闆穿串為冊子，是很有可能的。
羅振玉《殷虛書契菁華》裡所載的骨上刻辭有長到百字左右的，且還是殘文。
這可見殷商文辭不僅僅是簡短若《竹書紀年》、《春秋》般的。
從羅振玉諸人以來，皆以甲骨刻文為蔔辭。
羅氏分此種蔔辭為九類：蔔祭、蔔告、蔔稾、蔔出入、蔔田獵、蔔征伐、蔔年、蔔風雨及雜蔔（《殷虛書契考釋》）。
董作賓則更加上了蔔霁、蔔瘳、蔔旬的三類（《商代龜蔔的推測》）。
但這些甲骨刻辭是否僅為占蔔的記載呢？這是很可注意的。
那些磨制得很光滑的龜闆獸骨，是否僅為占蔔及記載蔔辭之用呢？最近發現的兩個獸頭上的刻辭，都記載着某月王田于某地，其中之一，且是記載着獲得某物的。
這當然不會是蔔辭。
在龜甲刻辭上，有“獲五鹿”、“由于陟，往（缺）獲一”、“畢禦獲一鹿七”等等，又多有帝王大臣之名及地名等等，似不是單純的蔔辭。
或當是殷商的文庫罷，故會有那麼多的零片發現。
為了殷人好蔔，所以蔔而後行的事特别多，或便利用了占蔔用過的甲骨以記載一切。
這似都需要更仔細的讨論，這裡且不提。
楔形泥闆書 劉鄂（1857～1909）。
近代小說家、收藏家。
江蘇丹徒（今鎮江）人。
著有《老殘遊記》，收集甲骨甚多，後人彙刊為《鐵雲藏龜》。
拉耶（1817～1894），今譯雷爾德。
英國考古學家，以發掘伊拉克的尼尼微古都而聞名于世。
董作賓（1895～1963），甲骨文專家、考古學家。
他建立了殷墟甲骨文斷化學說，代表作為《甲骨文斷代研究例》。
鐘鼎彜器的發現，為時較早；宋代的記載古器物刻辭的書裡已有不少三代古器在着。
唯最古者仍當推屬于殷商時代之物。
周代的東西也不少。
鐘鼎彜器的刻辭，往往隻是記載着某人作此，或子孫永寶用之的一類的銘辭。
但也有很長篇的文辭，其典雅古奧的程度是不下于《尚書》中的誓诰的，像毛公鼎上的刻文便是一個好例。
毛公鼎的刻辭有四百四十九字之多，當是今見的古代器物上刻辭的最長的一篇。
又有石鼓文的，系刻于十個石鼓之上，記載一件田獵之事的；以“車既工，馬既同；車既，馬既”寫起，接着寫射鹿，獲魚，得雉，以至于獵歸。
雖然殘缺不少，但還可以見到其宏偉的體制來。
這篇文字的時代，論者不一；或以為是周宣王時代的東西。
但今日已證實其為秦代之物。
又有詛楚文三篇，也是那個時代的秦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