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最古的記載
關燈
小
中
大
的文章。
無論如何，把他們歸到《尚書》時代的文籍裡，當是不會很錯的。
西周毛公鼎 魯共王，即魯恭王劉餘。
漢景帝劉啟的第四子。
公元前155年被漢景帝封為淮陽王，第二年改封魯王，建都魯縣（今山東曲阜古城）。
二 但甲骨、鐘鼎刻辭等，以不成篇章者為最多。
其較為完美的文籍的最古的記載，幾全在《尚書》裡。
編集《尚書》者相傳為孔子。
據說全書原有一百篇，今存五十八篇。
然此五十八篇卻非原本，其中多有僞作。
可信為原作者僅由伏生傳下的二十八篇而已。
其餘三十篇，有五篇系由舊本分出，有二十五篇則為僞作。
伏生的二十八篇亦稱為“今文本”，五十八篇則亦稱為“古文本”。
今文本由伏生傳下，傳其學者，在漢有大小夏侯及歐陽。
古文本相傳系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居時，由壁中得到。
《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
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
蓋《尚書》茲多于是矣。
”又同書《藝文志》：“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
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又同書《楚元王傳》亦言：“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
”由此可見在西漢之時，逸書或《古文尚書》，較之今文僅多出十六篇。
此《古文尚書》十六篇，大約在東晉大亂時已失不見。
到了東晉元帝時豫章内史梅赜，忽上《古文尚書》，增多二十五篇。
這個增多本，初無人疑其為僞者。
到了宋時，方才有人覺得可疑。
到了清初，閻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從種種方面證實，增多的二十五篇，實為梅赜所僞造，不僅“文辭格制，迥然不類”而已。
這成了一個定谳。
《尚書》書影 就伏生本的二十八篇而研究之，《尚書》的内容是很複雜的，但大約可分為下之三類： 第一類誓辭這個體裁《尚書》裡面很多，自《甘誓》起，至《湯誓》、《牧誓》、《費誓》都是。
這是用兵時鼓勵臣民的話。
我們在這些古遠的誓辭中，很可以看出許多初民時代的信仰與思想。
譬如《甘誓》，是夏啟與有扈氏戰于甘之野時的誓語，他對于六卿所宣布的有扈氏罪狀乃是“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八個字（有人據此八字疑其為後人所僞作。
但至少當經後人的改寫）；于是他便接下去說：“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稱天以伐人國，乃是古代民族最常見的事。
凡當雙方以兵戎相見的時候，無論哪一方，總是說，他是“恭行天之罰”的，他的敵人是如何如何的為天所棄。
不僅啟如此而已。
湯之伐桀，亦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又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武王伐纣亦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總之，無論哪一方，總是告訴他的部下說：“我們是上天所保佑的，必須順了天意，前去征伐。
”他們又是奉了廟主或神像前去征伐的，所以“用命”便“賞于祖”，不用命便“戮于社”。
這很可看出古代如何的崇奉神道，或利用神道，無論什麼事，都是與神道有關系的；與一個民族有生死存亡的休戚的戰争，當然更與神道有密切的關聯了。
如果我們讀着《甘誓》（約公元前2196年）、《湯誓》（約公元前1777年）及《牧誓》（公元前1122年）的三篇便很可以看出其中不同的氣氛來，神的氣氛是漸漸的少了，人的氣氛卻漸漸的多了。
其為不同時代的東西無疑。
不過，像《甘誓》、《牧誓》的寫出，可能要比較晚些。
殷墟文字 殷墟所發現的獸骨及龜闆上的刻辭，已成為研究中國古代文化最重要的資料。
選自《殷虛書契菁華》 第二類文诰書劄這一類《尚書》中很不少，自《盤庚》、《大诰》、《洛诰》以至《康诰》、《酒诰》、《梓材》、《秦誓》皆是。
它又可分為二類：一類是公告，即對于民衆的公布，如《盤庚》；另一類是對于個人的往來書劄，或勸告，如《大诰》、《康诰》、《洪範》。
這一類的古代文書，在曆史上都是極有用的材料，更有許多珍言訓語，在文學上也是很可寶貴的遺物。
譬如《康诰》，便是一篇懇摯的告誡文書，《大诰》、《盤庚》中的文告，便是兩篇反複勸谕的又嚴正、又周至的公告。
第三類記事的斷片這一類《尚書》中較少，如《堯典》、《禹貢》以至《盤庚》中的一部分，及《金滕》等皆是。
《尚書》中的諸文，每有一小段記事（雖然不見每篇中皆有）列于其首，例如《洪範》篇首之“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旅獒》篇首之“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
無論如何，把他們歸到《尚書》時代的文籍裡，當是不會很錯的。
西周毛公鼎 魯共王，即魯恭王劉餘。
漢景帝劉啟的第四子。
公元前155年被漢景帝封為淮陽王，第二年改封魯王，建都魯縣（今山東曲阜古城）。
二 但甲骨、鐘鼎刻辭等，以不成篇章者為最多。
其較為完美的文籍的最古的記載，幾全在《尚書》裡。
編集《尚書》者相傳為孔子。
據說全書原有一百篇，今存五十八篇。
然此五十八篇卻非原本，其中多有僞作。
可信為原作者僅由伏生傳下的二十八篇而已。
其餘三十篇，有五篇系由舊本分出，有二十五篇則為僞作。
伏生的二十八篇亦稱為“今文本”，五十八篇則亦稱為“古文本”。
今文本由伏生傳下，傳其學者，在漢有大小夏侯及歐陽。
古文本相傳系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居時，由壁中得到。
《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
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
蓋《尚書》茲多于是矣。
”又同書《藝文志》：“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
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又同書《楚元王傳》亦言：“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
”由此可見在西漢之時，逸書或《古文尚書》，較之今文僅多出十六篇。
此《古文尚書》十六篇，大約在東晉大亂時已失不見。
到了東晉元帝時豫章内史梅赜，忽上《古文尚書》，增多二十五篇。
這個增多本，初無人疑其為僞者。
到了宋時，方才有人覺得可疑。
到了清初，閻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從種種方面證實，增多的二十五篇，實為梅赜所僞造，不僅“文辭格制，迥然不類”而已。
這成了一個定谳。
《尚書》書影 就伏生本的二十八篇而研究之，《尚書》的内容是很複雜的，但大約可分為下之三類： 第一類誓辭這個體裁《尚書》裡面很多，自《甘誓》起，至《湯誓》、《牧誓》、《費誓》都是。
這是用兵時鼓勵臣民的話。
我們在這些古遠的誓辭中，很可以看出許多初民時代的信仰與思想。
譬如《甘誓》，是夏啟與有扈氏戰于甘之野時的誓語，他對于六卿所宣布的有扈氏罪狀乃是“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八個字（有人據此八字疑其為後人所僞作。
但至少當經後人的改寫）；于是他便接下去說：“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稱天以伐人國，乃是古代民族最常見的事。
凡當雙方以兵戎相見的時候，無論哪一方，總是說，他是“恭行天之罰”的，他的敵人是如何如何的為天所棄。
不僅啟如此而已。
湯之伐桀，亦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又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武王伐纣亦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總之，無論哪一方，總是告訴他的部下說：“我們是上天所保佑的，必須順了天意，前去征伐。
”他們又是奉了廟主或神像前去征伐的，所以“用命”便“賞于祖”，不用命便“戮于社”。
這很可看出古代如何的崇奉神道，或利用神道，無論什麼事，都是與神道有關系的；與一個民族有生死存亡的休戚的戰争，當然更與神道有密切的關聯了。
如果我們讀着《甘誓》（約公元前2196年）、《湯誓》（約公元前1777年）及《牧誓》（公元前1122年）的三篇便很可以看出其中不同的氣氛來，神的氣氛是漸漸的少了，人的氣氛卻漸漸的多了。
其為不同時代的東西無疑。
不過，像《甘誓》、《牧誓》的寫出，可能要比較晚些。
殷墟文字 殷墟所發現的獸骨及龜闆上的刻辭，已成為研究中國古代文化最重要的資料。
選自《殷虛書契菁華》 第二類文诰書劄這一類《尚書》中很不少，自《盤庚》、《大诰》、《洛诰》以至《康诰》、《酒诰》、《梓材》、《秦誓》皆是。
它又可分為二類：一類是公告，即對于民衆的公布，如《盤庚》；另一類是對于個人的往來書劄，或勸告，如《大诰》、《康诰》、《洪範》。
這一類的古代文書，在曆史上都是極有用的材料，更有許多珍言訓語，在文學上也是很可寶貴的遺物。
譬如《康诰》，便是一篇懇摯的告誡文書，《大诰》、《盤庚》中的文告，便是兩篇反複勸谕的又嚴正、又周至的公告。
第三類記事的斷片這一類《尚書》中較少，如《堯典》、《禹貢》以至《盤庚》中的一部分，及《金滕》等皆是。
《尚書》中的諸文，每有一小段記事（雖然不見每篇中皆有）列于其首，例如《洪範》篇首之“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旅獒》篇首之“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