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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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書式的“正史”——最早的中國文學史——“文學巨人”的影響——中國文學史的使命——其叙述的範圍——新材料的發現——辨僞的工作——官書與個人的著作——中國文學進展的兩個動力：民間創作與外來影響
一
所謂“曆史”，昔人曾稱之為“相斫書”，換一句話，便隻是記載着戰争大事，與乎政治變遷的。
在從前，于上雲的戰争大事及政治變遷之外，确乎是沒有别的東西夠得上作為曆史的材料的。
所以古時的曆史隻不過是“相斫書”而已。
然中國的史家，從司馬遷以來，便視“曆史”為記載過去的“百科全書”，所以他們所取的材料，範圍極廣，自政治以至經濟，自戰争以至學術，無不包括在内。
孔子有“世家”，老、莊諸人有“列傳”，屈原、枚乘諸人亦有“列傳”，天官有“書”，藝文有“志”，乃至滑稽、貨殖亦複各有其“傳”。
其所網羅的範圍是極廣大的。
所謂“文學史”便也常常的被網羅在這個無所不包的“時代的百科全書”，所謂《史記》、《漢書》諸“正史”者之中。
但文學史之成為“曆史”的一個專支，究竟還是近代的事。
中國“文學史”的編作。
尤為最近主事。
翟理斯（A.Giles）的英文本《中國文學史》，自稱為第一部的中國文學史，其第一版的出版期在公元1901年。
中國人自著之中國文學史，最早的一部，似為出版于光緒三十年（1904年）的林傳甲所著的一部。
相斫書，記載戰争的史書。
最初指《左傳》，因《左傳》書中戰争不絕，故稱相斫。
後也指兵法諸書。
翟理斯（1845～1935），英國漢學家。
1897年任劍橋大學中文教授。
所撰《中國文學史》，在中國和世界均有一定影響。
太痕，今通譯泰納。
法國哲學家、文學評論家，著有《英國文學史》。
勃蘭兌斯（1842～1927），丹麥文藝批評家、文學史家。
代表作《十九世紀文學主潮》六卷。
《史記》書影 最早的“文學史”都是注重于“文學作家”個人的活動的，換一句話，便是專門記載詩人、小說家、戲劇家等的生平與其作品的。
這顯然的可知所謂“文學史”者，不過乃是對于作家的與作品的鑒賞的或批判的“文學批評”之聯合，而以“時代”的天然次序“整齊劃一”之而已。
像寫作《英國文學史》（公元1864年出版）的法人太痕（Taine，1828～1873），用時代、環境、民族的三個要素，以研究英國文學史的進展的，已很少見。
北歐的大批評家，勃蘭兌斯（G.Brandes）也更注意于一支“文學主潮”的生與滅，一個文學運動的長與消。
他們都不僅僅的贊歎或批判每個作家的作品了。
他們不僅僅為每個作家作傳記、下評語。
他們乃是開始記載整個文學史的進展的。
原來，自19世紀以來，學者們對于“曆史”的概念，早已改變了一個方向。
學者們都承認一部曆史絕對不是一部“相斫書”，更不是往古的許多英雄豪傑的傳記的集合體；而是人民群衆所創造的曆史。
乃是活的，不是死的；乃是記載整個人類的過去或整個民族過去的生活方式的。
所以現在的曆史，對于政治上的大人物，已不取崇拜的态度，隻是當他作為一個社會活動中間的一員。
正如托爾斯泰在他的《戰争與和平》中寫拿破侖一樣。
他在那裡，已不是一個好像神話中的顯顯赫赫的人物，卻隻是一個平平常常的軍官。
除了這個曆史的觀念的變更，文學史當然也帶來了一個變更。
也如曆史之不再以英雄豪傑為中心一樣，文學史早已不是“文學巨人”的傳記的集合體了。
但所謂“文學巨人”其成就究竟不同。
他們的作品，其本身便是一種永在人間的崇高的創作物。
我們乃是直接受其創作品的感興，乃是直接感受到他們的偉大的成就的。
我們可以抹煞一般的政治上的大人物的成就，但我們絕不能抹煞文壇上的一個作家、一個詩人的工作。
亞曆山大過去了，查理曼帝過去了。
但一個詩人，或一個散文作家，或一個戲劇家，卻是永在的；他們将永遠地生活在我們的面前。
隻要我們讀着他們的永久不朽的創作物，我們便若面聆其談笑似的親切地與之同在。
古代的希臘與羅馬是過去了，但我們如果讀着阿斯且洛士（Aeschylus）、梭弗克裡士（Sophocles）及優裡辟特士（Euripides）的悲劇，魏琪爾的《阿尼特》（Virgil'sAeneid），荷馬的《伊裡亞特》與《奧特賽》（Homer'slliadandOdyssey），我們對于古希臘與古羅馬的情形，便也親切有如目睹。
《戰争與和平》插圖 所以文學史卻要仔細地論列到文學作家的生活。
偉大的文學作品，不是大作家的最崇高的創造，當然是離不了作家的自身。
所以文學史雖不竟是作家傳記的集合體，卻也不能不着重于作家的自身生活的記述。
然而“人”究竟是社會的動物，我們不相信有一個人曾是完全的“遺世而獨立”的。
所謂“隐逸詩人”雲雲，他
在從前，于上雲的戰争大事及政治變遷之外，确乎是沒有别的東西夠得上作為曆史的材料的。
所以古時的曆史隻不過是“相斫書”而已。
然中國的史家，從司馬遷以來，便視“曆史”為記載過去的“百科全書”，所以他們所取的材料，範圍極廣，自政治以至經濟，自戰争以至學術，無不包括在内。
孔子有“世家”，老、莊諸人有“列傳”，屈原、枚乘諸人亦有“列傳”，天官有“書”，藝文有“志”，乃至滑稽、貨殖亦複各有其“傳”。
其所網羅的範圍是極廣大的。
所謂“文學史”便也常常的被網羅在這個無所不包的“時代的百科全書”，所謂《史記》、《漢書》諸“正史”者之中。
但文學史之成為“曆史”的一個專支，究竟還是近代的事。
中國“文學史”的編作。
尤為最近主事。
翟理斯（A.Giles）的英文本《中國文學史》，自稱為第一部的中國文學史，其第一版的出版期在公元1901年。
中國人自著之中國文學史，最早的一部，似為出版于光緒三十年（1904年）的林傳甲所著的一部。
相斫書，記載戰争的史書。
最初指《左傳》，因《左傳》書中戰争不絕，故稱相斫。
後也指兵法諸書。
翟理斯（1845～1935），英國漢學家。
1897年任劍橋大學中文教授。
所撰《中國文學史》，在中國和世界均有一定影響。
太痕，今通譯泰納。
法國哲學家、文學評論家，著有《英國文學史》。
勃蘭兌斯（1842～1927），丹麥文藝批評家、文學史家。
代表作《十九世紀文學主潮》六卷。
《史記》書影 最早的“文學史”都是注重于“文學作家”個人的活動的，換一句話，便是專門記載詩人、小說家、戲劇家等的生平與其作品的。
這顯然的可知所謂“文學史”者，不過乃是對于作家的與作品的鑒賞的或批判的“文學批評”之聯合，而以“時代”的天然次序“整齊劃一”之而已。
像寫作《英國文學史》（公元1864年出版）的法人太痕（Taine，1828～1873），用時代、環境、民族的三個要素，以研究英國文學史的進展的，已很少見。
北歐的大批評家，勃蘭兌斯（G.Brandes）也更注意于一支“文學主潮”的生與滅，一個文學運動的長與消。
他們都不僅僅的贊歎或批判每個作家的作品了。
他們不僅僅為每個作家作傳記、下評語。
他們乃是開始記載整個文學史的進展的。
原來，自19世紀以來，學者們對于“曆史”的概念，早已改變了一個方向。
學者們都承認一部曆史絕對不是一部“相斫書”，更不是往古的許多英雄豪傑的傳記的集合體；而是人民群衆所創造的曆史。
乃是活的，不是死的；乃是記載整個人類的過去或整個民族過去的生活方式的。
所以現在的曆史，對于政治上的大人物，已不取崇拜的态度，隻是當他作為一個社會活動中間的一員。
正如托爾斯泰在他的《戰争與和平》中寫拿破侖一樣。
他在那裡，已不是一個好像神話中的顯顯赫赫的人物，卻隻是一個平平常常的軍官。
除了這個曆史的觀念的變更，文學史當然也帶來了一個變更。
也如曆史之不再以英雄豪傑為中心一樣，文學史早已不是“文學巨人”的傳記的集合體了。
但所謂“文學巨人”其成就究竟不同。
他們的作品，其本身便是一種永在人間的崇高的創作物。
我們乃是直接受其創作品的感興，乃是直接感受到他們的偉大的成就的。
我們可以抹煞一般的政治上的大人物的成就，但我們絕不能抹煞文壇上的一個作家、一個詩人的工作。
亞曆山大過去了，查理曼帝過去了。
但一個詩人，或一個散文作家，或一個戲劇家，卻是永在的；他們将永遠地生活在我們的面前。
隻要我們讀着他們的永久不朽的創作物，我們便若面聆其談笑似的親切地與之同在。
古代的希臘與羅馬是過去了，但我們如果讀着阿斯且洛士（Aeschylus）、梭弗克裡士（Sophocles）及優裡辟特士（Euripides）的悲劇，魏琪爾的《阿尼特》（Virgil'sAeneid），荷馬的《伊裡亞特》與《奧特賽》（Homer'slliadandOdyssey），我們對于古希臘與古羅馬的情形，便也親切有如目睹。
《戰争與和平》插圖 所以文學史卻要仔細地論列到文學作家的生活。
偉大的文學作品，不是大作家的最崇高的創造，當然是離不了作家的自身。
所以文學史雖不竟是作家傳記的集合體，卻也不能不着重于作家的自身生活的記述。
然而“人”究竟是社會的動物，我們不相信有一個人曾是完全的“遺世而獨立”的。
所謂“隐逸詩人”雲雲，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