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講 文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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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還不成。
要說得好。
文學作品好壞之比較，可就内容與形式兩方面看。
一種作品，内容讀了以後令人活着有勁、有興趣，這便是好的作品；當然還要外表——文辭表現得好、合适，即文辭與所描寫之物及心中感情相合。
但有外表沒有内容，不成；但有内容沒有外表，也不成，如人有靈有肉，不可或缺。
葉天士說：“六脈平和，非仙即怪。
”人隻有肉無靈，不是真正的人；而若有靈無肉，亦非仙即怪，靈、肉二元，但必須調和為一元。
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bull滕文公下》），但也必須有《左傳》才行，《左傳》是《春秋》的血肉，《春秋》是《左傳》的靈魂，二者相得益彰。
《春秋》一字之褒，榮于華衮；一字之貶，嚴于斧钺。
文學中最高境界往往是無意。
《莊子&bull逍遙遊》所謂“無用之為用”大矣，無意之為意深矣——意，将就不行，要有富裕。
無意之為意深矣，愈玩味，愈無窮；愈咀嚼，味愈出。
有意則意有盡，其味随意而盡。
要意有盡而味無盡。
古有所謂“微言大義”之說（《漢書&bull藝文志》），“微”者，隐也，精微奧妙而有力量。
要從字縫裡面看出字來，字縫裡的字即“微言大義”。
作者的世界觀及文章很深的意義，用精煉的語言表達，即“微言大義”也。
寫散文當有此。
七 中國民族德性上講“謙”，今欲将德性上的“謙”與文學上之“蘊藉”連在一起。
中國古代民族安土重遷，人情厚重，不喜暴露發揚。
楚辭《離騷》暴露發揚，那是南方作品，班固以為《離騷》“露才揚己”，可見北邊人之厚重，故德性重遷，不喜暴露。
也不是說中國人厚重即美德，日本便輕浮淺薄，而日本的好處在進取，我們真佩服，也真慚愧。
而中國人凡事謙遜，壞了就是安分守己、不求進取、苟安、腐敗、滅亡，因果相生，有好有壞。
現在日本自殺的自殺，但在台上的還真在幹，在不可為之中還要幹。
中國是一盤散沙，若誰也不肯為國家民族負責任，隻幾個人幹，也不成。
中國人原是謙遜，再一退安分守己，再一退自私自利，再一退腐敗滅亡了。
我們能否在進取中不輕薄，在厚重中還要進取？ 總之，德性是謙，文學是蘊藉含蓄。
近世是散文時代，已不是詩的時代，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富裕的時間精力去安排詞句，寫東西隻能急，就沒有工夫醞釀，沒有蘊藉。
醞釀是事前功夫，醞釀便有含蓄。
大作家是好整以暇，而我們到時候便不免快、亂。
“巧遲不如拙速。
”現在要練習速寫（sketch），不像油畫那麼色彩濃厚，也不像水彩畫那樣色彩鮮明，也不像工筆畫那麼精細，但是有一個輪廓，傳其神氣。
若能擴充，自然更好。
醞釀是“閑時置下忙時用”，速寫是“兔起鹘落，稍縱即逝”（蘇轼《文與可畫筼筜谷偃竹記》），要個勁還得要個巧，勁與巧還是平時練好的本領。
我們在現在的情勢下，要養成此種眼光、手段。
速寫寫得快，抓住神氣寫。
現在是要如此，但醞釀的功夫還要用。
創作上速寫也要醞釀蘊藉的功夫。
創作需要醞釀。
如托爾斯泰、但丁（Dante）、歌德（Goethe），其偉大著作皆經若幹年始能完成。
可是，沒等成功，死了，怎麼辦？那也沒辦法。
甯可不作，不可作了不好。
所以我們想學文學，亦須注意身體。
中國文學神秘性不發達。
中國文學發源于黃河流域，水深土厚，有一分工作得一分收獲。
神秘偏于熱帶，如印度、希臘。
西洋大作家的作品皆有神秘性在内，而帶神秘色彩之作品并不一定為鬼神靈異妖怪。
如中國《封神榜》之類，雖寫鬼神而無神秘性；但丁《神曲》、歌德《浮士德》亦寫鬼神靈怪，則有神秘性。
中國作品缺少神秘色彩。
帶神秘色彩的作品乃看到人生最深處。
看到人生最深處可發現“靈”，此種靈非肉眼所能見，帶宗教性，而西洋有宗教信仰，看東西看得“神”。
中國則少宗教信仰，近世佛教已衰，而宗教之文學又不發達。
中國佛教雖有一時“煊赫”，而表現在文學中的不是印度式極端的神秘，而是玄妙。
中國民族性若謂之重實際，而不及西洋人深，人生色彩不濃厚。
中國作家不及西歐作家之能還人以人性，抓不到人生深處。
若謂之富于幻想，又無但丁《神曲》及象征、浪漫的作品。
而中國人若“玄”起來，西洋人不懂。
八 人或以為：文學不可說理。
不然。
不過，說理真難。
平常說理是想征服人，使人理屈詞窮，這是最大的錯誤。
因為别人不能心服，最不可使被教者有被征服的心理，故說理絕不可是征服人。
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即以理服人，也非心服也。
如讀《韓非子》，盡管理充足，不叫人愛。
說理不該是征服，該是感化、感動；是說理而理中要有情。
一受感動，有時沒理也幹，舍命陪君子，交情夠。
沒理有情尚能動人，況情理兼至，必是心悅誠服。
說理，不可征服，是感動。
文學雖不若道德，而文學之意義極與道德相近。
唯文學中談道德不是教訓，是感動。
不好的作品壞人心術、堕人志氣。
壞人心術，以意義言；堕人志氣，以氣象言。
文學應不堕人志氣，使人讀後非傷感、非憤慨、非激昂，傷感最沒用。
如《紅樓》便是壞人心術，最糟是“黛玉葬花”一節，最堕人志氣，真酸。
見花落而哭，于花何補？于人何益？幾時中國雅人沒有黛玉葬花的習氣，便有幾分希望了。
吸大煙者明知久燒是不好，而不抽不行；詩中傷感便如嗜好中的大煙，最害人而最不容易去掉。
人大概如果不傷感便憤慨了，這也不好，這是“客氣”。
客氣，不是真氣。
要做事，便當努力做事，憤慨是無用的。
有理說理，有力辦事，何必傷感？何必憤慨？ 一個文學家不是沒感情，而不是傷感，不是憤慨，但這樣作品真少。
傷感、憤慨、激昂，人一如此，等于自殺；而若不如此，便消極了，也要不得；消極要不得，不消沉可也不要生氣。
有人說生氣是你對你自己的一種懲罰。
非傷感、非憤慨、非激昂，要泛出一種力來。
有力而非勉強。
勉強是不能持久的，普通有力多是勉強，非真力。
王荊公雲：“文章尤忌數悲哀。
”（《李璋下第》）于此，恨不能起荊公于九原而問之：文忌悲哀，是否因悲哀不祥？先生莫不是寫過這樣文字而倒黴？其實是倒黴之人才寫悲哀文字。
不過，餘之立意不在此。
一個有為之士是不發牢騷的，不是掙紮便是蓄銳養精，何暇牢騷？ 九 有書論西洋之文學藝術有兩種美：一秀雅，一雄偉。
實則秀雅即陰柔，雄偉即陽剛，亦即王靜安先生所說優美與壯美。
前者純為美，後者則為力。
但人有時于雄偉中亦有秀雅，壯美中亦有優美。
要說得好。
文學作品好壞之比較，可就内容與形式兩方面看。
一種作品，内容讀了以後令人活着有勁、有興趣，這便是好的作品；當然還要外表——文辭表現得好、合适，即文辭與所描寫之物及心中感情相合。
但有外表沒有内容，不成；但有内容沒有外表，也不成，如人有靈有肉，不可或缺。
葉天士說：“六脈平和，非仙即怪。
”人隻有肉無靈，不是真正的人；而若有靈無肉，亦非仙即怪，靈、肉二元，但必須調和為一元。
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bull滕文公下》），但也必須有《左傳》才行，《左傳》是《春秋》的血肉，《春秋》是《左傳》的靈魂，二者相得益彰。
《春秋》一字之褒，榮于華衮；一字之貶，嚴于斧钺。
文學中最高境界往往是無意。
《莊子&bull逍遙遊》所謂“無用之為用”大矣，無意之為意深矣——意，将就不行，要有富裕。
無意之為意深矣，愈玩味，愈無窮；愈咀嚼，味愈出。
有意則意有盡，其味随意而盡。
要意有盡而味無盡。
古有所謂“微言大義”之說（《漢書&bull藝文志》），“微”者，隐也，精微奧妙而有力量。
要從字縫裡面看出字來，字縫裡的字即“微言大義”。
作者的世界觀及文章很深的意義，用精煉的語言表達，即“微言大義”也。
寫散文當有此。
七 中國民族德性上講“謙”，今欲将德性上的“謙”與文學上之“蘊藉”連在一起。
中國古代民族安土重遷，人情厚重，不喜暴露發揚。
楚辭《離騷》暴露發揚，那是南方作品，班固以為《離騷》“露才揚己”，可見北邊人之厚重，故德性重遷，不喜暴露。
也不是說中國人厚重即美德，日本便輕浮淺薄，而日本的好處在進取，我們真佩服，也真慚愧。
而中國人凡事謙遜，壞了就是安分守己、不求進取、苟安、腐敗、滅亡，因果相生，有好有壞。
現在日本自殺的自殺，但在台上的還真在幹，在不可為之中還要幹。
中國是一盤散沙，若誰也不肯為國家民族負責任，隻幾個人幹，也不成。
中國人原是謙遜，再一退安分守己，再一退自私自利，再一退腐敗滅亡了。
我們能否在進取中不輕薄，在厚重中還要進取？ 總之，德性是謙，文學是蘊藉含蓄。
近世是散文時代，已不是詩的時代，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富裕的時間精力去安排詞句，寫東西隻能急，就沒有工夫醞釀，沒有蘊藉。
醞釀是事前功夫，醞釀便有含蓄。
大作家是好整以暇，而我們到時候便不免快、亂。
“巧遲不如拙速。
”現在要練習速寫（sketch），不像油畫那麼色彩濃厚，也不像水彩畫那樣色彩鮮明，也不像工筆畫那麼精細，但是有一個輪廓，傳其神氣。
若能擴充，自然更好。
醞釀是“閑時置下忙時用”，速寫是“兔起鹘落，稍縱即逝”（蘇轼《文與可畫筼筜谷偃竹記》），要個勁還得要個巧，勁與巧還是平時練好的本領。
我們在現在的情勢下，要養成此種眼光、手段。
速寫寫得快，抓住神氣寫。
現在是要如此，但醞釀的功夫還要用。
創作上速寫也要醞釀蘊藉的功夫。
創作需要醞釀。
如托爾斯泰、但丁（Dante）、歌德（Goethe），其偉大著作皆經若幹年始能完成。
可是，沒等成功，死了，怎麼辦？那也沒辦法。
甯可不作，不可作了不好。
所以我們想學文學，亦須注意身體。
中國文學神秘性不發達。
中國文學發源于黃河流域，水深土厚，有一分工作得一分收獲。
神秘偏于熱帶，如印度、希臘。
西洋大作家的作品皆有神秘性在内，而帶神秘色彩之作品并不一定為鬼神靈異妖怪。
如中國《封神榜》之類，雖寫鬼神而無神秘性；但丁《神曲》、歌德《浮士德》亦寫鬼神靈怪，則有神秘性。
中國作品缺少神秘色彩。
帶神秘色彩的作品乃看到人生最深處。
看到人生最深處可發現“靈”，此種靈非肉眼所能見，帶宗教性，而西洋有宗教信仰，看東西看得“神”。
中國則少宗教信仰，近世佛教已衰，而宗教之文學又不發達。
中國佛教雖有一時“煊赫”，而表現在文學中的不是印度式極端的神秘，而是玄妙。
中國民族性若謂之重實際，而不及西洋人深，人生色彩不濃厚。
中國作家不及西歐作家之能還人以人性，抓不到人生深處。
若謂之富于幻想，又無但丁《神曲》及象征、浪漫的作品。
而中國人若“玄”起來，西洋人不懂。
八 人或以為：文學不可說理。
不然。
不過，說理真難。
平常說理是想征服人，使人理屈詞窮，這是最大的錯誤。
因為别人不能心服，最不可使被教者有被征服的心理，故說理絕不可是征服人。
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即以理服人，也非心服也。
如讀《韓非子》，盡管理充足，不叫人愛。
說理不該是征服，該是感化、感動；是說理而理中要有情。
一受感動，有時沒理也幹，舍命陪君子，交情夠。
沒理有情尚能動人，況情理兼至，必是心悅誠服。
說理，不可征服，是感動。
文學雖不若道德，而文學之意義極與道德相近。
唯文學中談道德不是教訓，是感動。
不好的作品壞人心術、堕人志氣。
壞人心術，以意義言；堕人志氣，以氣象言。
文學應不堕人志氣，使人讀後非傷感、非憤慨、非激昂，傷感最沒用。
如《紅樓》便是壞人心術，最糟是“黛玉葬花”一節，最堕人志氣，真酸。
見花落而哭，于花何補？于人何益？幾時中國雅人沒有黛玉葬花的習氣，便有幾分希望了。
吸大煙者明知久燒是不好，而不抽不行；詩中傷感便如嗜好中的大煙，最害人而最不容易去掉。
人大概如果不傷感便憤慨了，這也不好，這是“客氣”。
客氣，不是真氣。
要做事，便當努力做事，憤慨是無用的。
有理說理，有力辦事，何必傷感？何必憤慨？ 一個文學家不是沒感情，而不是傷感，不是憤慨，但這樣作品真少。
傷感、憤慨、激昂，人一如此，等于自殺；而若不如此，便消極了，也要不得；消極要不得，不消沉可也不要生氣。
有人說生氣是你對你自己的一種懲罰。
非傷感、非憤慨、非激昂，要泛出一種力來。
有力而非勉強。
勉強是不能持久的，普通有力多是勉強，非真力。
王荊公雲：“文章尤忌數悲哀。
”（《李璋下第》）于此，恨不能起荊公于九原而問之：文忌悲哀，是否因悲哀不祥？先生莫不是寫過這樣文字而倒黴？其實是倒黴之人才寫悲哀文字。
不過，餘之立意不在此。
一個有為之士是不發牢騷的，不是掙紮便是蓄銳養精，何暇牢騷？ 九 有書論西洋之文學藝術有兩種美：一秀雅，一雄偉。
實則秀雅即陰柔，雄偉即陽剛，亦即王靜安先生所說優美與壯美。
前者純為美，後者則為力。
但人有時于雄偉中亦有秀雅，壯美中亦有優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