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講 文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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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美的時期。
無論古今中外寫愛寫得美的散文，他所寫不是對過去的留戀，就是對将來的努力。
可惜中國人寫愛多是對過去的留戀。
茅盾有一文說，要有安定生活，才能有安定心情，而創作必要有安定心情。
然則沒有安定心情、安定生活便不能創作了麼？不然，不然。
沒有安定生活，也要有安定心情。
要提得起，要放得下。
現在作品多是浮光掠影，不禁拂拭，使人感覺不真實、不真切。
不真實還不要緊，主要要使人感覺真切。
如變戲法，不真實而真切，變“露”了倒很真實，可那不成。
文學上是許人說假話的。
但不要忘了，我們說瞎話是為了真。
說謊是人情天理所允許，而不要忘了那是為了表現真。
如諸子寓言、如佛說法、如耶稣講道，都是說小故事，但都是表現真。
現在文學不真實、不真切，撒謊都不完全。
能說極有趣的話的人是極冷靜的人，最能寫熱鬧文字的人是極寂寞的人。
寫熱烈文字要有冷靜頭腦，寂寞心情，動中之靜。
或者說熱烈的心情，冷靜的頭腦。
因為這不是享受，是創作。
隻作者自己覺得熱不行，須寫出給人看。
無論色彩濃淡、事情先後、音節高下，皆有關。
文章好壞要有風格，風格即神氣，北京話叫“神兒”，說俗一點就叫“氣味兒”。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氣味兒，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人味兒，文章當然如此，也該有它的風格了。
那麼，文章的風格是一個人的氣味兒。
一個名詞解釋另一個名詞不是一定完全符合，否則還要兩個名詞幹嘛呢？風格有點兒像“氣味兒”，舊時字典解字時好用“如字講”三個字，若“如字講”可以這樣說，這大緻不差了。
四 佛所謂“常”是“不滅”，又謂“如”是“不斷”（含有動義）。
佛于諸法不說斷滅相，吾于文學亦然。
餘之讀禅，注重其與詩文相通處，苟謂學禅有得，所得亦不過佛經說理之細密、禅師用功之細密。
趙州和尚說“惟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即孔門所謂“三月不違仁”（《雍也》）、“念茲在茲”（《尚書&bull大禹谟》）。
吾人治學亦應有此功夫。
今人之不能成大文人者，即因作詩文時始有詩文，否則無有。
讀佛教書不但可為吾人學文、學道之參考，直可為榜樣。
其用功（力）之勤、用心之細，皆可為吾人之榜樣。
禅宗講究超宗越祖。
故禅宗橫行一世，氣焰萬丈，上至帝王，下至婦孺，皆尊信之。
然禅宗亦有弊病。
自六祖來，主張自性是佛，即心即佛，心即是佛，能悟則立地成佛。
然即使能如此，又将如何？亦不過單為一“自了漢”而已。
看佛學禅宗書，不是希望明心見性，是希望取其勇猛精進的精神。
細中之細是佛境界，故曰精進；儒為淡薄，沒有勇猛精進，故較禅宗淡薄。
自佛教入中國後，影響有二：其一，是因果報應之說影響下層社會；同時，今之俗語亦尚有出自佛經者，如“異口同聲”出《觀普賢經》，“皆大歡喜”見《金剛經》，“五體投地”（《楞嚴經》）亦然。
又其一，是佛家對士大夫階層之影響。
中國莊、列之說主虛無，任自然，其影響是六朝文人之超脫。
唐代王、孟、韋、柳所表現的超脫精神，乃六朝而後多數文人精神。
（後來文人成為無賴文人者，不是真超脫了。
） 翻譯佛經極能保存印度原文之音節與意義。
佛經開頭是“如是我聞”，漢語“是”字承上，佛經“是”字啟下。
言“如是我聞”者，确為我所聞，且我聞與你聞不同，反正“我聞如是”。
然不言“我聞如是”，而言“如是我聞”，蓋印度之語法。
[清]金農《設色佛像圖》 南北朝秦鸠摩羅什所譯《阿彌陀經》可一讀，此乃小乘經，乃淨土“四經”之一。
我們不是把它當宗教書看，乃是将它當文學書看，真是散文詩。
自從譯佛經，已開我國新語法，現在譯洋文亦然。
用外國句法創造中國句法，一面不失外國精神，一面替中國語文開一條新路。
佛家偈頌曰：“海中三神山，缥缈在天際。
舟欲近之，風辄引之去。
”（《揞黑豆集》卷首《拈頌佛祖機用言句》）寫得很美，神話中美的幻想。
此為美的象征，象征高的理想。
五 中國人欲讀西洋作品，了解它，須下真功夫，因中西民族性之間有一大鴻溝；而西人學中國語言，第一關就難，中國人卻有學外國語言的天才。
中國字之變化甚多，一字多義。
如“将”，原為future，而現在說“我将吃完”，則為presant，在文言文中應作“方”。
不能研究中國語言文學，不能了解中國民族性。
或曰：西方文字重在音，中國文字重在形（象征）。
其實，欲了解中國文字之美，且要使用得生動、有生命，便須不但認其形，還須認其音。
西洋字是隻有音而無形，中國字則形、音二者兼而有之。
音節多關乎表現之技術，文學但有内容不行，需有表現的技術。
中國翻譯西洋文學常失敗，音節不同之故，西洋文字以音為主，中國文字以形為主；且一複音，一單音。
中國字單音、單體，故易凝重而難跳脫。
學文學者對文學應有真切感覺、認識、了解，不可人雲亦雲。
對用字亦應負責任。
如謂某人“無惡不作”，其言外意亦可解為某人善亦可為，不如說“無作不惡”，如此則某人絕不能為善矣。
“念茲在茲”一語亦如“無惡不作”，易産生言外意。
若餘講則是“無作不惡”，語意更為清楚明白。
文人須有明确之觀察，銳敏之感覺。
找恰當的字，是理智，不是感情。
描寫一物，不可自古人作品中求意象、辭句，應自己從事物本身求得意象。
吾人所見意象與古人不同，則所寫的不必與古人同，寫的應有自己看法。
一千五百年前，大史學家、散文家沈約（《廿四史》除去“前四史”，就算其《宋書》了），根據自己的創作經驗，提出作文有“三易”：一易，易識字——你寫的文章用的字要容易認；二易，易知事——事即典故，要用人人皆知的典故；三易，易誦讀——要好念、上口。
六 适之先生有一口号：“不作言之無物的文字。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胡先生樂觀，然有時易陷于武斷。
說“言中有物”，而什麼是“物”呢？ 言中之物，人所說，多不能得其真；而物外之言，禅宗大師說得，十個神倒有五雙不知。
言中之物，質言之，即作品的内容。
物外之言，文也。
言中之物，魚；物外之言，熊掌，要取熊掌。
言中之物，内容：一覺、二情、三思，非是非善惡之謂。
覺、情、思都有了，無所謂是非善惡。
物外之言，一唱三歎，簡言之，是韻。
不求不得，求之不見得必得。
文學要有思想、感覺、感情，但隻有
無論古今中外寫愛寫得美的散文，他所寫不是對過去的留戀，就是對将來的努力。
可惜中國人寫愛多是對過去的留戀。
茅盾有一文說，要有安定生活，才能有安定心情，而創作必要有安定心情。
然則沒有安定心情、安定生活便不能創作了麼？不然，不然。
沒有安定生活，也要有安定心情。
要提得起，要放得下。
現在作品多是浮光掠影，不禁拂拭，使人感覺不真實、不真切。
不真實還不要緊，主要要使人感覺真切。
如變戲法，不真實而真切，變“露”了倒很真實，可那不成。
文學上是許人說假話的。
但不要忘了，我們說瞎話是為了真。
說謊是人情天理所允許，而不要忘了那是為了表現真。
如諸子寓言、如佛說法、如耶稣講道，都是說小故事，但都是表現真。
現在文學不真實、不真切，撒謊都不完全。
能說極有趣的話的人是極冷靜的人，最能寫熱鬧文字的人是極寂寞的人。
寫熱烈文字要有冷靜頭腦，寂寞心情，動中之靜。
或者說熱烈的心情，冷靜的頭腦。
因為這不是享受，是創作。
隻作者自己覺得熱不行，須寫出給人看。
無論色彩濃淡、事情先後、音節高下，皆有關。
文章好壞要有風格，風格即神氣，北京話叫“神兒”，說俗一點就叫“氣味兒”。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氣味兒，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人味兒，文章當然如此，也該有它的風格了。
那麼，文章的風格是一個人的氣味兒。
一個名詞解釋另一個名詞不是一定完全符合，否則還要兩個名詞幹嘛呢？風格有點兒像“氣味兒”，舊時字典解字時好用“如字講”三個字，若“如字講”可以這樣說，這大緻不差了。
四 佛所謂“常”是“不滅”，又謂“如”是“不斷”（含有動義）。
佛于諸法不說斷滅相，吾于文學亦然。
餘之讀禅，注重其與詩文相通處，苟謂學禅有得，所得亦不過佛經說理之細密、禅師用功之細密。
趙州和尚說“惟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即孔門所謂“三月不違仁”（《雍也》）、“念茲在茲”（《尚書&bull大禹谟》）。
吾人治學亦應有此功夫。
今人之不能成大文人者，即因作詩文時始有詩文，否則無有。
讀佛教書不但可為吾人學文、學道之參考，直可為榜樣。
其用功（力）之勤、用心之細，皆可為吾人之榜樣。
禅宗講究超宗越祖。
故禅宗橫行一世，氣焰萬丈，上至帝王，下至婦孺，皆尊信之。
然禅宗亦有弊病。
自六祖來，主張自性是佛，即心即佛，心即是佛，能悟則立地成佛。
然即使能如此，又将如何？亦不過單為一“自了漢”而已。
看佛學禅宗書，不是希望明心見性，是希望取其勇猛精進的精神。
細中之細是佛境界，故曰精進；儒為淡薄，沒有勇猛精進，故較禅宗淡薄。
自佛教入中國後，影響有二：其一，是因果報應之說影響下層社會；同時，今之俗語亦尚有出自佛經者，如“異口同聲”出《觀普賢經》，“皆大歡喜”見《金剛經》，“五體投地”（《楞嚴經》）亦然。
又其一，是佛家對士大夫階層之影響。
中國莊、列之說主虛無，任自然，其影響是六朝文人之超脫。
唐代王、孟、韋、柳所表現的超脫精神，乃六朝而後多數文人精神。
（後來文人成為無賴文人者，不是真超脫了。
） 翻譯佛經極能保存印度原文之音節與意義。
佛經開頭是“如是我聞”，漢語“是”字承上，佛經“是”字啟下。
言“如是我聞”者，确為我所聞，且我聞與你聞不同，反正“我聞如是”。
然不言“我聞如是”，而言“如是我聞”，蓋印度之語法。
[清]金農《設色佛像圖》 南北朝秦鸠摩羅什所譯《阿彌陀經》可一讀，此乃小乘經，乃淨土“四經”之一。
我們不是把它當宗教書看，乃是将它當文學書看，真是散文詩。
自從譯佛經，已開我國新語法，現在譯洋文亦然。
用外國句法創造中國句法，一面不失外國精神，一面替中國語文開一條新路。
佛家偈頌曰：“海中三神山，缥缈在天際。
舟欲近之，風辄引之去。
”（《揞黑豆集》卷首《拈頌佛祖機用言句》）寫得很美，神話中美的幻想。
此為美的象征，象征高的理想。
五 中國人欲讀西洋作品，了解它，須下真功夫，因中西民族性之間有一大鴻溝；而西人學中國語言，第一關就難，中國人卻有學外國語言的天才。
中國字之變化甚多，一字多義。
如“将”，原為future，而現在說“我将吃完”，則為presant，在文言文中應作“方”。
不能研究中國語言文學，不能了解中國民族性。
或曰：西方文字重在音，中國文字重在形（象征）。
其實，欲了解中國文字之美，且要使用得生動、有生命，便須不但認其形，還須認其音。
西洋字是隻有音而無形，中國字則形、音二者兼而有之。
音節多關乎表現之技術，文學但有内容不行，需有表現的技術。
中國翻譯西洋文學常失敗，音節不同之故，西洋文字以音為主，中國文字以形為主；且一複音，一單音。
中國字單音、單體，故易凝重而難跳脫。
學文學者對文學應有真切感覺、認識、了解，不可人雲亦雲。
對用字亦應負責任。
如謂某人“無惡不作”，其言外意亦可解為某人善亦可為，不如說“無作不惡”，如此則某人絕不能為善矣。
“念茲在茲”一語亦如“無惡不作”，易産生言外意。
若餘講則是“無作不惡”，語意更為清楚明白。
文人須有明确之觀察，銳敏之感覺。
找恰當的字，是理智，不是感情。
描寫一物，不可自古人作品中求意象、辭句，應自己從事物本身求得意象。
吾人所見意象與古人不同，則所寫的不必與古人同，寫的應有自己看法。
一千五百年前，大史學家、散文家沈約（《廿四史》除去“前四史”，就算其《宋書》了），根據自己的創作經驗，提出作文有“三易”：一易，易識字——你寫的文章用的字要容易認；二易，易知事——事即典故，要用人人皆知的典故；三易，易誦讀——要好念、上口。
六 适之先生有一口号：“不作言之無物的文字。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胡先生樂觀，然有時易陷于武斷。
說“言中有物”，而什麼是“物”呢？ 言中之物，人所說，多不能得其真；而物外之言，禅宗大師說得，十個神倒有五雙不知。
言中之物，質言之，即作品的内容。
物外之言，文也。
言中之物，魚；物外之言，熊掌，要取熊掌。
言中之物，内容：一覺、二情、三思，非是非善惡之謂。
覺、情、思都有了，無所謂是非善惡。
物外之言，一唱三歎，簡言之，是韻。
不求不得，求之不見得必得。
文學要有思想、感覺、感情，但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