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講 文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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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恽(子幼)《報孫會宗書》,他明知全身免禍、明哲保身的道理而故犯,隻是不甘心。

     李陵隻替自己說話,還沒說明白;楊恽代天下人說話。

     《論語&bull述而》:“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 陶淵明《飲酒》:“纡辔誠可學,違己讵非迷。

    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 楊恽《報孫會宗書》:“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楊恽與孔子“從吾所好”不同,孔子有吃苦忍辱精神,楊恽隻是放縱。

    陶淵明真是儒家精神,比韓愈、杜甫通。

    陶淵明夠圓通、沖淡了,而所說仍不及孔子緩和。

    陶究竟是詩人,孔子“從吾所好”是偉大哲人、詩人态度。

     朱浮《為幽州牧與彭寵書》:首用兩骈句——“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做大前提,再用故事以證明之。

    實則“智”為陪、為賓,“愚”為要、為主。

    結尾再以骈句結——“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雠者所快”——仍好。

    此等文字少見,甚好。

    除“文”好外,言中之物亦好,可做格言。

     文中“遼東白豕”一段,是神來之筆。

     嵇康(叔夜)好鍛。

    凡有思想、有感覺的人,其嗜好、其習慣皆是有意的、自覺的、象征的。

    世上許多事無法改善,硬得和鐵一樣,怎樣能拿來放到火裡燒一燒,用鉗錘在砧子上鑿一鑿,煉得它軟得如同面條一樣,要它怎樣便怎樣,豈不痛快! 嵇叔夜是任性縱情,不願受約束限制,不能勉強;而社會是束縛,是勉強。

    若一切任之亦可,而又知其不可,此叔夜之所以痛苦。

     佚名《竹林七賢》 俗雲:打人别打臉,揭人别揭短。

    又雲:西瓜皮打秃子,情理難容。

     魯迅先生有與嵇叔夜相似處,他們專拿西瓜皮打秃子的臉,所以到處是仇敵。

     老杜寫李白:“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

    ”(《不見》)其實李白尚不至如此,嵇叔夜才真是如此,就因為他愛說真話,好戳别人的紙老虎,揭人的短處。

    世上一般人都是諱疾忌醫,你揭人的短,戳破人的虛僞,雖是求真,卻行不通。

    這樣人有四字送他:“憤世疾邪”。

     憤世疾邪的人是世上不可少的。

    這與無聊的名士、狂人截然不同。

    後者罵世是自我出發,自命不凡,這種名士、文人要說殺就該殺,他們一不如意便使酒罵座,無以名之,隻好名曰瘋狗,既是瘋狗,還是打殺為妙。

     然要像嵇康、魯迅他們,說真話,是社會的良醫,世人欲殺,哀哉! 劉孝标《重答劉秣陵沼書》為六朝文,六朝文華麗不易蘊藉,而此篇收得真蘊藉,一點也不覺得秃,不覺其不足。

     劉氏此文象征寂寞心,不然何必給死人寫信?——活人已無一知己。

     退之文不見得好,而有獨到之處。

    “文起八代之衰”(蘇轼《潮州韓文公廟碑》),此語至少有一部分是對的。

     韓愈是革新,也是複古——日光之下沒有新鮮事兒。

    凡革新之事,其中往往有複古精神。

    若隻提倡革新,其中沒有複古精神,是飄搖不定的;若隻提倡複古,其中沒有革新精神,是失敗的。

    韓退之有革新精神,有複古意義。

     柳子厚山水遊記出自《水經注》而與《水經注》不同。

    《水經注》是自然而然,如生于曠野沃土之樹木;柳氏遊記是不自然的,如生于石罅瘠土中的樹木,臃腫蜷曲;柳氏遊記是受壓迫的,如生于嚴厲暴虐父母膝下的子女;《水經注》條達暢茂,即如生于慈愛賢明父母之下的子女。

    生于石罅瘠土中之樹木折枝偃抑,是病态的。

    《水經注》是健康的,柳子厚遊記是病态的,何能滑口讀過? 柳子厚遊記有“萦青缭白”(《始得西山宴遊記》)句,東坡詩有“山耶雲耶遠莫知”(《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二者意境相近,而柳文高于蘇詩遠矣,融四字成一境界。

     十三 人稱魯迅是“中國的契柯夫”。

    但契柯夫罵人時都是詩,無論何時,其作品中皆有溫情;魯迅先生不然,其作品中沒有溫情。

     《呐喊》不能代表魯迅先生的作風,可以代表的是《彷徨》。

    如《在酒樓上》,真是砍頭扛枷,死不饒人,一涼到底。

    因為他是在壓迫中活起來,所以有此作風,不但無溫情,而且簡直是冷酷,但他能寫成詩。

    《傷逝》一篇最冷酷,最詩味。

     《朝花夕拾》比《野草》更富于詩味——幼年的回憶。

     我們研究詩人的心理,就看他的感覺和記憶。

    詩人都是感覺最銳敏而記憶最生動的,其記憶不是記賬似的死闆的記憶,是生動的、活起來的。

     詩人之所以痛苦最大,亦在其感覺銳敏、記憶生動。

     十四 吾人作文應如掘地及泉,自地心冒出。

     杜牧之詩雲:“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

    ”(《登池州九峰樓寄張祜》)天外奇峰即眼前的山。

    常人“世眼觀物”,近則越過,遠則不及。

    特出的人既能看到天外,又能看到眼前。

    文即須如此。

     莊子雲:化臭腐為神奇。

    (《莊子&bull知北遊》) 要在平凡中發現神奇,又要在神奇中發現平凡。

    無論何種學問,皆當如此做,始非“世法”。

    在我身上發現人,在人身上發現我;而“世法”,人、我分别太清。

     處世有時不可真。

    正如魯迅《野草&bull立論》所寫,小兒彌月,說小孩将來會死這真話的人,得到了大家合力的痛打。

     而文人是表現性情的,必須真。

    詩人以不說強說、不笑強笑為苦。

    學文要助長真感情,才能有創作表現。

     文章要有力的表現、動的姿态,但要“誠”。

     凡誠的表現都好,隻要不是故意自顯,應是内心的要求,是“詩法”,不是“世法”。

     西洋所說“生命的跳舞”(thedanceoflife),即餘所謂力的表現、動的姿态,東坡所謂“氣象峥嵘”。

    跳舞是力,是動,而且有節奏、步伐;溜冰雖有技術而無節奏。

    有節奏即有紀律——情操。

     前所說情操,情是熱烈的;而操是節奏的,有紀律的,使熱烈的情感合乎紀律,即最高的詩的境界。

     力——内,動——外。

    内在的力(生命),文字的技術(節奏),二者缺一不可。

     文章有風趣是好,然必須有真感覺、真思想。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此放翁《文章》詩句,詩不好,道理是。

    那麼,瞎貓碰死老鼠嗎?——死貓連死老鼠都碰不上。

     文本無法,文成而法立。

    有法便是印闆文字。

     有法可學者必有弊,法未學成反學成其弊習。

    無法可學反要去學,方為真法。

     左思《三都賦》十年而成。

    凡一部偉大作品,皆是“巧遲”,無“拙速”。

     著作要巧遲,而練習要拙速,如此方不緻視做畏途。

     寫字當注意長短、遠近、俯仰、迎拒。

    寫文章要心眼明澈,能攝能收。

     文章要有過渡,連而不連,不連而連,然又須能斷。

    攝與放,斷與連,非二。

    不可死于句下。

     宋人論詩眼,五言詩第三字,七言詩第五字,傳神在此。

    散文亦然,亦須“眼”,而其“眼”無定。

     功深養到,學養功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