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講 文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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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為哪一種，隻要從人手中制出，必須有詩意，否則便失去存在之意義與價值。
若一個人胸中一點詩意也沒有，那麼此人生活便俗到毫無價值與意義。
文學作品中多有詩的成分，如《左傳》《莊子》。
聲韻、格律，是狹義的詩；廣義的詩，凡真實的作品皆是詩。
音節之美，不關平仄。
作《漢書》的班固是一個詩人，至少是最了解詩（狹義的詩）的。
《史》《漢》都是好的作品，不過司馬遷比起班固來更為詩人氣些，亦即司馬遷比班固更富于詩人天才。
班固是後天學者，吾人雖未見司馬遷之詩，而《史記》中往往有詩之意境。
《漢書》則不然。
以讀“文”的眼光視之，不及《史記》，詩味差，故不起勁。
司馬遷即使沒讀過《三百篇》，也不害其為詩人。
班固天才雖不及馬，而對《三百篇》之功夫深于馬。
馬是詩人，班是學者，班固可以當“學人”二字。
《史記》之了不起在“紀傳”，《漢書》之所以了不起在“志”（如《地理志》《食貨志》）。
班天才或不及馬，而在研究上真了不起。
班固各“志”皆以《詩》解之，可見“詩”無處不在，班氏真通“詩”。
《食貨志》謂《詩》為太師所采：孟春三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
（行人亦官名。
） 王者&larr太師&larr行人&larr民間。
《史記》是天才，不易學；《漢書》可以學而得。
《漢書》有點“澀”，此對“滑”而言。
滑是病，其實澀亦病，而亦藥，可以治滑。
澀與凝煉有關，但凝煉不等于澀。
《漢書》比《史記》凝煉，但不生動，應既凝煉又生動，寬猛相濟，剛柔相濟。
《史記》中“太史公曰”幾句真結得好。
如《項羽本紀》之結語，非如此結不可。
（有材料，亦要能整理。
） 讀《史記》注意其沖動，不是叫嚣。
注意其短篇。
十一 魏文帝曹丕——中國文學批評與散文之開山大師。
人人未必天生有文人天才，然人人幾乎可以修養成文人。
魏文帝天才不太高，而修養超過魏武、陳王。
曹氏父子，在詩，子桓、子建皆不及武帝；在文，武帝、子建不及子桓。
文帝感覺銳敏、感情熱烈而理智又非常發達。
人欲成一偉大思想家、文學家，此三條件必須具備。
《左傳》《史記》雖是散文，而終究是史。
楊恽《報孫會宗書》、李陵《答蘇武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等，文章好，而其意不在“文”。
真正第一個為文學而文學的開山宗師是魏文帝。
天才雖淺，修養功深。
人與文均須有情操。
情，情感；操，紀律中有活動，活動中有紀律，即所謂“操”。
意志要能訓練感情，可是不能無感情。
如沈尹默先生論書詩句所言：“使筆如調生馬駒。
”（《論書詩》） 中國散文家中，古今無一人感覺如文帝之銳敏而情感又如此之熱烈者。
魏文帝用極冷靜的理智駕馭（支配、管理）極熱烈的情感，故有情操，有節奏。
此需要天才，也需要修養。
文帝感情極熱烈而又有情操。
李陵做人、作文皆少情操；曹子建滿腹怨望之氣，讓人讀了不高興；文帝能以冷靜頭腦駕馭熱烈感情。
而六朝多隻有冷靜頭腦沒有熱烈感情，所寫隻是很漂亮的一些話，我們并不能受其感動。
魏文帝雖貴為天子，而真抱有寂寞心，真敏感，如清之納蘭性德。
《答蘇武書》《報孫會宗書》《為幽州牧與彭寵書》諸篇，文章好，而其中皆有說理。
魏文帝之《與吳質書》（五月十八日）隻是抒情，雖散文而有詩之美，可稱散文詩。
中國文字整齊、凝煉，乃其特長。
如四六骈體，真美，為外國文字所無。
可是整齊、凝煉，結果易走向死闆，隻餘形式而無精神。
文帝之《與吳質書》雖整齊、凝煉，而又有彈性，有生氣，有生命。
《答蘇武書》《報孫會宗書》有彈性，少凝煉。
明清八股無彈性，無生氣。
魯迅先生文章即整齊、凝煉中有彈性，有生氣。
魏文帝散文真是抒情詩，有天才，也有苦心。
文帝雖寫散文而用寫詩之嚴謹筆法。
其用字切合，且叙述有層次。
《與吳質書》有層次，一步緊似一步，—步深似一步，絕非堆砌。
此篇叙遊部分，先屋内後屋外，先晝後夜，先學後遊，由靜而動，富有層次，可見其理智。
用字亦可為吾人學文之模範教師。
其用字之好，真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美不勝收。
至寫到夜間，真寫得好，真是文學： 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怆然傷懷。
必感覺銳敏、感情熱烈之人始能寫出。
真是詩一般的散文，是抒情詩。
文章寫到這兒，不但響，且越來越高、越來越深、越來越遠。
高已好，深、遠尤難。
至“今果分别，各在一方。
……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感情真燒起來。
文帝真能操縱自己的感情，壓便下去，提便起來，後之詩人有此功夫否？有此修養否？ 抒情詩的散文是很好的文人的自白，可看出其生活及内心。
魏文帝《與吳質書》“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凄然傷懷”四句，比之李陵《答蘇武書》“牧馬悲鳴，吟嘯成群，邊聲四起。
長坐聽之，不覺淚下”，先别其異同，然後可言優劣。
李陵是扛槍杆的，是憤慨；文帝是沉靜的，是敏感的。
憤慨、沉靜，漢魏兩朝之文章分野即在此。
文帝有冷靜頭腦、敏銳感覺、熱烈情感，文人條件俱備。
魏文帝《與吳質書》（二月三日）之開端：“歲月易得，别來行複四年。
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寒暄語亦韻長。
文人早熟——先衰，敏感——多悲。
文帝亦然。
文帝善用對比（contrast）。
長短、黑白、樂悲。
信中“昔日遊處”以下，先寫樂，後寫悲，才更悲。
信中“言中之物”——“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
“物外之言”——“一時俱逝”之後至“頃撰其遺文”之前一節是。
“都為一集”之後，按言中之物，當接“現古今文人”，中加之數句，亦物外之言。
此真是文之所以為“文”，而非說理文字。
十二 史書中錄人言語多有白話，如《史記》之“夥頤”，《晉書》之“甯馨兒”。
不用白話不能傳出當日精神。
故史書雅文亦用之。
《世說》中桓溫過王敦墓，指曰：“可兒！可兒！”“可兒”，亦當時口語，傳神而不可譯。
“人”“兒”古通；“可”，“一方明月可中庭”（劉禹錫《金陵五題&bull生公講堂》），“客有可人期不來”（陳師道《絕句》）。
TheDarling（《可愛的人》）（契柯夫著，周豈明譯），charming，darling，昵；中國“可”字似較西字charming大方，較硬。
伍子胥說“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史記&bull伍子胥列傳》），雖非道德君子，然敢作敢為，尚不失為“磊落英雄”。
一篇《答蘇武書》，李陵無一句如此。
《答蘇武書》一方面是辯白，一方面是負氣。
辯白不足取，負氣處尚可觀。
無論為哪一種，隻要從人手中制出，必須有詩意，否則便失去存在之意義與價值。
若一個人胸中一點詩意也沒有，那麼此人生活便俗到毫無價值與意義。
文學作品中多有詩的成分，如《左傳》《莊子》。
聲韻、格律，是狹義的詩；廣義的詩，凡真實的作品皆是詩。
音節之美，不關平仄。
作《漢書》的班固是一個詩人，至少是最了解詩（狹義的詩）的。
《史》《漢》都是好的作品，不過司馬遷比起班固來更為詩人氣些，亦即司馬遷比班固更富于詩人天才。
班固是後天學者，吾人雖未見司馬遷之詩，而《史記》中往往有詩之意境。
《漢書》則不然。
以讀“文”的眼光視之，不及《史記》，詩味差，故不起勁。
司馬遷即使沒讀過《三百篇》，也不害其為詩人。
班固天才雖不及馬，而對《三百篇》之功夫深于馬。
馬是詩人，班是學者，班固可以當“學人”二字。
《史記》之了不起在“紀傳”，《漢書》之所以了不起在“志”（如《地理志》《食貨志》）。
班天才或不及馬，而在研究上真了不起。
班固各“志”皆以《詩》解之，可見“詩”無處不在，班氏真通“詩”。
《食貨志》謂《詩》為太師所采：孟春三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
（行人亦官名。
） 王者&larr太師&larr行人&larr民間。
《史記》是天才，不易學；《漢書》可以學而得。
《漢書》有點“澀”，此對“滑”而言。
滑是病，其實澀亦病，而亦藥，可以治滑。
澀與凝煉有關，但凝煉不等于澀。
《漢書》比《史記》凝煉，但不生動，應既凝煉又生動，寬猛相濟，剛柔相濟。
《史記》中“太史公曰”幾句真結得好。
如《項羽本紀》之結語，非如此結不可。
（有材料，亦要能整理。
） 讀《史記》注意其沖動，不是叫嚣。
注意其短篇。
十一 魏文帝曹丕——中國文學批評與散文之開山大師。
人人未必天生有文人天才，然人人幾乎可以修養成文人。
魏文帝天才不太高，而修養超過魏武、陳王。
曹氏父子，在詩，子桓、子建皆不及武帝；在文，武帝、子建不及子桓。
文帝感覺銳敏、感情熱烈而理智又非常發達。
人欲成一偉大思想家、文學家，此三條件必須具備。
《左傳》《史記》雖是散文，而終究是史。
楊恽《報孫會宗書》、李陵《答蘇武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等，文章好，而其意不在“文”。
真正第一個為文學而文學的開山宗師是魏文帝。
天才雖淺，修養功深。
人與文均須有情操。
情，情感；操，紀律中有活動，活動中有紀律，即所謂“操”。
意志要能訓練感情，可是不能無感情。
如沈尹默先生論書詩句所言：“使筆如調生馬駒。
”（《論書詩》） 中國散文家中，古今無一人感覺如文帝之銳敏而情感又如此之熱烈者。
魏文帝用極冷靜的理智駕馭（支配、管理）極熱烈的情感，故有情操，有節奏。
此需要天才，也需要修養。
文帝感情極熱烈而又有情操。
李陵做人、作文皆少情操；曹子建滿腹怨望之氣，讓人讀了不高興；文帝能以冷靜頭腦駕馭熱烈感情。
而六朝多隻有冷靜頭腦沒有熱烈感情，所寫隻是很漂亮的一些話，我們并不能受其感動。
魏文帝雖貴為天子，而真抱有寂寞心，真敏感，如清之納蘭性德。
《答蘇武書》《報孫會宗書》《為幽州牧與彭寵書》諸篇，文章好，而其中皆有說理。
魏文帝之《與吳質書》（五月十八日）隻是抒情，雖散文而有詩之美，可稱散文詩。
中國文字整齊、凝煉，乃其特長。
如四六骈體，真美，為外國文字所無。
可是整齊、凝煉，結果易走向死闆，隻餘形式而無精神。
文帝之《與吳質書》雖整齊、凝煉，而又有彈性，有生氣，有生命。
《答蘇武書》《報孫會宗書》有彈性，少凝煉。
明清八股無彈性，無生氣。
魯迅先生文章即整齊、凝煉中有彈性，有生氣。
魏文帝散文真是抒情詩，有天才，也有苦心。
文帝雖寫散文而用寫詩之嚴謹筆法。
其用字切合，且叙述有層次。
《與吳質書》有層次，一步緊似一步，—步深似一步，絕非堆砌。
此篇叙遊部分，先屋内後屋外，先晝後夜，先學後遊，由靜而動，富有層次，可見其理智。
用字亦可為吾人學文之模範教師。
其用字之好，真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美不勝收。
至寫到夜間，真寫得好，真是文學： 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怆然傷懷。
必感覺銳敏、感情熱烈之人始能寫出。
真是詩一般的散文，是抒情詩。
文章寫到這兒，不但響，且越來越高、越來越深、越來越遠。
高已好，深、遠尤難。
至“今果分别，各在一方。
……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感情真燒起來。
文帝真能操縱自己的感情，壓便下去，提便起來，後之詩人有此功夫否？有此修養否？ 抒情詩的散文是很好的文人的自白，可看出其生活及内心。
魏文帝《與吳質書》“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凄然傷懷”四句，比之李陵《答蘇武書》“牧馬悲鳴，吟嘯成群，邊聲四起。
長坐聽之，不覺淚下”，先别其異同，然後可言優劣。
李陵是扛槍杆的，是憤慨；文帝是沉靜的，是敏感的。
憤慨、沉靜，漢魏兩朝之文章分野即在此。
文帝有冷靜頭腦、敏銳感覺、熱烈情感，文人條件俱備。
魏文帝《與吳質書》（二月三日）之開端：“歲月易得，别來行複四年。
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寒暄語亦韻長。
文人早熟——先衰，敏感——多悲。
文帝亦然。
文帝善用對比（contrast）。
長短、黑白、樂悲。
信中“昔日遊處”以下，先寫樂，後寫悲，才更悲。
信中“言中之物”——“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
“物外之言”——“一時俱逝”之後至“頃撰其遺文”之前一節是。
“都為一集”之後，按言中之物，當接“現古今文人”，中加之數句，亦物外之言。
此真是文之所以為“文”，而非說理文字。
十二 史書中錄人言語多有白話，如《史記》之“夥頤”，《晉書》之“甯馨兒”。
不用白話不能傳出當日精神。
故史書雅文亦用之。
《世說》中桓溫過王敦墓，指曰：“可兒！可兒！”“可兒”，亦當時口語，傳神而不可譯。
“人”“兒”古通；“可”，“一方明月可中庭”（劉禹錫《金陵五題&bull生公講堂》），“客有可人期不來”（陳師道《絕句》）。
TheDarling（《可愛的人》）（契柯夫著，周豈明譯），charming，darling，昵；中國“可”字似較西字charming大方，較硬。
伍子胥說“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史記&bull伍子胥列傳》），雖非道德君子，然敢作敢為，尚不失為“磊落英雄”。
一篇《答蘇武書》，李陵無一句如此。
《答蘇武書》一方面是辯白，一方面是負氣。
辯白不足取，負氣處尚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