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講 文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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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求頓挫。
六朝文四字一讀，改為六字句，便頓挫不足矣。
深刻的思想、銳敏的感覺，二者在文中有一樣就有内容。
《左氏傳》無中心思想。
作史隻是要真實生動，不要用自己的意見去征服人，隻把事實點出，自然形成别人意見。
文學若從“寫”說，隻要内容不空虛，不管什麼内容都好。
如《石頭記》，事情平常，而寫得好，其中有“味”。
《水浒》殺人放火，比《紅樓》吃喝玩樂更不足法，不足為訓，而《水浒》有時比《紅樓》還好。
若《紅樓》算“能品”，則《水浒》可曰“神品”。
《紅樓》有時太細，乃有中之有，應有盡有；《水浒》用筆簡，乃無中之有，餘味不盡。
《史》《漢》之區别亦在此。
《漢書》寫得兢兢業業，而《史記》不然，其高處亦在此，看似沒寫而其中有。
禅宗語錄文章美，似《世說新語》。
一丘一壑雖小，偉大或不如泰山恒嶽，而明秀過之。
胡适說理文條達暢茂，而抒情、寫景不成。
歸震川文集浮淺，而條達暢茂。
條達暢茂之文是富于音樂性的，而易成為濫調。
明末黃梨洲、顧亭林真了不得，能知能行。
黃梨洲的《原君》《原臣》，在專制時代能有此思想，真不易。
《閱微草堂筆記》，腐。
《聊齋志異》，貧。
不是無才氣、無感覺、無功夫、無思想，而是小器。
此蓋與人品有關。
一切最高境界是無限，但做到無限的沒有幾個人。
有能者亦有大小之别。
司馬遷《史記》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遊俠滑稽，《平淮書》寫日常生活。
以文字論，《史記》不如《左氏》；以包容之廣大論，《左氏》不如《史記》。
晚明人在使用文字上近于無限，而内容、境界不成。
一個大詩人、大文人使用語言最自由而且完善。
“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蘇轼《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其一），至少不是偉大詩人。
一個文人要能用别人不敢用的字句。
我國文字愈來離語言愈遠。
《史記》與語言尚近，引用古書多所改削，其中多用漢當時俗語。
大文人敢用口語中字句去寫文，可是他用上去便成古典了。
必得有這樣本領，才配用俗語，才配用方言。
由此點觀之，凡作文最善于利用方言俗語的都是身上古典氣極重的人。
司馬遷寫《史記》雅潔之至，一切古典皆雅潔，一切美的基本條件便是潔白受采，“繪事後素”（《論語&bull八佾》）。
潔，誠然不是藝術最高境界，但是藝術的起碼功夫。
一個大作家使用俗語用得雅潔，故能成為古典。
不知文者，以為是大衆化了；知文者看來，是古典。
三 “骈”，唯中國有，劉師培《中古文學史》所謂“華夏所獨”。
為文不可不會利用骈句，此乃中國文字特長，而不可用死。
散文是因果相生，縱的；骈文是并列的。
骈，甲乙并立，無因果關系；散，因果相生。
骈句（parallelsentence），不一定是四六對句。
骈句意思“對”，句法不甚“對”。
《禮記&bull禮運》：“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
”這是骈句，不是對句。
凡骈句多為警句（佳句），亦近于格言、座右銘。
讀書要看警句，必有與己相合者。
對句則分量上差。
《典論&bull論文》：“貧賤則懾于饑寒，富貴則流于逸樂。
遂營目前之務，而忽百世之功。
”此亦骈句，且字數較整齊。
《五代史&bull伶官傳序》：“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歐氏此二句是骈句，近于格言，而非警句。
人有所嗜，必為之累。
佛無所溺，故曰“大雄、大勇、大智”。
格言是教訓，沒有感情，如“黎明即起，灑掃庭除”（朱用純《朱氏家訓》第一章）。
警句有哲理，凡哲理多帶有感情。
格言沒有感情，是幹枯，不是嚴肅。
《禮記》“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二句，也許帶有教訓意味，然而又有些“勸”的意味。
教訓不必有感情；勸，要有感情色彩才能感動人心。
古聖先賢悲天憫人之心，是多麼大的感情。
骈散，即骈中帶散。
上所舉《典論&bull論文》“貧賤則懾于饑寒，富貴則流于逸樂”二句是骈；“遂營目前之務，而忽百世之功”二句是骈散。
“遂營目前之務”是因，“而忽百世之功”是果。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
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杜甫《曲江二首》其二）此詩後二句不但“骈”，簡直“對”，但是上下的，不是平行的；字句是平行，意思是上下，亦骈中帶散。
義山詩《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宴作》：“露如微霰下前池，風過回塘萬竹悲。
浮世本來多聚散，紅蕖何事亦離披。
”“浮世”二句亦骈中帶散。
義山學老杜而比老杜還美，且美中有力。
骈散不在字數、句法，有似骈而非骈、似非骈而實骈者。
六朝的骈文與唐之“四六”不同，“四六”太匠氣。
而六朝末庾信已匠氣，隻注意骈，沒有散了。
其最大的毛病是好用代字，如寫桃用“紅雨”，寫柳用“灞岸”。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用代字固不始于庾子山，而庾子山用得最多。
骈文成為“四六”，實是骈文的堕落。
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蘇轼《潮州韓文公廟碑》），改骈為散，而如《原道》之“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仍是骈。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仇之”，不但骈，不但能把詩的情調融入散文，且能将詩的格律、形式融入散文。
韓、柳文實乃：寓骈于散，寓散于骈；方散方骈，方骈方散；即骈即散，即散即骈。
文中排句整饬，散句流暢。
為文用排句以壯其“勢”，用散句以暢其“氣”。
散——流動，如水；骈——凝煉，如石。
隻散不好，隻骈亦不成，應骈散相間。
大自然中無美過水與石者，而中國人最能欣賞水與石之美。
文中散句過多易于散漫。
後人文章散漫，多因不會用骈句。
魯迅、周作人的白話文都有骈句，而他們并非有意如此，一寫便如此，且便該如此。
京劇中的“京白”不是京話，白話文不是白話。
京話是散行，“京白”便有骈句、有錘煉了。
骈句成心也不成，需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是人工而又要自然。
如空手對白刃，必須純熟，稍一生疏，便害事不淺。
然亦不可過熟，過熟易成濫調。
骈文不可用死。
《兒女英雄傳》，八股氣，骈而不化。
句子不一定是骈句、偶句、排句，而隻要整齊、凝煉。
整齊是形式，凝煉是精神，我們要的是凝煉。
安如磐石，穩如泰山，垂紳正笏。
然不可隻看其形式，當以心眼觀其精神，否則如泥胎木偶矣。
在文中排句以求凝煉有二條件：一須有真知灼見，二須有成熟技術。
二者缺一不可。
否則不是凝煉，是勉強。
無技術，不能表現；無知見，則成濫調。
四
六朝文四字一讀，改為六字句，便頓挫不足矣。
深刻的思想、銳敏的感覺，二者在文中有一樣就有内容。
《左氏傳》無中心思想。
作史隻是要真實生動，不要用自己的意見去征服人，隻把事實點出，自然形成别人意見。
文學若從“寫”說，隻要内容不空虛，不管什麼内容都好。
如《石頭記》，事情平常，而寫得好，其中有“味”。
《水浒》殺人放火，比《紅樓》吃喝玩樂更不足法，不足為訓，而《水浒》有時比《紅樓》還好。
若《紅樓》算“能品”，則《水浒》可曰“神品”。
《紅樓》有時太細，乃有中之有，應有盡有；《水浒》用筆簡，乃無中之有，餘味不盡。
《史》《漢》之區别亦在此。
《漢書》寫得兢兢業業，而《史記》不然，其高處亦在此，看似沒寫而其中有。
禅宗語錄文章美，似《世說新語》。
一丘一壑雖小，偉大或不如泰山恒嶽，而明秀過之。
胡适說理文條達暢茂，而抒情、寫景不成。
歸震川文集浮淺，而條達暢茂。
條達暢茂之文是富于音樂性的，而易成為濫調。
明末黃梨洲、顧亭林真了不得，能知能行。
黃梨洲的《原君》《原臣》，在專制時代能有此思想，真不易。
《閱微草堂筆記》，腐。
《聊齋志異》，貧。
不是無才氣、無感覺、無功夫、無思想，而是小器。
此蓋與人品有關。
一切最高境界是無限，但做到無限的沒有幾個人。
有能者亦有大小之别。
司馬遷《史記》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遊俠滑稽，《平淮書》寫日常生活。
以文字論，《史記》不如《左氏》；以包容之廣大論，《左氏》不如《史記》。
晚明人在使用文字上近于無限，而内容、境界不成。
一個大詩人、大文人使用語言最自由而且完善。
“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蘇轼《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其一），至少不是偉大詩人。
一個文人要能用别人不敢用的字句。
我國文字愈來離語言愈遠。
《史記》與語言尚近，引用古書多所改削，其中多用漢當時俗語。
大文人敢用口語中字句去寫文，可是他用上去便成古典了。
必得有這樣本領，才配用俗語，才配用方言。
由此點觀之，凡作文最善于利用方言俗語的都是身上古典氣極重的人。
司馬遷寫《史記》雅潔之至，一切古典皆雅潔，一切美的基本條件便是潔白受采，“繪事後素”（《論語&bull八佾》）。
潔，誠然不是藝術最高境界，但是藝術的起碼功夫。
一個大作家使用俗語用得雅潔，故能成為古典。
不知文者，以為是大衆化了；知文者看來，是古典。
三 “骈”，唯中國有，劉師培《中古文學史》所謂“華夏所獨”。
為文不可不會利用骈句，此乃中國文字特長，而不可用死。
散文是因果相生，縱的；骈文是并列的。
骈，甲乙并立，無因果關系；散，因果相生。
骈句（parallelsentence），不一定是四六對句。
骈句意思“對”，句法不甚“對”。
《禮記&bull禮運》：“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
”這是骈句，不是對句。
凡骈句多為警句（佳句），亦近于格言、座右銘。
讀書要看警句，必有與己相合者。
對句則分量上差。
《典論&bull論文》：“貧賤則懾于饑寒，富貴則流于逸樂。
遂營目前之務，而忽百世之功。
”此亦骈句，且字數較整齊。
《五代史&bull伶官傳序》：“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歐氏此二句是骈句，近于格言，而非警句。
人有所嗜，必為之累。
佛無所溺，故曰“大雄、大勇、大智”。
格言是教訓，沒有感情，如“黎明即起，灑掃庭除”（朱用純《朱氏家訓》第一章）。
警句有哲理，凡哲理多帶有感情。
格言沒有感情，是幹枯，不是嚴肅。
《禮記》“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二句，也許帶有教訓意味，然而又有些“勸”的意味。
教訓不必有感情；勸，要有感情色彩才能感動人心。
古聖先賢悲天憫人之心，是多麼大的感情。
骈散，即骈中帶散。
上所舉《典論&bull論文》“貧賤則懾于饑寒，富貴則流于逸樂”二句是骈；“遂營目前之務，而忽百世之功”二句是骈散。
“遂營目前之務”是因，“而忽百世之功”是果。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
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杜甫《曲江二首》其二）此詩後二句不但“骈”，簡直“對”，但是上下的，不是平行的；字句是平行，意思是上下，亦骈中帶散。
義山詩《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宴作》：“露如微霰下前池，風過回塘萬竹悲。
浮世本來多聚散，紅蕖何事亦離披。
”“浮世”二句亦骈中帶散。
義山學老杜而比老杜還美，且美中有力。
骈散不在字數、句法，有似骈而非骈、似非骈而實骈者。
六朝的骈文與唐之“四六”不同，“四六”太匠氣。
而六朝末庾信已匠氣，隻注意骈，沒有散了。
其最大的毛病是好用代字，如寫桃用“紅雨”，寫柳用“灞岸”。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用代字固不始于庾子山，而庾子山用得最多。
骈文成為“四六”，實是骈文的堕落。
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蘇轼《潮州韓文公廟碑》），改骈為散，而如《原道》之“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仍是骈。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仇之”，不但骈，不但能把詩的情調融入散文，且能将詩的格律、形式融入散文。
韓、柳文實乃：寓骈于散，寓散于骈；方散方骈，方骈方散；即骈即散，即散即骈。
文中排句整饬，散句流暢。
為文用排句以壯其“勢”，用散句以暢其“氣”。
散——流動，如水；骈——凝煉，如石。
隻散不好，隻骈亦不成，應骈散相間。
大自然中無美過水與石者，而中國人最能欣賞水與石之美。
文中散句過多易于散漫。
後人文章散漫，多因不會用骈句。
魯迅、周作人的白話文都有骈句，而他們并非有意如此，一寫便如此，且便該如此。
京劇中的“京白”不是京話，白話文不是白話。
京話是散行，“京白”便有骈句、有錘煉了。
骈句成心也不成，需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是人工而又要自然。
如空手對白刃，必須純熟，稍一生疏，便害事不淺。
然亦不可過熟，過熟易成濫調。
骈文不可用死。
《兒女英雄傳》，八股氣，骈而不化。
句子不一定是骈句、偶句、排句，而隻要整齊、凝煉。
整齊是形式，凝煉是精神，我們要的是凝煉。
安如磐石，穩如泰山，垂紳正笏。
然不可隻看其形式，當以心眼觀其精神，否則如泥胎木偶矣。
在文中排句以求凝煉有二條件：一須有真知灼見，二須有成熟技術。
二者缺一不可。
否則不是凝煉，是勉強。
無技術，不能表現；無知見，則成濫調。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