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講 嵇康（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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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骈句，且字數較整齊。
（上古則淳樸，Fromhandtomouth，糊口度日，目前之務。
）歐陽修《五代史&bull伶官傳序》： 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人有所嗜，必為之累；佛無所溺，故曰大雄、大勇、大智。
歐氏此二句是骈句，近于格言，而非警句。
讀書要看警句，必有與一己之心相合者。
格言是教訓，沒有感情。
如朱用純[5]《朱子家訓》： 黎明即起，灑掃庭除。
（第一章） 警句有哲理，凡哲理多帶有感情。
格言沒有感情，是幹枯，不是嚴肅。
《禮記》“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二句，也許帶有教訓意味，然而又有些“勸”的意味。
教訓不必有感情；勸，要有感情色彩，才能感動人心。
古聖先賢悲天憫人之心，是多麼大的感情。
文中散句過多，易于散漫。
後人文章散漫，多因不會用骈句。
魯迅、周作人的白話文都有骈句。
白話文不是白話，如同京劇中的“京白”不是“京話”，京話是散行，京白便有骈句、有錘煉了。
而魯迅、周作人并非有意如此，一寫便如此，且便該如此。
如《論語》，孔子以為話便該如此說，理便該如此講。
凡自以為了不起的人，都是很浮淺的人。
用骈句成心也不成，需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是人工而又要自然。
如空手對白刃，必須純熟，稍一生疏，便害事不淺。
然亦不可過熟，過熟易成濫調。
熟，易緻于爛，乃因不用心；若用心，熟不至爛熟。
在有心無心之間來了，便因極熟。
骈文又不可用死。
骈散，即骈中帶散。
文用散句，文氣流暢。
蔣兆和《杜甫像》 上所舉《典論&bull論文》“貧賤則懾于饑寒，富貴則流于逸樂”二句是骈；“遂營目前之務，而忽百世之功”二句是骈散。
“遂營目前之務”是因，“而忽百世之功”是果。
杜甫：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
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曲江二首》其二） 此後二句不但“骈”，簡直是“對”，但是上下的，不是平行的；字句是平行，意思是上下，亦骈中帶散。
義山詩： 露如微霰下前池，風過回塘萬竹悲。
浮世本來多聚散，紅蕖何事亦離披。
（《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宴作》） “浮世”二句亦骈中帶散。
義山學老杜而比老杜還美，且美中有力。
柳子厚“紛紅駭綠”（《袁家渴記》）自己骈。
散——流動，如水；骈——凝煉，如石。
隻散不好，隻骈亦不成，應骈散相間。
大自然中無美過水與石者，而中國人最能欣賞水與石之美。
處世不可真，而文人是表現性情的，必須真。
“世人皆欲殺”，不必世人殺，亦必自殺。
“若使憂能傷人，此子為不得永年矣”（孔融《論盛孝章書》），豈但憂能傷人，凡感情皆能傷人。
現在世上真的沒有真感情了，詩人以不說強說、不笑強笑為苦，世人以不說強說、不笑強笑為本分，将本性已剝削殆盡。
不但憂憤能傷人，歡樂亦能傷人，除非不是真歡喜。
每日歡喜，搖散精神，如日消雪。
然此與夫子所謂“樂天知命”、與顔回“不改其樂”之“樂”不同。
夫子、顔回之樂，如花之開、水之流，不是搖散精神，是生長，即禅家所謂法喜，即西洋宗教所謂ecstasy。
一人寫一快樂的人，說，我今天真高興，我的心如氫氣球一樣——一碰就崩了。
這是搖散精神。
凡真的感情都是侵蝕人的生命的。
故佛教、道教皆要人壓制感情，感情是學道的對頭、魔頭。
愛能傷人，隻說到一面。
而學文必須助長之不可。
這兩面不是不能調和，而終有點兒抵觸。
學文要助長感情，才能有創作表現；學道必須打倒之，才能有真我、真樂。
文人有真性情、真感情，不必世人欲殺，便足以自殺。
西洋說文人是蠟燭，由兩頭點起來，比别人加一倍亮，而不能延長，以其加一倍消耗。
第一段： “吾常謂之知言”，常，always，永遠；嘗，sometimes，或，時而、曾經。
“常”，五臣作“嘗”。
“知足下固不知之”，“故”，就；“固”，絕對。
“足下傍通”，“傍通”，知己知彼。
“傍”字便從自我中心出發。
“直性狹中”，“中”，衷心；“狹中”，narrowminded；“直性狹中”意謂個性太強，知有己、不知有人。
“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是骈，意骈。
“偶與足下相知耳”句，字法、修辭、意思，都好。
“間聞足下遷”，“間”，近來，五臣注：“頃也。
” 從“足下昔稱吾于颍川”至“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是開端，而關系、性情、近日事情都說清楚了。
寫文當如此。
第二段： “得并介之人”，“并介之人”，不讓人幫，然亦不妨礙人。
“并”，狂、進取，好幫人忙，好做事；“介”，狷，有所不為。
“并”、“介”在一句，自己骈。
“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無”、“有”，亦骈。
骈散不在字數、句法，有似骈而非骈、似非骈而實骈者。
如： 子曰：“富貴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 （《論語&bull述而》） 美而豔。
（《左傳》） 陶淵明“纡辔誠可學，違己讵非迷。
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二十首》其九）；楊恽“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報孫會宗書》），與孔子“從吾所好”不同。
孔子有吃苦忍辱的精神，楊恽隻是放縱。
儒家“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孟子&bull盡心上》），“天爵”，可，是情勢；“人爵”，能，是能力。
六朝時陶淵明大詩人真是儒家精神，比韓愈、杜甫通。
陶淵明夠圓通、沖淡了，而所說仍不及孔子緩和。
陶究竟是詩人，負氣得很（士多有志，斯固然矣）；孔子“從吾所好”，是偉大哲人、詩人态度。
道德是内心的約束，禮法是外身的約束。
由身的放縱、禮法的約束，便可看出其精神已散漫懈怠。
“坐如鐘，立如松”是禮法，由此精神才能集中。
而“禮法豈為吾輩設”[6]？六朝人就犯這勁，不可為法。
然若替他做心理分析，則亦自有其故。
魯迅先生以為乃由憤激生出之矣，世人講道德、仁義，都是假面具，所以有志之士（血性人）便故意不守禮法。
[7]世事不壞于真小人，而壞于僞君子。
《水浒》一百單八人是真強盜，而不是僞君子。
魯智深是大詩人，“人生行樂耳”、“從吾所好”。
六朝人對禮法不敬，已成無理由的了。
魯迅論魏晉人，六朝已是末流，故不論。
魏武帝比始皇還狠、還辣。
蜀、吳二敵手比六國厲害，若是始皇，或者還教二人給滅了。
做皇帝不得不摧殘文人，當時文人受老曹收拾最厲害，故志士必激憤而反抗。
到晉初司馬氏父子，則成“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不可太忠厚，司馬炎忠厚，其子惠帝傻。
） 嵇叔夜反對司馬氏父子。
然何不“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外圓内方？都知有這樣的人，嵇叔夜自己也說了，可自己做不到。
“而悔吝不生耳”，“悔吝”，猶言悔恨。
《易傳&bull系辭》言“吉兇悔吝生于動”，此乃中國最早的人生哲學。
“好事不如無”（雲門文偃禅師語）[8]，亦是人生哲學。
悔吝，天下無悔吝之人，一種是阿Q式人物，不算。
一種是理想人物，所做過事無不對者，聖賢事無不可對人言。
常人豈但不敢對人言，簡直怕想。
另一種則是英雄，如曹操一流人物，錯就錯了，我負責任，決不後悔。
我們既不像阿Q那樣糊塗，又沒有聖賢那樣的健全人格，又不能像英雄那樣堅決，真是平凡的悲哀，具是凡夫。
而人味（人情味）最充足的還是那種有平凡的悲哀的“具是凡夫”。
聖賢真來了，你和他一起舒服嗎？神仙更了不得，英雄也令人害怕，還是“具是凡夫”令人可親了。
王靜安雲： 人生過處惟存
（上古則淳樸，Fromhandtomouth，糊口度日，目前之務。
）歐陽修《五代史&bull伶官傳序》： 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人有所嗜，必為之累；佛無所溺，故曰大雄、大勇、大智。
歐氏此二句是骈句，近于格言，而非警句。
讀書要看警句，必有與一己之心相合者。
格言是教訓，沒有感情。
如朱用純[5]《朱子家訓》： 黎明即起，灑掃庭除。
（第一章） 警句有哲理，凡哲理多帶有感情。
格言沒有感情，是幹枯，不是嚴肅。
《禮記》“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二句，也許帶有教訓意味，然而又有些“勸”的意味。
教訓不必有感情；勸，要有感情色彩，才能感動人心。
古聖先賢悲天憫人之心，是多麼大的感情。
文中散句過多，易于散漫。
後人文章散漫，多因不會用骈句。
魯迅、周作人的白話文都有骈句。
白話文不是白話，如同京劇中的“京白”不是“京話”，京話是散行，京白便有骈句、有錘煉了。
而魯迅、周作人并非有意如此，一寫便如此，且便該如此。
如《論語》，孔子以為話便該如此說，理便該如此講。
凡自以為了不起的人，都是很浮淺的人。
用骈句成心也不成，需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是人工而又要自然。
如空手對白刃，必須純熟，稍一生疏，便害事不淺。
然亦不可過熟，過熟易成濫調。
熟，易緻于爛，乃因不用心；若用心，熟不至爛熟。
在有心無心之間來了，便因極熟。
骈文又不可用死。
骈散，即骈中帶散。
文用散句，文氣流暢。
蔣兆和《杜甫像》 上所舉《典論&bull論文》“貧賤則懾于饑寒，富貴則流于逸樂”二句是骈；“遂營目前之務，而忽百世之功”二句是骈散。
“遂營目前之務”是因，“而忽百世之功”是果。
杜甫：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
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曲江二首》其二） 此後二句不但“骈”，簡直是“對”，但是上下的，不是平行的；字句是平行，意思是上下，亦骈中帶散。
義山詩： 露如微霰下前池，風過回塘萬竹悲。
浮世本來多聚散，紅蕖何事亦離披。
（《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宴作》） “浮世”二句亦骈中帶散。
義山學老杜而比老杜還美，且美中有力。
柳子厚“紛紅駭綠”（《袁家渴記》）自己骈。
散——流動，如水；骈——凝煉，如石。
隻散不好，隻骈亦不成，應骈散相間。
大自然中無美過水與石者，而中國人最能欣賞水與石之美。
處世不可真，而文人是表現性情的，必須真。
“世人皆欲殺”，不必世人殺，亦必自殺。
“若使憂能傷人，此子為不得永年矣”（孔融《論盛孝章書》），豈但憂能傷人，凡感情皆能傷人。
現在世上真的沒有真感情了，詩人以不說強說、不笑強笑為苦，世人以不說強說、不笑強笑為本分，将本性已剝削殆盡。
不但憂憤能傷人，歡樂亦能傷人，除非不是真歡喜。
每日歡喜，搖散精神，如日消雪。
然此與夫子所謂“樂天知命”、與顔回“不改其樂”之“樂”不同。
夫子、顔回之樂，如花之開、水之流，不是搖散精神，是生長，即禅家所謂法喜，即西洋宗教所謂ecstasy。
一人寫一快樂的人，說，我今天真高興，我的心如氫氣球一樣——一碰就崩了。
這是搖散精神。
凡真的感情都是侵蝕人的生命的。
故佛教、道教皆要人壓制感情，感情是學道的對頭、魔頭。
愛能傷人，隻說到一面。
而學文必須助長之不可。
這兩面不是不能調和，而終有點兒抵觸。
學文要助長感情，才能有創作表現；學道必須打倒之，才能有真我、真樂。
文人有真性情、真感情，不必世人欲殺，便足以自殺。
西洋說文人是蠟燭，由兩頭點起來，比别人加一倍亮，而不能延長，以其加一倍消耗。
第一段： “吾常謂之知言”，常，always，永遠；嘗，sometimes，或，時而、曾經。
“常”，五臣作“嘗”。
“知足下固不知之”，“故”，就；“固”，絕對。
“足下傍通”，“傍通”，知己知彼。
“傍”字便從自我中心出發。
“直性狹中”，“中”，衷心；“狹中”，narrowminded；“直性狹中”意謂個性太強，知有己、不知有人。
“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是骈，意骈。
“偶與足下相知耳”句，字法、修辭、意思，都好。
“間聞足下遷”，“間”，近來，五臣注：“頃也。
” 從“足下昔稱吾于颍川”至“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是開端，而關系、性情、近日事情都說清楚了。
寫文當如此。
第二段： “得并介之人”，“并介之人”，不讓人幫，然亦不妨礙人。
“并”，狂、進取，好幫人忙，好做事；“介”，狷，有所不為。
“并”、“介”在一句，自己骈。
“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無”、“有”，亦骈。
骈散不在字數、句法，有似骈而非骈、似非骈而實骈者。
如： 子曰：“富貴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 （《論語&bull述而》） 美而豔。
（《左傳》） 陶淵明“纡辔誠可學，違己讵非迷。
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二十首》其九）；楊恽“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報孫會宗書》），與孔子“從吾所好”不同。
孔子有吃苦忍辱的精神，楊恽隻是放縱。
儒家“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孟子&bull盡心上》），“天爵”，可，是情勢；“人爵”，能，是能力。
六朝時陶淵明大詩人真是儒家精神，比韓愈、杜甫通。
陶淵明夠圓通、沖淡了，而所說仍不及孔子緩和。
陶究竟是詩人，負氣得很（士多有志，斯固然矣）；孔子“從吾所好”，是偉大哲人、詩人态度。
道德是内心的約束，禮法是外身的約束。
由身的放縱、禮法的約束，便可看出其精神已散漫懈怠。
“坐如鐘，立如松”是禮法，由此精神才能集中。
而“禮法豈為吾輩設”[6]？六朝人就犯這勁，不可為法。
然若替他做心理分析，則亦自有其故。
魯迅先生以為乃由憤激生出之矣，世人講道德、仁義，都是假面具，所以有志之士（血性人）便故意不守禮法。
[7]世事不壞于真小人，而壞于僞君子。
《水浒》一百單八人是真強盜，而不是僞君子。
魯智深是大詩人，“人生行樂耳”、“從吾所好”。
六朝人對禮法不敬，已成無理由的了。
魯迅論魏晉人，六朝已是末流，故不論。
魏武帝比始皇還狠、還辣。
蜀、吳二敵手比六國厲害，若是始皇，或者還教二人給滅了。
做皇帝不得不摧殘文人，當時文人受老曹收拾最厲害，故志士必激憤而反抗。
到晉初司馬氏父子，則成“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不可太忠厚，司馬炎忠厚，其子惠帝傻。
） 嵇叔夜反對司馬氏父子。
然何不“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外圓内方？都知有這樣的人，嵇叔夜自己也說了，可自己做不到。
“而悔吝不生耳”，“悔吝”，猶言悔恨。
《易傳&bull系辭》言“吉兇悔吝生于動”，此乃中國最早的人生哲學。
“好事不如無”（雲門文偃禅師語）[8]，亦是人生哲學。
悔吝，天下無悔吝之人，一種是阿Q式人物，不算。
一種是理想人物，所做過事無不對者，聖賢事無不可對人言。
常人豈但不敢對人言，簡直怕想。
另一種則是英雄，如曹操一流人物，錯就錯了，我負責任，決不後悔。
我們既不像阿Q那樣糊塗，又沒有聖賢那樣的健全人格，又不能像英雄那樣堅決，真是平凡的悲哀，具是凡夫。
而人味（人情味）最充足的還是那種有平凡的悲哀的“具是凡夫”。
聖賢真來了，你和他一起舒服嗎？神仙更了不得，英雄也令人害怕，還是“具是凡夫”令人可親了。
王靜安雲： 人生過處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