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講 體裁與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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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式就又成立了；成立一新形式，便有一新限制。
現在舊的東西實已滅了，誰的創作能出一種文的風格、人的人格來？“八家”[21]雖不成，而各有其風格，代表其人格。
“桐城”更不行，都是一樣，文無風格，且看不出其人格。
這便因既無開山祖師之風格，又無新的風格，乃成挂羊頭賣狗肉之形式。
餘以為“優遊”是自在，由自在便生出雍容（大雅）。
如演戲登台，經驗多便自在；但熟極而流，便成為縱逸，那便糟了。
自在絕非胡來，要守規矩，但規矩一點兒也不能限制他。
這是大作家的長處、優點。
近代文學如小說、戲曲、詩歌，各有其限制。
戲曲絕不可與小說相似，那不成。
新文學限制或不如舊古典文學之嚴，但不是沒限制。
寫的戲曲還得是戲曲，因為有它的限制。
有限制但還要自在才成，必自在才能“華盛”，因為必自在才能“玩兒花活”。
四 六朝有文、筆之分，“文筆分途自一時”（沈尹默先生句）。
詩與散文之區别，大概有韻者為文，無韻者為筆：有韻如詩、賦，無韻乃今之散文。
但實際有的詩雖有韻實是散文。
太炎[22]先生講演說有韻為詩，或問曰：“然則‘百家姓’亦可謂為詩耶？”——實在不能算詩。
反之，有的無韻散文未必不是詩，如《洛陽伽藍記》《世說新語》，有的地方頗有詩意。
《世說新語》上關于桓溫有幾條頗有詩意。
王、謝家子弟有詩意，因其為文人；至于桓溫則為推官，但有時确有詩味，其行為言語頗有詩味。
（再如《水浒傳》魯大哥是真的詩人。
）桓溫既有辭采且有詩味，比那些自命風雅的人還高一籌。
至于有的“詩人”失眠、吐血、神經衰弱，那是他的病。
中國詩人的确太弱了，一點兒強的東西也裝不進去。
尼采（Nietzsche）、契柯夫（Chekhov）[23]身體雖壞，但心是健康的。
身體雖渺小，但心是偉大的。
吾人可以病我們的身，不能病我們的心；可以衰弱我們的身體，不可狹小我們的心。
中國文人有種毛病，愛說自己病，其一以自己病要挾人同情，其二以病炫耀自己是文人。
固然我們對不幸的人同情是人類本能，但憐憫心已然不好。
人不該活在别人的同情之中。
活在别人同情之下，你就沒自由了。
現在文人應多讀老杜、魏武[24]之作。
人高興時做事也多、也快，便因心是寬的。
人心一窄就什麼也做不出來了。
餘生病悲觀時少、生氣時多，這不成。
有病之後還要自己高興，不但要沉得住氣，而且要提氣。
要自己懂，講沒用。
講是講給“會”家聽的。
一切道理皆然。
蠅子碰窗戶，不論其能否碰出去，不必笑它，總之它看出一點光亮。
我們看書不可模糊，碰的是窗戶，一破出去了；碰的不是，無論如何出不去。
講書講明白了，那是你自己根本能明白。
“論精微而朗暢”，“精微”即細密，其相反為粗疏；“朗暢”即明白。
細密而且明白，不易；粗了反容易明白。
現在文章用形容詞太多，反足以混亂讀者視聽，抓不到正确觀念。
其實用形容詞太多，就表示他自己沒有正确清楚的觀念。
比如寫粉筆的顔色，他不知道粉筆顔色，是知道許多寫顔色的形容詞。
不要以為用字少就減少文字力量，用字不在多少，在正确與否。
托洛斯基（Trotsky）[25]論文學曰：舊派以為文學起始是字，我們以為文學起始是事。
[26]常人寫文并沒把一件事觀察清楚，隻是在寫時把自己讀過的文辭又吐出來而已。
“奏平徹以閑雅”，五臣注： 奏事帝庭，所以陳叙情理，故和平其詞，通徹其意。
雍容閑雅，此焉可觀。
其實“和平其詞，通徹其意”，即今所謂平通正達。
“閑”，安閑，“雅”；雅正。
這樣的文章最老實。
因奏乃呈皇帝者，不須出奇。
其實現在公事，甭說作得不通徹閑雅，即使作得通徹閑雅，有誰看得出來？ “說炜晔而谲诳”，論是批評是非，說是說明；論是發揮己意，說是使人相信，故取其“炜晔”。
“晔”，五臣本作“烨”，偏旁相似取其美觀。
但美須有閑，精神、氣力、學識、經驗，皆要來得及。
現在人連捉襟見肘都夠不上，簡直是不清楚；現在人連明白都夠不上，何論美觀？所謂“谲诳”，雖無此人、無此事，要使人聽了似有其人、似有其事，而且确有此情，确有此理。
如寓言中牛馬說話，即使牛馬不會說話，但隻要牛馬說話，它一定那樣說；即使牛馬不那樣說，但的确有人那樣說。
戰國策士好說譬喻、寓言，莊子之寓言蓋亦受其影響。
并無其人其事，而似有其人似有其事；而且雖無其人雖無其事，但絕有其情，絕有其理。
如近代《伊索寓言》之每一故事是一教訓。
人必須聽進去，始能明白、相信，故用比喻。
佛說《百喻經》，餘以為往古來今沒有比他再能誇大的了。
科學不許誇大，但在文學上允許。
其實《百喻經》何必一百？他天才太敷餘，我們太窘。
諸子寓言“炜晔而谲诳”。
現在有些人很會說謊話，但一到作文不行了。
說謊話蓋為人類本能（與舊說天性相近），所以剛會說話小孩就好說謊話，其意不在騙人，乃是以之為一種愉快的享受。
按心理學說，人類最大愉快在創造，創造即人為萬物之靈的理由。
其他動物不會創造，即使會，其創造也甚渺小。
“麻将”是中國最藝術的發明，其趣味亦在創造。
作牌成了固然好，不成也得幹。
成敗利鈍非所計也，因為這是創造。
說謊話也是創造。
小孩愛說謊話便可證明人有說謊的天性與本能。
然則教小孩說謊麼？這很難說。
勉強說可以這樣說：說謊話若意在騙人則不可說，絕不可說；然而說謊話豈有不騙人之理？乃是說不想以謊話騙人取利或卸責。
取利或卸責之謊話絕對禁出，而以謊話為一種創造、一種愉快或享受時，應該提倡。
（人不用說說謊，就是報告事情有時第一遍也與第二遍不同。
這是天性。
） 人是要求真，但求真之外還愛假。
真是不假，假是不真，好像絕不能渾為一事。
但以電影、戲劇、藝術、文學言之，則真假為一。
因為求真心愈切所以愛假，愛假即所以求真，假所以顯真也。
電影戲劇之劣者，我們讨厭它，不是因為它假得不好、假得不可愛，是因為叫你看不見真，而假的像真的似的。
人自有生無時不在求真愛假之中。
說謊可以，但有一條件，即不可以是取利或卸責。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論語&bull子罕》）這是虛僞（或者虛僞與假不同）。
這二句雖非取利，而近于卸責。
人生的創造是一個偉大的說謊。
撒謊使人相信，不難；使人愛，難。
在文學上偉大作家都是偉大說謊者，不但說得使人信，而且說得使人愛，甚至因為愛的緣故，連信不信都不複想了。
如《紅樓夢》寫寶、黛，隻要我們愛這兩個人，就不必推求其有無了。
一個人不能說謊，就是創造力缺乏。
小孩愛說謊，我們若能因勢利導，可培養其說謊能力——創造性。
而中國民族是一個最老實的民族。
中國詩教溫柔敦厚，所以中國缺少叙事之作（narrate）。
如荷馬（Homer）[27]之作、希臘史詩、但丁（Dante）《神曲》[28]、歌德（Goethe）《浮士德》[29]、莎氏戲劇，中國便無此種作品。
其初餘以為乃中國民族幻想不發達，其實幻想不發達，就是沒有說謊本領，沒有創造性。
中國民族太老實，不會說謊，連佛教那樣誇大的說謊也沒有。
《文賦》每字稱量而出。
文論每體給四個字，那是多少年工夫。
陸氏共舉十種文體，十之七為韻文，十之三為散文。
可見中國中古文學以韻文為主，散文在其次，此六朝風氣。
這就無怪乎六朝人寫什麼都成美文了，如《洛陽伽藍記》《世說新語》《水經注》《宋書》。
詩之美影響到散文，這就無怪乎陸氏寫《文賦》這麼美，劉氏寫《文心》也那麼美了。
寫文要表現詩的美。
今人要學六朝文不行了，因為已無那種詩的修養。
至“區别之在茲”，言各文體之所異；“禁邪而制放”，言各文體之所同。
餘以為“邪”即《論語》“思無邪”（《為政》）之邪，“放”即《孟子》“收其放心”（《告子上》）之放。
（但不要把“邪”講成邪思，“放”講成放心。
）“禁邪”，即有紀律（層次、條理、先後、長短）；“制放”，即戒泛濫。
用兵忌烏合之衆。
文若如此隻是許多句，不是一篇文；兵若如此隻是許多人，而不是一個軍隊，故曰“節制之師”（《荀子&bull議兵》）。
寫文要大膽，大膽後要有小心；寫文要自由，而背後有訓練。
元曲有“千自由百自在”（張國賓雜劇《薛仁貴衣錦還鄉》）之語。
禅得大自在，遊行自在，無不如意，行所無事，他的自由是多少苦功夫訓練出來的，是“節制之師”，不是烏合之衆。
（武松打虎是本事，李逵殺虎蠻戮而已。
）吾輩凡人真是矛盾、悲哀，幾時能把節制與自由打成一片便好了。
非到這程度，寫不出你的風格來。
現在寫文學批評的人，動曰作品風格，“風格”二字很難講。
餘曾說作品風格表現作者人格。
（我們或者說不出來，但感覺得出來。
）而文論不成，文論要說出來。
一個人寫作品要想在作品中很鮮明地表現出自已的人格來，這需要長期訓練，達于“節制之師”。
梁簡文帝蕭綱[30]論文曰：作文與做人立身不同，作文要放蕩，立身（做人）要謹饬。
[31]前者是大
現在舊的東西實已滅了，誰的創作能出一種文的風格、人的人格來？“八家”[21]雖不成，而各有其風格，代表其人格。
“桐城”更不行，都是一樣，文無風格，且看不出其人格。
這便因既無開山祖師之風格，又無新的風格，乃成挂羊頭賣狗肉之形式。
餘以為“優遊”是自在，由自在便生出雍容（大雅）。
如演戲登台，經驗多便自在；但熟極而流，便成為縱逸，那便糟了。
自在絕非胡來，要守規矩，但規矩一點兒也不能限制他。
這是大作家的長處、優點。
近代文學如小說、戲曲、詩歌，各有其限制。
戲曲絕不可與小說相似，那不成。
新文學限制或不如舊古典文學之嚴，但不是沒限制。
寫的戲曲還得是戲曲，因為有它的限制。
有限制但還要自在才成，必自在才能“華盛”，因為必自在才能“玩兒花活”。
四 六朝有文、筆之分，“文筆分途自一時”（沈尹默先生句）。
詩與散文之區别，大概有韻者為文，無韻者為筆：有韻如詩、賦，無韻乃今之散文。
但實際有的詩雖有韻實是散文。
太炎[22]先生講演說有韻為詩，或問曰：“然則‘百家姓’亦可謂為詩耶？”——實在不能算詩。
反之，有的無韻散文未必不是詩，如《洛陽伽藍記》《世說新語》，有的地方頗有詩意。
《世說新語》上關于桓溫有幾條頗有詩意。
王、謝家子弟有詩意，因其為文人；至于桓溫則為推官，但有時确有詩味，其行為言語頗有詩味。
（再如《水浒傳》魯大哥是真的詩人。
）桓溫既有辭采且有詩味，比那些自命風雅的人還高一籌。
至于有的“詩人”失眠、吐血、神經衰弱，那是他的病。
中國詩人的确太弱了，一點兒強的東西也裝不進去。
尼采（Nietzsche）、契柯夫（Chekhov）[23]身體雖壞，但心是健康的。
身體雖渺小，但心是偉大的。
吾人可以病我們的身，不能病我們的心；可以衰弱我們的身體，不可狹小我們的心。
中國文人有種毛病，愛說自己病，其一以自己病要挾人同情，其二以病炫耀自己是文人。
固然我們對不幸的人同情是人類本能，但憐憫心已然不好。
人不該活在别人的同情之中。
活在别人同情之下，你就沒自由了。
現在文人應多讀老杜、魏武[24]之作。
人高興時做事也多、也快，便因心是寬的。
人心一窄就什麼也做不出來了。
餘生病悲觀時少、生氣時多，這不成。
有病之後還要自己高興，不但要沉得住氣，而且要提氣。
要自己懂，講沒用。
講是講給“會”家聽的。
一切道理皆然。
蠅子碰窗戶，不論其能否碰出去，不必笑它，總之它看出一點光亮。
我們看書不可模糊，碰的是窗戶，一破出去了；碰的不是，無論如何出不去。
講書講明白了，那是你自己根本能明白。
“論精微而朗暢”，“精微”即細密，其相反為粗疏；“朗暢”即明白。
細密而且明白，不易；粗了反容易明白。
現在文章用形容詞太多，反足以混亂讀者視聽，抓不到正确觀念。
其實用形容詞太多，就表示他自己沒有正确清楚的觀念。
比如寫粉筆的顔色，他不知道粉筆顔色，是知道許多寫顔色的形容詞。
不要以為用字少就減少文字力量，用字不在多少，在正确與否。
托洛斯基（Trotsky）[25]論文學曰：舊派以為文學起始是字，我們以為文學起始是事。
[26]常人寫文并沒把一件事觀察清楚，隻是在寫時把自己讀過的文辭又吐出來而已。
“奏平徹以閑雅”，五臣注： 奏事帝庭，所以陳叙情理，故和平其詞，通徹其意。
雍容閑雅，此焉可觀。
其實“和平其詞，通徹其意”，即今所謂平通正達。
“閑”，安閑，“雅”；雅正。
這樣的文章最老實。
因奏乃呈皇帝者，不須出奇。
其實現在公事，甭說作得不通徹閑雅，即使作得通徹閑雅，有誰看得出來？ “說炜晔而谲诳”，論是批評是非，說是說明；論是發揮己意，說是使人相信，故取其“炜晔”。
“晔”，五臣本作“烨”，偏旁相似取其美觀。
但美須有閑，精神、氣力、學識、經驗，皆要來得及。
現在人連捉襟見肘都夠不上，簡直是不清楚；現在人連明白都夠不上，何論美觀？所謂“谲诳”，雖無此人、無此事，要使人聽了似有其人、似有其事，而且确有此情，确有此理。
如寓言中牛馬說話，即使牛馬不會說話，但隻要牛馬說話，它一定那樣說；即使牛馬不那樣說，但的确有人那樣說。
戰國策士好說譬喻、寓言，莊子之寓言蓋亦受其影響。
并無其人其事，而似有其人似有其事；而且雖無其人雖無其事，但絕有其情，絕有其理。
如近代《伊索寓言》之每一故事是一教訓。
人必須聽進去，始能明白、相信，故用比喻。
佛說《百喻經》，餘以為往古來今沒有比他再能誇大的了。
科學不許誇大，但在文學上允許。
其實《百喻經》何必一百？他天才太敷餘，我們太窘。
諸子寓言“炜晔而谲诳”。
現在有些人很會說謊話，但一到作文不行了。
說謊話蓋為人類本能（與舊說天性相近），所以剛會說話小孩就好說謊話，其意不在騙人，乃是以之為一種愉快的享受。
按心理學說，人類最大愉快在創造，創造即人為萬物之靈的理由。
其他動物不會創造，即使會，其創造也甚渺小。
“麻将”是中國最藝術的發明，其趣味亦在創造。
作牌成了固然好，不成也得幹。
成敗利鈍非所計也，因為這是創造。
說謊話也是創造。
小孩愛說謊話便可證明人有說謊的天性與本能。
然則教小孩說謊麼？這很難說。
勉強說可以這樣說：說謊話若意在騙人則不可說，絕不可說；然而說謊話豈有不騙人之理？乃是說不想以謊話騙人取利或卸責。
取利或卸責之謊話絕對禁出，而以謊話為一種創造、一種愉快或享受時，應該提倡。
（人不用說說謊，就是報告事情有時第一遍也與第二遍不同。
這是天性。
） 人是要求真，但求真之外還愛假。
真是不假，假是不真，好像絕不能渾為一事。
但以電影、戲劇、藝術、文學言之，則真假為一。
因為求真心愈切所以愛假，愛假即所以求真，假所以顯真也。
電影戲劇之劣者，我們讨厭它，不是因為它假得不好、假得不可愛，是因為叫你看不見真，而假的像真的似的。
人自有生無時不在求真愛假之中。
說謊可以，但有一條件，即不可以是取利或卸責。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論語&bull子罕》）這是虛僞（或者虛僞與假不同）。
這二句雖非取利，而近于卸責。
人生的創造是一個偉大的說謊。
撒謊使人相信，不難；使人愛，難。
在文學上偉大作家都是偉大說謊者，不但說得使人信，而且說得使人愛，甚至因為愛的緣故，連信不信都不複想了。
如《紅樓夢》寫寶、黛，隻要我們愛這兩個人，就不必推求其有無了。
一個人不能說謊，就是創造力缺乏。
小孩愛說謊，我們若能因勢利導，可培養其說謊能力——創造性。
而中國民族是一個最老實的民族。
中國詩教溫柔敦厚，所以中國缺少叙事之作（narrate）。
如荷馬（Homer）[27]之作、希臘史詩、但丁（Dante）《神曲》[28]、歌德（Goethe）《浮士德》[29]、莎氏戲劇，中國便無此種作品。
其初餘以為乃中國民族幻想不發達，其實幻想不發達，就是沒有說謊本領，沒有創造性。
中國民族太老實，不會說謊，連佛教那樣誇大的說謊也沒有。
《文賦》每字稱量而出。
文論每體給四個字，那是多少年工夫。
陸氏共舉十種文體，十之七為韻文，十之三為散文。
可見中國中古文學以韻文為主，散文在其次，此六朝風氣。
這就無怪乎六朝人寫什麼都成美文了，如《洛陽伽藍記》《世說新語》《水經注》《宋書》。
詩之美影響到散文，這就無怪乎陸氏寫《文賦》這麼美，劉氏寫《文心》也那麼美了。
寫文要表現詩的美。
今人要學六朝文不行了，因為已無那種詩的修養。
至“區别之在茲”，言各文體之所異；“禁邪而制放”，言各文體之所同。
餘以為“邪”即《論語》“思無邪”（《為政》）之邪，“放”即《孟子》“收其放心”（《告子上》）之放。
（但不要把“邪”講成邪思，“放”講成放心。
）“禁邪”，即有紀律（層次、條理、先後、長短）；“制放”，即戒泛濫。
用兵忌烏合之衆。
文若如此隻是許多句，不是一篇文；兵若如此隻是許多人，而不是一個軍隊，故曰“節制之師”（《荀子&bull議兵》）。
寫文要大膽，大膽後要有小心；寫文要自由，而背後有訓練。
元曲有“千自由百自在”（張國賓雜劇《薛仁貴衣錦還鄉》）之語。
禅得大自在，遊行自在，無不如意，行所無事，他的自由是多少苦功夫訓練出來的，是“節制之師”，不是烏合之衆。
（武松打虎是本事，李逵殺虎蠻戮而已。
）吾輩凡人真是矛盾、悲哀，幾時能把節制與自由打成一片便好了。
非到這程度，寫不出你的風格來。
現在寫文學批評的人，動曰作品風格，“風格”二字很難講。
餘曾說作品風格表現作者人格。
（我們或者說不出來，但感覺得出來。
）而文論不成，文論要說出來。
一個人寫作品要想在作品中很鮮明地表現出自已的人格來，這需要長期訓練，達于“節制之師”。
梁簡文帝蕭綱[30]論文曰：作文與做人立身不同，作文要放蕩，立身（做人）要謹饬。
[31]前者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