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講 體裁與風格
關燈
小
中
大
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論語&bull學而》），你沒用過功，如何知道？孔子話簡單，至莊子、墨子、孟子，便說多了，好舉例、好寓言，便是怕人不明白。
戰國諸子皆說寓言，用簡單故事表現細微深邃之事理，那真是“言窮者無隘”。
佛經也如此，《聖經》也如此。
必須真知、真行。
“知行合一”，其說似高深，其實即“說食不飽”之意。
“言窮者無隘，論達者惟曠”，“窮”，細微深邃；“達”，偉大崇高；“放曠”，擴大。
我們作文章便怕這兩種：既不能細，又不能大。
《史記》寫“巨鹿之戰”、《漢書》寫“昆陽之戰”，既細又大。
“言窮者無隘”，是細無不舉；“論達者惟曠”，是大無不包。
不但文論，一切哲學皆然。
而其實，“窮”、“達”還是一個，沒有一個細微深邃的不是偉大崇高的；同樣，也沒有一個偉大崇高的不是細微深邃的。
“于一粒沙中見世界”（威廉&bull勃雷克[WilliamBlake][12]《天真的預言》），佛言“納須彌于芥子”（須彌，今稱喜馬拉雅山）。
如故宮建築藝術，偉大崇高必有細緻深邃功夫。
此段是一層層下來的，“言窮者無隘，論達者惟曠”二句出于“在有無而僶俛，當淺深而不讓”。
“言窮者無隘，論達者惟曠”後之“詩緣情而绮靡，賦體物而浏亮”以下，論文體。
三 《文心雕龍&bull總術》雲：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此乃自其分而言之。
自其合而言之，則無論有韻與否，皆謂之文。
人類先有詩，後有散文，任何國家民族皆然，故《文賦》先言詩。
詩發達最早，而文學最早發達的是“緣情”。
（陸機《歎逝賦》：“哀緣情而來宅。
”）樹生枝長葉甚久，而當初隻很小一粒種子。
“詩緣情而绮靡”，“绮”，美也（謝眺《晚登三山還望京邑》有“餘霞散成绮”句）；“靡”，柔也。
凡緣情之作，無不美、無不柔者。
詩是軟性的，而在詩史上，詩是由軟性發展成為硬性，由緣情而變為理智。
宋詩是理智，硬性。
文由硬性變為軟性。
六朝文是绮靡，軟性。
所以有人說，明末小品文是文學新運動，複古，複六朝之古。
（明末有幾部書盛行——《世說新語》《水經注》《三國志注》。
） “賦體物而浏亮”，詩感人，故須绮靡；賦體物，故須鮮明。
詩不绮靡，不能使人發生同情；賦不浏亮，不能使人如見其物。
賦在《漢志》分為若幹種，其中一種為辭賦，騁辭之賦，即所說漢賦也。
如《長楊》《羽獵》《兩京》等賦，此漢賦正宗。
至于司馬相如[13]《長門》《大人》等賦，似非漢賦正宗（相如好處不知何在，一篇《長門賦》寫得稀糟）。
漢一班學者文人皆無情感，漢賦正宗是體物浏亮。
六朝賦是抒情之賦，如江淹[14]《别賦》《恨賦》，乃漢人所不肯為。
漢人以後賦分兩派：一北一南；一古典一革新；一體物一緣情。
如木華[15]（字玄虛）《海賦》、郭璞[16]《江賦》、左思[17]《三都賦》（《三都》全仿《兩京》），此為北派，古典、體物；南派是革新的、緣情的，用寫詩之法寫賦，如《别賦》《恨賦》。
就文體言之，詩為柔，文為剛。
（陽剛、陰柔，桐城派[18]之說，其實即理智與感情。
）而有人以寫文之法寫詩；又有人以寫詩之法寫文（如《洛陽伽藍記》《水經注》）。
同是紀事，《洛陽伽藍記》與《世說》便不能比；“史”、“漢”亦一柔一剛。
此言詩為柔、文為剛，乃大較之言。
亦如男女二性，在許多女人身上，帶有幾分男性；有的男人身上帶幾分女性。
“賦體物而浏亮”，而六朝賦亦有緣情绮靡之作；“詩緣情而绮靡”，然老杜紀事詩與退之詩皆有體物浏亮之作。
“碑披文以相質”，碑，始于漢，所以紀鬼神之功德。
墓碑，人；廟碑，神，皆為叙德之作。
既曰叙德，必有實在可叙，故曰“披文”、“相質”。
“相”之為言助也。
披文、相質并非文質相半，質是主，文以相之。
“诔纏綿而凄怆”，诔，乃對死者之悼辭，故曰“纏綿”、“凄怆”。
碑，理智，硬性；诔，緣情，軟性。
“銘博約而溫潤”，李善注： 博約，謂事博而文約也。
銘以題勒示後，故博約溫潤。
此說不當。
“博約”，須由博而返約也。
“銘”，名物也。
凡銘文刻于物上，如鏡銘、盤銘，故須博約：“博”，意義之廣；“約”，文字之簡。
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禮記&bull大學》引《盤銘》），無論世變如何，這三句話永遠打不破、行不完。
“溫潤”，是可親、可愛之意。
因銘除名物外多含教訓之意，教訓易成為幹燥，故須溫潤。
漢代辭賦拓片 “箴頓挫而清壯”，“箴”，以譏刺得失。
銘，為物而作；箴，為事而作。
箴往往比銘還硬，“頓挫”、“清壯”才有力，才可以動人。
因為勸誡之言須有力始能動人。
箴，所以規既往而戒将來。
五臣注： 箴所以刺前事之失者，故須抑折前人之心，使文清理壯也。
頓挫，猶抑折也。
後人作文用字太不假思索，什麼叫“文清理壯”？“抑”、制，“折”、伏？其實，“頓挫”是說文字之頓挫，“頓”之為言斷（停止之處亦曰頓，如天子遊幸所止曰駐頓），“挫”之為言折。
但頓挫不能說“斷折”，說“曲折”庶近之矣。
箴篇幅短，故要曲折有力。
文章有最以頓挫見長者，當推“史”、“漢”，看似一氣，但無一字一語不曲折，絕不平直。
吾人作文患不通順，一通順又太平直，也不行。
白樂天詩其平如砥，其直如矢，其清如水，可惜清而不壯。
老杜一字一轉，或者不清，可絕對壯。
不怕不懂貨，就怕貨比貨。
近代語體文沒勁，便因無頓挫，否則便因不通順。
魯迅先生一字一轉、一句一轉，沒有一個轉處不是活蹦的。
禅家有所謂“萬法唯心”，心生、神生、法生，心滅、神滅、法滅。
尤其我們治文學的更是如此，一切創作皆然。
如各小說所寫，根本無此事，就算有此事，也虧他小說家寫呀！否則《史記》“巨鹿之戰”隻須寫“項羽大破秦軍于巨鹿”一句，這不能說不是史，但不是文。
一個題目寫出後，其間變化開合真是心生法生、心滅法滅。
自然主義、客觀寫實法是科學的，但何以此一派亦僅是此少數作家？即以純粹科學家如愛迪生（Edison），何以亦隻有一人？便也仍因他們是心生法生，我們是心滅法滅。
否則文若有“法”，豈非成印闆文章？天下無印闆文章。
故“萬法唯心”。
我們說老杜、魯迅的詩文有頓挫，我們知道了，但何以我們寫時不能成為老杜的詩、魯迅的文？便因我們沒有他們那樣的心。
開山祖師，成；至于其弟子，既非祖師之心，而還要仿其形，外表很是，而内容滿不是。
祖師是心生法生，弟子是心滅法滅，挂羊頭賣狗肉。
餘此所講自謂為“新唯心論”。
以前唯心論講得太玄，知者無從知，行也無從行，結果成為渺茫、空洞。
餘所講“有此心始有此文”，也快渺茫、空洞了，但餘所說有科學的、唯物的根基。
人心是以生活做根基，過此生活便有此心。
如男性旦角，在台上不僅形變為女性，且心亦變為女性之心，失掉固有本性，這便因其舞台上女性生活使然。
生活這是唯物的、科學的，所以我們要在生活一方面擴大。
要有書齋生活、文學修養，這隻可養成技術；但生活一點兒沒有，拿“頓挫”表現什麼？拿“清壯”表現什麼？如“屠龍”[19]，本事不錯，但是上什麼地方屠啊？宋之江西派[20]真是有屠龍術，技術在老杜之上，但是老杜有的宰，他們宰什麼？割雞焉用牛刀，屠龍技連雞也宰不了。
少個東西，少個什麼？生活不硬。
餘之“新唯心論”有點近于心理學之行為派。
最早之心理學是反省派，其後演進為行為派。
行為派由觀察統計而來，餘之論與之相似。
老杜之詩、魯迅之文，他的思想與生活打成一片，他的思想上有了曲折頓挫，他的詩文自然曲折頓挫。
有的文人原來思想就簡單空洞，你叫他頓挫什麼？曲折什麼？自然寫出來便一順邊了。
如小孩子寫文章，怎麼頓挫的起來？ 既如此說，便不用講《文賦》了？但還要講，不得不爾，一方面給同學定一理想标準（目标），一方面給一個印證。
目标是知，印證是知行合一。
創作經驗愈多，愈覺得魏文帝《論文》及陸機《文賦》的話對。
“頌優遊以彬蔚”，五臣注： 頌以歌功頌德，故須優遊縱逸而華盛也。
彬蔚，華盛貌。
其言大體對。
佛經上有一種“頌”是說理的，那是外來的，或稱“頌子”，與“偈”相似而又不同。
偈語是斷定，頌子是闡明。
中國之頌則為歌功頌德之作，自“三百篇”即然。
五臣拿“華盛”講“彬蔚”可以，拿“縱逸”講“優遊”不可。
文學不可縱逸。
人類時時想自由，可是時時對自己加束縛。
人生如此，文學亦然，縱逸不能有。
創作要大膽，但大膽亦要有限制，絕非胡來。
文明、文化在打破限制，但舊的方打破，新的就成立了，重重打破，重重成立。
人生如此，文學表現人生，故亦如此。
我們時常要打破舊形式，但
戰國諸子皆說寓言，用簡單故事表現細微深邃之事理，那真是“言窮者無隘”。
佛經也如此，《聖經》也如此。
必須真知、真行。
“知行合一”，其說似高深，其實即“說食不飽”之意。
“言窮者無隘，論達者惟曠”，“窮”，細微深邃；“達”，偉大崇高；“放曠”，擴大。
我們作文章便怕這兩種：既不能細，又不能大。
《史記》寫“巨鹿之戰”、《漢書》寫“昆陽之戰”，既細又大。
“言窮者無隘”，是細無不舉；“論達者惟曠”，是大無不包。
不但文論，一切哲學皆然。
而其實，“窮”、“達”還是一個，沒有一個細微深邃的不是偉大崇高的；同樣，也沒有一個偉大崇高的不是細微深邃的。
“于一粒沙中見世界”（威廉&bull勃雷克[WilliamBlake][12]《天真的預言》），佛言“納須彌于芥子”（須彌，今稱喜馬拉雅山）。
如故宮建築藝術，偉大崇高必有細緻深邃功夫。
此段是一層層下來的，“言窮者無隘，論達者惟曠”二句出于“在有無而僶俛，當淺深而不讓”。
“言窮者無隘，論達者惟曠”後之“詩緣情而绮靡，賦體物而浏亮”以下，論文體。
三 《文心雕龍&bull總術》雲：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此乃自其分而言之。
自其合而言之，則無論有韻與否，皆謂之文。
人類先有詩，後有散文，任何國家民族皆然，故《文賦》先言詩。
詩發達最早，而文學最早發達的是“緣情”。
（陸機《歎逝賦》：“哀緣情而來宅。
”）樹生枝長葉甚久，而當初隻很小一粒種子。
“詩緣情而绮靡”，“绮”，美也（謝眺《晚登三山還望京邑》有“餘霞散成绮”句）；“靡”，柔也。
凡緣情之作，無不美、無不柔者。
詩是軟性的，而在詩史上，詩是由軟性發展成為硬性，由緣情而變為理智。
宋詩是理智，硬性。
文由硬性變為軟性。
六朝文是绮靡，軟性。
所以有人說，明末小品文是文學新運動，複古，複六朝之古。
（明末有幾部書盛行——《世說新語》《水經注》《三國志注》。
） “賦體物而浏亮”，詩感人，故須绮靡；賦體物，故須鮮明。
詩不绮靡，不能使人發生同情；賦不浏亮，不能使人如見其物。
賦在《漢志》分為若幹種，其中一種為辭賦，騁辭之賦，即所說漢賦也。
如《長楊》《羽獵》《兩京》等賦，此漢賦正宗。
至于司馬相如[13]《長門》《大人》等賦，似非漢賦正宗（相如好處不知何在，一篇《長門賦》寫得稀糟）。
漢一班學者文人皆無情感，漢賦正宗是體物浏亮。
六朝賦是抒情之賦，如江淹[14]《别賦》《恨賦》，乃漢人所不肯為。
漢人以後賦分兩派：一北一南；一古典一革新；一體物一緣情。
如木華[15]（字玄虛）《海賦》、郭璞[16]《江賦》、左思[17]《三都賦》（《三都》全仿《兩京》），此為北派，古典、體物；南派是革新的、緣情的，用寫詩之法寫賦，如《别賦》《恨賦》。
就文體言之，詩為柔，文為剛。
（陽剛、陰柔，桐城派[18]之說，其實即理智與感情。
）而有人以寫文之法寫詩；又有人以寫詩之法寫文（如《洛陽伽藍記》《水經注》）。
同是紀事，《洛陽伽藍記》與《世說》便不能比；“史”、“漢”亦一柔一剛。
此言詩為柔、文為剛，乃大較之言。
亦如男女二性，在許多女人身上，帶有幾分男性；有的男人身上帶幾分女性。
“賦體物而浏亮”，而六朝賦亦有緣情绮靡之作；“詩緣情而绮靡”，然老杜紀事詩與退之詩皆有體物浏亮之作。
“碑披文以相質”，碑，始于漢，所以紀鬼神之功德。
墓碑，人；廟碑，神，皆為叙德之作。
既曰叙德，必有實在可叙，故曰“披文”、“相質”。
“相”之為言助也。
披文、相質并非文質相半，質是主，文以相之。
“诔纏綿而凄怆”，诔，乃對死者之悼辭，故曰“纏綿”、“凄怆”。
碑，理智，硬性；诔，緣情，軟性。
“銘博約而溫潤”，李善注： 博約，謂事博而文約也。
銘以題勒示後，故博約溫潤。
此說不當。
“博約”，須由博而返約也。
“銘”，名物也。
凡銘文刻于物上，如鏡銘、盤銘，故須博約：“博”，意義之廣；“約”，文字之簡。
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禮記&bull大學》引《盤銘》），無論世變如何，這三句話永遠打不破、行不完。
“溫潤”，是可親、可愛之意。
因銘除名物外多含教訓之意，教訓易成為幹燥，故須溫潤。
漢代辭賦拓片 “箴頓挫而清壯”，“箴”，以譏刺得失。
銘，為物而作；箴，為事而作。
箴往往比銘還硬，“頓挫”、“清壯”才有力，才可以動人。
因為勸誡之言須有力始能動人。
箴，所以規既往而戒将來。
五臣注： 箴所以刺前事之失者，故須抑折前人之心，使文清理壯也。
頓挫，猶抑折也。
後人作文用字太不假思索，什麼叫“文清理壯”？“抑”、制，“折”、伏？其實，“頓挫”是說文字之頓挫，“頓”之為言斷（停止之處亦曰頓，如天子遊幸所止曰駐頓），“挫”之為言折。
但頓挫不能說“斷折”，說“曲折”庶近之矣。
箴篇幅短，故要曲折有力。
文章有最以頓挫見長者，當推“史”、“漢”，看似一氣，但無一字一語不曲折，絕不平直。
吾人作文患不通順，一通順又太平直，也不行。
白樂天詩其平如砥，其直如矢，其清如水，可惜清而不壯。
老杜一字一轉，或者不清，可絕對壯。
不怕不懂貨，就怕貨比貨。
近代語體文沒勁，便因無頓挫，否則便因不通順。
魯迅先生一字一轉、一句一轉，沒有一個轉處不是活蹦的。
禅家有所謂“萬法唯心”，心生、神生、法生，心滅、神滅、法滅。
尤其我們治文學的更是如此，一切創作皆然。
如各小說所寫，根本無此事，就算有此事，也虧他小說家寫呀！否則《史記》“巨鹿之戰”隻須寫“項羽大破秦軍于巨鹿”一句，這不能說不是史，但不是文。
一個題目寫出後，其間變化開合真是心生法生、心滅法滅。
自然主義、客觀寫實法是科學的，但何以此一派亦僅是此少數作家？即以純粹科學家如愛迪生（Edison），何以亦隻有一人？便也仍因他們是心生法生，我們是心滅法滅。
否則文若有“法”，豈非成印闆文章？天下無印闆文章。
故“萬法唯心”。
我們說老杜、魯迅的詩文有頓挫，我們知道了，但何以我們寫時不能成為老杜的詩、魯迅的文？便因我們沒有他們那樣的心。
開山祖師，成；至于其弟子，既非祖師之心，而還要仿其形，外表很是，而内容滿不是。
祖師是心生法生，弟子是心滅法滅，挂羊頭賣狗肉。
餘此所講自謂為“新唯心論”。
以前唯心論講得太玄，知者無從知，行也無從行，結果成為渺茫、空洞。
餘所講“有此心始有此文”，也快渺茫、空洞了，但餘所說有科學的、唯物的根基。
人心是以生活做根基，過此生活便有此心。
如男性旦角，在台上不僅形變為女性，且心亦變為女性之心，失掉固有本性，這便因其舞台上女性生活使然。
生活這是唯物的、科學的，所以我們要在生活一方面擴大。
要有書齋生活、文學修養，這隻可養成技術；但生活一點兒沒有，拿“頓挫”表現什麼？拿“清壯”表現什麼？如“屠龍”[19]，本事不錯，但是上什麼地方屠啊？宋之江西派[20]真是有屠龍術，技術在老杜之上，但是老杜有的宰，他們宰什麼？割雞焉用牛刀，屠龍技連雞也宰不了。
少個東西，少個什麼？生活不硬。
餘之“新唯心論”有點近于心理學之行為派。
最早之心理學是反省派，其後演進為行為派。
行為派由觀察統計而來，餘之論與之相似。
老杜之詩、魯迅之文，他的思想與生活打成一片，他的思想上有了曲折頓挫，他的詩文自然曲折頓挫。
有的文人原來思想就簡單空洞，你叫他頓挫什麼？曲折什麼？自然寫出來便一順邊了。
如小孩子寫文章，怎麼頓挫的起來？ 既如此說，便不用講《文賦》了？但還要講，不得不爾，一方面給同學定一理想标準（目标），一方面給一個印證。
目标是知，印證是知行合一。
創作經驗愈多，愈覺得魏文帝《論文》及陸機《文賦》的話對。
“頌優遊以彬蔚”，五臣注： 頌以歌功頌德，故須優遊縱逸而華盛也。
彬蔚，華盛貌。
其言大體對。
佛經上有一種“頌”是說理的，那是外來的，或稱“頌子”，與“偈”相似而又不同。
偈語是斷定，頌子是闡明。
中國之頌則為歌功頌德之作，自“三百篇”即然。
五臣拿“華盛”講“彬蔚”可以，拿“縱逸”講“優遊”不可。
文學不可縱逸。
人類時時想自由，可是時時對自己加束縛。
人生如此，文學亦然，縱逸不能有。
創作要大膽，但大膽亦要有限制，絕非胡來。
文明、文化在打破限制，但舊的方打破，新的就成立了，重重打破，重重成立。
人生如此，文學表現人生，故亦如此。
我們時常要打破舊形式，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