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講 “讬六尺之孤”“寄百裡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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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曾子之小心謹慎，他所說“君子”如何？
曾子在孔子門下是能繼承道統的，隻是小心謹慎不成。
低處着手，是為高處着眼做準備，如登樓，為了要上最高層，不能不從一、二級開始。
我們既沒有天才那麼長腿，又不甘心在底下待着，非一步步向上走不可。
“士不可以不弘毅……”，高處着眼。
眼光多遠，多精神，多高！再想到他的“吾日三省吾身”，那是小學，這是研究院了。
從初小一年級到研究院相差甚遠，然也是一級級升上來的。
再舉一段更具體一點： 曾子曰：“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裡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 （《論語&bull泰伯》） 先不用說這點道理、這點精神，這點文章就這麼好，陸機《文賦》[1]所謂“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
文章真好。
一般說不完全，說不透徹，是沒懂明白。
“君子人與”一句，可不要，但非要不可。
此所以為曾子，任重道遠，不隻是小心謹慎。
三代而後，誰能這樣？僅一諸葛亮。
顔淵從《論語》一書中看不出什麼來，縱不敢說幽靈，也是仙靈。
看不清楚。
佛家偈頌[2]曰： 海中三神山，缥缈在天際。
舟欲近之，風辄引之去。
[3] （《揞黑豆集》卷首《拈頌佛祖機用言句》） 寫得很美，神話中美的幻想。
此為美的象征，象征高的理想。
顔淵亦孔門一最高理想而已。
至于有點痕迹可尋的，還是曾子。
曾子有點基本功夫，“吾日三省吾身”；然而他有他遠大眼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真是讀之可以增意氣，開胸臆。
青年最怕意氣頹唐，胸襟窄小。
而增意氣不是嚣張，開胸襟而非狂妄。
增意氣是使人不萎靡，青年人該蓬蓬勃勃；開胸襟是使人不狹隘，如此便能容、能進。
曾子這幾句真叫人增意氣，開胸臆。
三省吾身，任重道遠，合起來是苦行。
然與禅宗佛門不同，他們是為己的，雖最早釋迦亦講“度他”，“自度、度他，自利、利他”。
佛門及儒家到後來，路愈來愈窄，隻有上半截——自度、自利，沒有下半截——度他、利他。
苦行是為己，而曾子苦行不是為己，“仁以為己任”。
一己為人——仁，自己做一個人是仁，對己（己欲立，自度）；施之于人——仁，施之于人是仁，對人（立人、度人）。
朱子講“仁，心之全德”（此如佛家《楞嚴》之“圓妙明心”），餘以為“心之全德”不如改為“人之全德”。
“仁”字太廣泛，“仁以為己任”，絕非為己。
要想活着，不免要常想到曾子這兩句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至“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裡之命”，真偉大起來了。
“六尺之孤”——國君（幼）；“百裡之命”——國政。
“寄”，猶讬也：“讬”與“托”很相近，自托曰托，讬人受讬曰讬。
“寄”，暫存。
“臨大節而不可奪”，梁朝皇侃[4]疏曰：“國有大難，臣能臣之，是臨大節不可奪也。
”（《論語義疏》）南朝北伐成功者：一桓溫[5]，一劉裕[6]。
桓溫沒造起反來，然亦一世跋扈；劉裕成功，歸而篡位，是亦變節（自變）。
受外界壓迫、影響而變節曰“奪”。
此言國有大難臣能死之，隻說了一面。
文天祥、史可法[7]至今受人崇敬，便因臨大難能死之。
然家貧出孝子，國難顯忠臣，何如家不貧、國無難？ 愧無半策匡時難，惟餘一死報君恩。
[8] 死何濟于事？依然輕如鴻毛，不是重于泰山。
不死而降不可，隻死也不成。
這點朱子感到了，他說：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即至于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
（《論語集注》） 單單注意“才”字，要有這本領。
程子[9]則不然，程子單注意節操。
程子曰： 節操如此，可謂君子矣。
（《論語集注》引程子語） 曾子的話原是兩面，前二句“讬六尺之孤，寄百裡之命”是積極的作為；後一句“臨大節而不可奪”是消極的操守。
真到國難，作為比操守還有用，可補救于萬一；操守無濟于事。
不是說不辦壞事，是說怎麼辦好事；不是給人辦事，是給自己辦事。
曹操求人才，便不問人品如何，隻問有才能沒有。
曹操所殺皆無用之人，亂世無需如孔融、楊修等秀才裝飾品。
遇到曹操因死一人而哭的時候，那必是真有才能的人。
由此可見曹操是英雄。
現在有操守固然好，而更要緊是有作為，“不患人之不己用，求為可用也”。
魯迅說四裡路能走麼？四兩擔能挑麼？自己沒能，發什麼牢騷？“居則曰，不吾知也。
如或知爾，則何如哉？”（《論語&bull先進》，知——知用。
）所以朱子講得好。
朱子生于亂世，北宋之仇不能報，而現在局面又不能持久，故先言“才”。
程子生于北宋，不理會此點
低處着手，是為高處着眼做準備，如登樓，為了要上最高層，不能不從一、二級開始。
我們既沒有天才那麼長腿，又不甘心在底下待着，非一步步向上走不可。
“士不可以不弘毅……”，高處着眼。
眼光多遠，多精神，多高！再想到他的“吾日三省吾身”，那是小學，這是研究院了。
從初小一年級到研究院相差甚遠，然也是一級級升上來的。
再舉一段更具體一點： 曾子曰：“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裡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 （《論語&bull泰伯》） 先不用說這點道理、這點精神，這點文章就這麼好，陸機《文賦》[1]所謂“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
文章真好。
一般說不完全，說不透徹，是沒懂明白。
“君子人與”一句，可不要，但非要不可。
此所以為曾子，任重道遠，不隻是小心謹慎。
三代而後，誰能這樣？僅一諸葛亮。
顔淵從《論語》一書中看不出什麼來，縱不敢說幽靈，也是仙靈。
看不清楚。
佛家偈頌[2]曰： 海中三神山，缥缈在天際。
舟欲近之，風辄引之去。
[3] （《揞黑豆集》卷首《拈頌佛祖機用言句》） 寫得很美，神話中美的幻想。
此為美的象征，象征高的理想。
顔淵亦孔門一最高理想而已。
至于有點痕迹可尋的，還是曾子。
曾子有點基本功夫，“吾日三省吾身”；然而他有他遠大眼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真是讀之可以增意氣，開胸臆。
青年最怕意氣頹唐，胸襟窄小。
而增意氣不是嚣張，開胸襟而非狂妄。
增意氣是使人不萎靡，青年人該蓬蓬勃勃；開胸襟是使人不狹隘，如此便能容、能進。
曾子這幾句真叫人增意氣，開胸臆。
三省吾身，任重道遠，合起來是苦行。
然與禅宗佛門不同，他們是為己的，雖最早釋迦亦講“度他”，“自度、度他，自利、利他”。
佛門及儒家到後來，路愈來愈窄，隻有上半截——自度、自利，沒有下半截——度他、利他。
苦行是為己，而曾子苦行不是為己，“仁以為己任”。
一己為人——仁，自己做一個人是仁，對己（己欲立，自度）；施之于人——仁，施之于人是仁，對人（立人、度人）。
朱子講“仁，心之全德”（此如佛家《楞嚴》之“圓妙明心”），餘以為“心之全德”不如改為“人之全德”。
“仁”字太廣泛，“仁以為己任”，絕非為己。
要想活着，不免要常想到曾子這兩句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至“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裡之命”，真偉大起來了。
“六尺之孤”——國君（幼）；“百裡之命”——國政。
“寄”，猶讬也：“讬”與“托”很相近，自托曰托，讬人受讬曰讬。
“寄”，暫存。
“臨大節而不可奪”，梁朝皇侃[4]疏曰：“國有大難，臣能臣之，是臨大節不可奪也。
”（《論語義疏》）南朝北伐成功者：一桓溫[5]，一劉裕[6]。
桓溫沒造起反來，然亦一世跋扈；劉裕成功，歸而篡位，是亦變節（自變）。
受外界壓迫、影響而變節曰“奪”。
此言國有大難臣能死之，隻說了一面。
文天祥、史可法[7]至今受人崇敬，便因臨大難能死之。
然家貧出孝子，國難顯忠臣，何如家不貧、國無難？ 愧無半策匡時難，惟餘一死報君恩。
[8] 死何濟于事？依然輕如鴻毛，不是重于泰山。
不死而降不可，隻死也不成。
這點朱子感到了，他說：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即至于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
（《論語集注》） 單單注意“才”字，要有這本領。
程子[9]則不然，程子單注意節操。
程子曰： 節操如此，可謂君子矣。
（《論語集注》引程子語） 曾子的話原是兩面，前二句“讬六尺之孤，寄百裡之命”是積極的作為；後一句“臨大節而不可奪”是消極的操守。
真到國難，作為比操守還有用，可補救于萬一；操守無濟于事。
不是說不辦壞事，是說怎麼辦好事；不是給人辦事，是給自己辦事。
曹操求人才，便不問人品如何，隻問有才能沒有。
曹操所殺皆無用之人，亂世無需如孔融、楊修等秀才裝飾品。
遇到曹操因死一人而哭的時候，那必是真有才能的人。
由此可見曹操是英雄。
現在有操守固然好，而更要緊是有作為，“不患人之不己用，求為可用也”。
魯迅說四裡路能走麼？四兩擔能挑麼？自己沒能，發什麼牢騷？“居則曰，不吾知也。
如或知爾，則何如哉？”（《論語&bull先進》，知——知用。
）所以朱子講得好。
朱子生于亂世，北宋之仇不能報，而現在局面又不能持久，故先言“才”。
程子生于北宋，不理會此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