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三省吾身”與“直下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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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而》中,第一章“子曰……”,第二章“有子[1]曰……”,第三章“子曰……”,第四章“曾子曰……”。

    足以證明有子、曾子在孔門非同尋常。

     餘對有子無甚認識,隻子遊[2]說過: 有子之言似夫子。

     (《禮記&bull檀弓上》)[3] 言似夫子,行未必似;且似夫子,似則似矣,是則非是。

    餘對曾子比較清楚,并非餘對《論語》記曾子處特别注意,對有子便不注意,乃是一般讀《論語》的都對有子摸不着。

     《論語》是門人記的。

    在《論語》上,姓加“子”,A;“子”加“字”,B。

    孔子而外,僅有子、曾子是姓加“子”,“子”字在下。

    所以,有人說《論語》是有子或曾子門人記的。

    而《論語》記有子之言常有不通處。

     蓋治學要有見解;并且先有見,然後才能談到解。

    禅宗講見,“親見”,一是用眼見,一是心眼之見,mindaseye。

    肉眼要見,肉眼不見不真;心眼要見,心眼不見不深。

    如大詩人也說花月,他可以傳出花月的高潔、偉大;我們則不成,我們的詩也說花月,但花月的高潔、偉大,我們寫不出來。

    我們肉眼也見了,但是我們的心眼壓根兒沒開,甚至壓根兒沒有。

    用肉眼見是浮淺。

     若說見,一是見的何人,二是見的什麼。

    有子當然見過夫子,但心眼見得不真,所以說出話來才使人得不到一個清楚的觀念。

    凡寫出文章、說出話來使人讀了、聽了不清楚的,都因他心眼沒見清楚。

    至于曾子,則真是用心眼見了。

     餘常說,着眼不可不高,下手不可不低。

    餘雖受近代文學和佛學影響,但究竟是儒家所言、儒家之說。

    隻向低處下手,不向高處着眼,結果成功必不會大;隻向高處着眼,不向低處下手,結果根基不固。

    有子便如此。

    言似夫子——隻向高處着眼,沒有低處下手工夫。

    曾子才也許不高,進步也許不快,但用力很勤,低淺處下手,故親切。

     儒家講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高處着眼,低處下手。

    最能表現此種精神、用此種功夫者,是曾子“吾日三省吾身”: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論語&bull學而》) “日”字,下得好。

    “三省”是說以“為人謀”、“與朋友交”、“傳”三事返觀。

    “身”,定名曰“身”,并非身體之身。

    曾子所謂“身”,并非身體,乃是精神一方面,“身”說的是心、行。

    這真是低處着手。

    人為自己打算沒有不忠實的,但為人呢?“為人謀而不忠乎?”十個人有五雙犯此病。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說謊是人類本能,若任其泛濫發展就成為騙人,所以當注意。

    “傳不習乎”,“傳”,是所傳,傳授;動詞;傳,平聲。

    朱注:“傳,謂受之于師,習,謂熟之于己。

    ”傳,師所授;習,己所研。

    講起來省事,說起來簡單,但行起來可不容易。

    努力、努力,有幾個真努力的?曾子是真想了,也真行了。

    缺點補充,弱點矯正,這是曾子反省的目的。

     但餘講此節意不在此。

     愈反省的人,愈易成為膽小、心怯;反之,愈是小心、膽怯的人,愈愛用反省功夫。

    餘意以為:一方面用鞭拷問、鞭打自己靈魂,一方面還要有生活的勇氣。

    能這樣的人很少。

    曾子“三省”,就是自己鞭打自己靈魂。

    但往往拷打結果,失去生活勇氣了。

    這不行。

    我要拷打,但我還要有生活下去的勇氣,怎麼能好?怎麼能向上、向前? 在這一點,仍舉《論語》: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 (《公冶長》) “三思”之“三”,一二三之“三”,“三”,多次也。

    三思後行,前怕狼後怕虎,疑神疑鬼,幹不了啦!一個文人幹不了什麼事,餘初以為乃因文人偏于思想,沒有做事能力,其實便是文人太好三思後行,好推敲,這樣做事不行。

    禅家直下承當,當機立斷,連“再”思都沒有。

     《北齊書&bull文宣紀》記,高洋,高歡之子,歡子甚多: 高祖(歡)嘗試觀諸子意識,各使治亂絲,帝(高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

    ” 于是,歡以國事付之。

     曾子有“三思”功夫,但還有生活勇氣、做事精神。

     一個大教主、大思想家都是極高的天才,有極豐富的思想,他們的思想是複雜的。

    許多他知道的,我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