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 “君子”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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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一詞，含義因曆代而不同。
字是死的，而含義現裝。
講書人有自己主觀，未必為作者文心。
一切皆須借文為志達，好固然好，而也可怕——寫出來的是死的。
生人、殺人皆此一藥，藥是死的，用是活的。
用得不當，人參、肉桂也殺人；用得當，大黃、芒硝也救人命——而二者藥性尚不變。
而文字則有時用得連本性都變了。
“君子”向内方面多而向外的少，在《論語》上如此。
向内是個人品格修養，向外是事業之成功。
此是人之長處，亦即其短處。
佛教“度人”，即儒家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bull雍也》）。
而佛教傳至中國成為禅宗，隻求自己“明心見性”。
再看道教，老子原來是很積極的，老子“無為”是無不為。
[1]“水善利萬物而不争”（《道德經》八章），但什麼都受它支配；“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能之先”（《道德經》七十八章）。
可是現在所說黃老、老莊[2]，隻是“清靜無為”，大失老子本意。
君子不僅是向内的，同時要有向外的事業之發展。
向内太多是病，但尚不失為束身自好之君子，可結果自好變成“自了”，這已經不成，雖尚有其好處而沒有向外的了——二減一，等于一。
宋、元、明清諸儒學案便隻有向内，沒有向外。
宋理學家愈多，對遼、金愈沒辦法，明亦然。
隻有向内、沒有向外，是可怕的。
而現在，連向内的也沒有了——一減一等于零了。
《官場現形記》[3]寫官場黑暗，而尚有一二人想做清官。
《閱微草堂筆記》[4]記一清官死後對閻王說，我一文錢不要，“所至但飲一杯水”。
閻王哂曰： 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飲，不更勝公乎？ （卷一《溧陽消夏錄一》）[5] 刻一木人，一口水不喝，比你還清。
而那究竟還清。
其實隻要給老百姓辦點兒事，貪點兒贓也不要緊；現在是隻會貪贓，而不會辦事——向内、向外都沒有。
這是造成亡國的原因。
老子“無為”是無不為。
曾子[6]在孔門年最幼，而天資又不甚高，“參也魯”（《論語&bull先進》）。
曾子雖“魯”而非常專。
“魯”，故專攻，固守不失。
然此尚為紙上之學、口耳之學，怎麼進來，怎麼出去，禅家所謂稗販、趸賣，學人最忌。
曾子不然，不是口耳之學，固守不失；而是身體力行，别人當做一句話說，而他當做一件事情幹。
他是不但記住這句話，而且非要做出行為來。
他的行為便是老師的話的表現，把語言換成動作。
所以顔淵[7]死後隻曾子得到孔子的學問。
何以看出曾子固守不失、身體力行？有言可證：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論語&bull泰伯》） 此曾子自講其對“士”的認識。
“士”乃君子的同義異字。
我們平常用字、說話、行事，沒有清楚的認識，在文字上、名詞上、事情上，都要加以重新認識。
曾子對“士”有一個切實的認識，不遊移；有一個清楚的認識，不模糊；有一個深刻的認識，不浮淺。
而且還不隻是認識，是修、行。
[宋]馬遠《孔子像》 （一）認識，（二）修，（三）行。
“修”，如耕耘、澆灌、下種，是向内的。
若想要做好人，必須心裡先做成一好人心。
如人上台演戲，旦角，男人裝的，而有時真好。
如程硯秋[8]一上台，真有點大家閨秀之風，心裡先覺得是閨秀。
狐狸成人，先須修成人的心，然後才能成為人的形。
人若是獸心，他面一定獸相。
至于“行”，不但有此心，還要表現出來。
讀經必須一個字一個字讀，固然讀書皆當如此，尤其經。
先不用說不懂、不認識，用心稍微不到，小有輕重，便不是了。
《史記&bull孔子世家》引《論語》往往改字，而以司馬遷的天才，一改就糟，就不是了。
《論語&bull述而》曰：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史記》改為： 三人行，必得我師。
是還是，而沒味了。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若改為： 士必弘毅，任重道遠。
是還是，而沒味
字是死的，而含義現裝。
講書人有自己主觀，未必為作者文心。
一切皆須借文為志達，好固然好，而也可怕——寫出來的是死的。
生人、殺人皆此一藥，藥是死的，用是活的。
用得不當，人參、肉桂也殺人；用得當，大黃、芒硝也救人命——而二者藥性尚不變。
而文字則有時用得連本性都變了。
“君子”向内方面多而向外的少，在《論語》上如此。
向内是個人品格修養，向外是事業之成功。
此是人之長處，亦即其短處。
佛教“度人”，即儒家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bull雍也》）。
而佛教傳至中國成為禅宗，隻求自己“明心見性”。
再看道教，老子原來是很積極的，老子“無為”是無不為。
[1]“水善利萬物而不争”（《道德經》八章），但什麼都受它支配；“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能之先”（《道德經》七十八章）。
可是現在所說黃老、老莊[2]，隻是“清靜無為”，大失老子本意。
君子不僅是向内的，同時要有向外的事業之發展。
向内太多是病，但尚不失為束身自好之君子，可結果自好變成“自了”，這已經不成，雖尚有其好處而沒有向外的了——二減一，等于一。
宋、元、明清諸儒學案便隻有向内，沒有向外。
宋理學家愈多，對遼、金愈沒辦法，明亦然。
隻有向内、沒有向外，是可怕的。
而現在，連向内的也沒有了——一減一等于零了。
《官場現形記》[3]寫官場黑暗，而尚有一二人想做清官。
《閱微草堂筆記》[4]記一清官死後對閻王說，我一文錢不要，“所至但飲一杯水”。
閻王哂曰： 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飲，不更勝公乎？ （卷一《溧陽消夏錄一》）[5] 刻一木人，一口水不喝，比你還清。
而那究竟還清。
其實隻要給老百姓辦點兒事，貪點兒贓也不要緊；現在是隻會貪贓，而不會辦事——向内、向外都沒有。
這是造成亡國的原因。
老子“無為”是無不為。
曾子[6]在孔門年最幼，而天資又不甚高，“參也魯”（《論語&bull先進》）。
曾子雖“魯”而非常專。
“魯”，故專攻，固守不失。
然此尚為紙上之學、口耳之學，怎麼進來，怎麼出去，禅家所謂稗販、趸賣，學人最忌。
曾子不然，不是口耳之學，固守不失；而是身體力行，别人當做一句話說，而他當做一件事情幹。
他是不但記住這句話，而且非要做出行為來。
他的行為便是老師的話的表現，把語言換成動作。
所以顔淵[7]死後隻曾子得到孔子的學問。
何以看出曾子固守不失、身體力行？有言可證：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論語&bull泰伯》） 此曾子自講其對“士”的認識。
“士”乃君子的同義異字。
我們平常用字、說話、行事，沒有清楚的認識，在文字上、名詞上、事情上，都要加以重新認識。
曾子對“士”有一個切實的認識，不遊移；有一個清楚的認識，不模糊；有一個深刻的認識，不浮淺。
而且還不隻是認識，是修、行。
[宋]馬遠《孔子像》 （一）認識，（二）修，（三）行。
“修”，如耕耘、澆灌、下種，是向内的。
若想要做好人，必須心裡先做成一好人心。
如人上台演戲，旦角，男人裝的，而有時真好。
如程硯秋[8]一上台，真有點大家閨秀之風，心裡先覺得是閨秀。
狐狸成人，先須修成人的心，然後才能成為人的形。
人若是獸心，他面一定獸相。
至于“行”，不但有此心，還要表現出來。
讀經必須一個字一個字讀，固然讀書皆當如此，尤其經。
先不用說不懂、不認識，用心稍微不到，小有輕重，便不是了。
《史記&bull孔子世家》引《論語》往往改字，而以司馬遷的天才，一改就糟，就不是了。
《論語&bull述而》曰：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史記》改為： 三人行，必得我師。
是還是，而沒味了。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若改為： 士必弘毅，任重道遠。
是還是，而沒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