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講 逸民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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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
”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
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緻之數匪一。
或隐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
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雲介性所至而已。
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
适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
彼雖硁硁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嚣埃之中，自緻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
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
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
揚雄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
”言其違患之遠也。
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贲，相望于岩中矣。
若薛方、逄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
群方鹹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
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
蓋錄其絕塵不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文選》卷第五十“史論下”載範晔[1]《逸民傳論》。
避世，西洋隐士與中國隐士在此點上相同。
既曰避世，當然是個人的。
唯西洋之避世是宗教的，故要為人類做一點事；中國的避世是無所為的，且狂妄自傲、自以為高。
西洋之隐士是吃苦的；中國之隐士是享福的，林間月下，看花飲酒。
而伯夷、叔齊餓死首陽，不食周食，也頗有宗教的精神；[2]清之逸民是“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此種遺老誰也願意作。
[3] 隐士是避世的，是個人主義，以《易》所稱“遯之時義大矣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而論。
王侯者，一國之主，領袖元首，人民應從其令。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詩經&bull小雅&bull北山》）人民既為其臣，便應侍奉王者。
我們有時沒有個人之人格，個人不能成立，國家令我們死戰不敢偷生存。
古之國家以王侯、帝為代表，故效死而不去，此愛國也。
忠、孝并列，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孝與忠既并列，且忠亦是天之經、地之義也，故古有雲“求忠臣于孝子門”，可見忠孝一體，君親一體。
上古之人是如此看、如此想、如此說。
一個人若不事王侯，往消極上說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也”（《戰國策&bull齊策&bull趙威後問齊使》）。
古代聖明之君主往往降禮而推崇隐逸之臣，何故？此王侯之政策。
王、帝尊隐者，皆天下太平之時。
若在幹戈之際，天下擾擾，兵荒馬亂之時不及推崇隐者，因乃用人之際也。
“太平本是将軍定，不許将軍見太平。
”（元雜劇《賺蒯通》）甯可我負人，勿人負我。
太平之時，不要臣下做人才，而須做奴才。
一般奴才，在用人之際是奴才。
奴才，無本事者也，隻會花言巧語以悅人。
太平時，人前有幾個奴才很舒服，而有人才在前未必舒服；有事時，人才必定與之辯理反駁，若不聽則拂袖而去。
由此可知，古之皇帝都喜歡奴才而殺人才。
一般庸主昏君是喜歡奴才的，暈天黑地，什麼也不明白。
亡國之君手下皆有幾個奴才，此亡國之由也。
然一般大有為之君，也殺了功臣，縱不見得喜奴才，然殺功臣自然是不喜人才了。
當國家太平之際，為君者隻希望為臣者舞蹈揚塵，山呼萬歲，此亦是望其做奴才也。
隐士雖不服從，然絕不反對；雖未為之做事，然亦未壞事，故推重隐士也。
清入關後，希望明人為之做事，不然，做遺老去可也。
八年淪陷，日人對中國亦如此。
有名氣者出來為之做事是一等人，如王克敏、王蔭堂，在日人眼中，王克敏曾為國民政府代表，王蔭堂以前亦是國民政府之人。
第二，未替日人做事，然老實待着。
第三是殺無赦（地下工作者）。
首段： “遯之時義大矣哉”，“遯”、“遁”通，即避世也。
“時義”，《易經》上常連用成一名詞，“時義”仿佛夏葛而冬裘。
孰對孰不對？孰好孰劣？這很難說。
然好壞有客觀條件，有時間性，今之所謂“合時宜”與“時義”意近，義者，時之宜也。
天下無一定不變之道理。
商鞅之法，統一中國。
商鞅之法是第一個改變上古政策的，上古統民講仁義，商鞅講功利。
湯武變揖讓為征伐，商鞅變仁義為功利，皆有其“時義”在也。
遯，并不好，然在某一時，有其好處在。
“高尚其事”，“尚”，“上”通。
“自茲以降”，“茲”，指上古三代而言。
許由指上古，伯夷指
”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
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緻之數匪一。
或隐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
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雲介性所至而已。
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
适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
彼雖硁硁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嚣埃之中，自緻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
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
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
揚雄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
”言其違患之遠也。
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贲，相望于岩中矣。
若薛方、逄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
群方鹹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
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
蓋錄其絕塵不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文選》卷第五十“史論下”載範晔[1]《逸民傳論》。
避世，西洋隐士與中國隐士在此點上相同。
既曰避世，當然是個人的。
唯西洋之避世是宗教的，故要為人類做一點事；中國的避世是無所為的，且狂妄自傲、自以為高。
西洋之隐士是吃苦的；中國之隐士是享福的，林間月下，看花飲酒。
而伯夷、叔齊餓死首陽，不食周食，也頗有宗教的精神；[2]清之逸民是“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此種遺老誰也願意作。
[3] 隐士是避世的，是個人主義，以《易》所稱“遯之時義大矣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而論。
王侯者，一國之主，領袖元首，人民應從其令。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詩經&bull小雅&bull北山》）人民既為其臣，便應侍奉王者。
我們有時沒有個人之人格，個人不能成立，國家令我們死戰不敢偷生存。
古之國家以王侯、帝為代表，故效死而不去，此愛國也。
忠、孝并列，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孝與忠既并列，且忠亦是天之經、地之義也，故古有雲“求忠臣于孝子門”，可見忠孝一體，君親一體。
上古之人是如此看、如此想、如此說。
一個人若不事王侯，往消極上說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也”（《戰國策&bull齊策&bull趙威後問齊使》）。
古代聖明之君主往往降禮而推崇隐逸之臣，何故？此王侯之政策。
王、帝尊隐者，皆天下太平之時。
若在幹戈之際，天下擾擾，兵荒馬亂之時不及推崇隐者，因乃用人之際也。
“太平本是将軍定，不許将軍見太平。
”（元雜劇《賺蒯通》）甯可我負人，勿人負我。
太平之時，不要臣下做人才，而須做奴才。
一般奴才，在用人之際是奴才。
奴才，無本事者也，隻會花言巧語以悅人。
太平時，人前有幾個奴才很舒服，而有人才在前未必舒服；有事時，人才必定與之辯理反駁，若不聽則拂袖而去。
由此可知，古之皇帝都喜歡奴才而殺人才。
一般庸主昏君是喜歡奴才的，暈天黑地，什麼也不明白。
亡國之君手下皆有幾個奴才，此亡國之由也。
然一般大有為之君，也殺了功臣，縱不見得喜奴才，然殺功臣自然是不喜人才了。
當國家太平之際，為君者隻希望為臣者舞蹈揚塵，山呼萬歲，此亦是望其做奴才也。
隐士雖不服從，然絕不反對；雖未為之做事，然亦未壞事，故推重隐士也。
清入關後，希望明人為之做事，不然，做遺老去可也。
八年淪陷，日人對中國亦如此。
有名氣者出來為之做事是一等人，如王克敏、王蔭堂，在日人眼中，王克敏曾為國民政府代表，王蔭堂以前亦是國民政府之人。
第二，未替日人做事，然老實待着。
第三是殺無赦（地下工作者）。
首段： “遯之時義大矣哉”，“遯”、“遁”通，即避世也。
“時義”，《易經》上常連用成一名詞，“時義”仿佛夏葛而冬裘。
孰對孰不對？孰好孰劣？這很難說。
然好壞有客觀條件，有時間性，今之所謂“合時宜”與“時義”意近，義者，時之宜也。
天下無一定不變之道理。
商鞅之法，統一中國。
商鞅之法是第一個改變上古政策的，上古統民講仁義，商鞅講功利。
湯武變揖讓為征伐，商鞅變仁義為功利，皆有其“時義”在也。
遯，并不好，然在某一時，有其好處在。
“高尚其事”，“尚”，“上”通。
“自茲以降”，“茲”，指上古三代而言。
許由指上古，伯夷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