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講 與魏文帝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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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
近屢奉牋，不足自宣。
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啭引聲，與笳同音。
白上呈見，果如其言。
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
潛氣内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
及與黃門鼓吹溫胡，疊唱疊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沉浮，尋變入節。
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匮，既已不能。
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遊轉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凄入肝脾，哀感頑豔。
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谿，流泉東逝。
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泣殒涕，悲懷慷慨。
自左史妠謇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佥曰詭異，未之聞也。
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牋，先白委曲。
伏想禦聞，必含餘歡。
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
欽死罪死罪。
《昭明文選》卷第四十“箋”載繁欽[1]《與魏文帝箋》。
繁欽，繁，步何切；欽字有二義：歎惜，歎賞。
魏文帝曹丕，字子桓。
三國時，以魏之文風最盛，因漢以前中國之文明在黃河流域——即所謂中原。
魏居中原而繼承了中原之文化，故文人最多，文風最盛。
“文采風流”，魏晉之文學真可謂之“文采風流”。
中國詩教——漢以前——溫柔敦厚，此是向内的；文采風流則是向外的。
杜工部說曹家是文采風流[2]，的是确論。
魏有“三曹”：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曹植曹子建。
（後有魏明帝曹叡[3]。
）有人将曹氏父子比六朝之梁氏父子（梁武帝蕭衍[4]、昭明太子蕭統、簡文帝蕭綱[5]、梁元帝蕭繹[6]），不過蕭氏父子不足為曹氏父子之比。
何以？蕭氏父子文人氣太重，梁代之文學運動中心為蕭氏，則梁代文學衰矣，因梁氏父子文章太注意文字之修辭。
不注意文字修辭不能表現文章美，人誰不喜歡修飾外表？囚首喪面而談詩書，不可親近。
然若隻注重外表，而無内美，隻是虛有其表。
此種人是繡花枕頭，内是草包；是麒麟楦[7]，内亦草包。
固然不能說蕭氏父子之文章是虛有其表，而已有此趨勢。
近代文章有所謂頹廢派、頹廢美（法語：décadent），此可以秋天為譬喻——“霜葉紅于二月花”（杜牧《山行》）。
此種美是頹廢美，再一步便是凋零了。
文學到了衰落期，便有一度是頹廢的，有頹廢美。
六朝末期及唐末之文學，即是頹廢美。
“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李商隐《登樂遊原》），就是頹廢美。
此種文學使人愛，不忍釋手。
在曹魏、在中原，以曹氏父子三人為中心而形成為文學運動。
此與政治有關。
曹氏父子，一個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操丞相，一個是俨然之天子曹子桓，一個是金枝玉葉之曹子建。
此三人，登高一呼，從者雲集，此不但在當代為文學之中心，對于後代之影響亦大，除其本身價值之外，即因其地位高。
乾隆皇帝之字不甚高明，然風氣為之一變，書法之壞始于乾隆，因為皇帝故也。
一個沒有地位之人，可于文學上造就地位，造成勢力，然須經一極長期之奮鬥。
杜甫畢竟還是進士，而在唐并不為人重視，韓退之尚為其辯護：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
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調張籍》） 曹氏父子三人之文學，有朝氣，作風清新。
而武帝偏于霸氣，因其不甘心做一文學家，乃事業家、政治家、軍事家。
魏文帝有英氣，不似霸氣之橫，英氣是文秀的。
至于曹子建，并沒什麼了不起之處。
子建之才後人稱為“才高八鬥”[8]，實不怎樣。
其文不如曹丕，詩不如孟德，其可取處安在？其詩文有豪氣，甚至于可以說是“客氣”。
客氣是假的，豪氣則是濁氣，較客氣猶糟。
子建之文，“雷聲大，雨點小”，“說大話，使小錢”，足可形容子建之文。
武帝乃軍事家、政治家，有文學天才，甚至可說其有文學修養，因其有言曰“老而好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魏文帝《典論&bull自序》）。
武帝固然天才高于其二子，然有事業在，其精神為事業分去不少，不能專心創作，但究竟是一文人。
一般人對曹操印象之壞，在戲劇。
唐宋文章對曹操稱曹公，宋以降戲曲、小說越發達，曹操之人格越糟。
曹操固奸，然文采可佩服。
魏文帝之為人真“妙”。
“妙”，可意會而不可言傳。
（有一種“妙人”，好人固然未及，壞人不知是哪一種，中國多此種人。
與人無益，而把自己毀掉完事，此亦“妙人”。
）曰“妙”，須說到心理。
餘常讀心理學之書，其因有二：一研讀，二創作。
佛羅伊德（Freud）[9]之心理分析學，頗有趣，分析别人寫小說之心理而養成分析心理之習慣。
中國小說與外國小說之最大區别，乃在于中國小說隻是事實的記載，西洋則注重心理的描寫。
《聊齋》好的作品有點兒心理描寫，壞的則隻是故事之記載，并非小說。
好的小說，必定描寫人物生活、心理之轉變。
《水浒》《紅樓》，不但寫其故事而已，不但表現心理，且将其靈魂裸露出來。
好的小說皆是如此。
餘作小說亦注意此點。
科舉時代，“不求文章高天下，隻求中入試官眼”。
《聊齋》文章不通，《閱微草堂筆記》亦不通。
（《聊齋》尚有一二篇、一二句好的。
）如看《儒林外史》，不如看《水浒》。
（餘不喜《紅樓》。
） 文帝在政治上、軍事上皆非低能者，固然不如其父之雄才大略；且身為皇帝，地大人多，文才甚盛。
而他卻不甘心、不安心做一皇帝，政治、軍事……皆不能滿足其生活的欲望，成功是喜歡，滿足是悲哀。
文帝之欲望在文學，總覺得文人最好。
“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論&bull論文》），政治、軍事反不算什麼。
文帝天才高，功夫深，地位亦高，故成為漢末魏初文學運動之中心人物。
文帝也具體做到了此步，其文章真好。
近屢奉牋，不足自宣。
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啭引聲，與笳同音。
白上呈見，果如其言。
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
潛氣内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
及與黃門鼓吹溫胡，疊唱疊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沉浮，尋變入節。
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匮，既已不能。
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遊轉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凄入肝脾，哀感頑豔。
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谿，流泉東逝。
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泣殒涕，悲懷慷慨。
自左史妠謇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佥曰詭異，未之聞也。
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牋，先白委曲。
伏想禦聞，必含餘歡。
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
欽死罪死罪。
《昭明文選》卷第四十“箋”載繁欽[1]《與魏文帝箋》。
繁欽，繁，步何切；欽字有二義：歎惜，歎賞。
魏文帝曹丕，字子桓。
三國時，以魏之文風最盛，因漢以前中國之文明在黃河流域——即所謂中原。
魏居中原而繼承了中原之文化，故文人最多，文風最盛。
“文采風流”，魏晉之文學真可謂之“文采風流”。
中國詩教——漢以前——溫柔敦厚，此是向内的；文采風流則是向外的。
杜工部說曹家是文采風流[2]，的是确論。
魏有“三曹”：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曹植曹子建。
（後有魏明帝曹叡[3]。
）有人将曹氏父子比六朝之梁氏父子（梁武帝蕭衍[4]、昭明太子蕭統、簡文帝蕭綱[5]、梁元帝蕭繹[6]），不過蕭氏父子不足為曹氏父子之比。
何以？蕭氏父子文人氣太重，梁代之文學運動中心為蕭氏，則梁代文學衰矣，因梁氏父子文章太注意文字之修辭。
不注意文字修辭不能表現文章美，人誰不喜歡修飾外表？囚首喪面而談詩書，不可親近。
然若隻注重外表，而無内美，隻是虛有其表。
此種人是繡花枕頭，内是草包；是麒麟楦[7]，内亦草包。
固然不能說蕭氏父子之文章是虛有其表，而已有此趨勢。
近代文章有所謂頹廢派、頹廢美（法語：décadent），此可以秋天為譬喻——“霜葉紅于二月花”（杜牧《山行》）。
此種美是頹廢美，再一步便是凋零了。
文學到了衰落期，便有一度是頹廢的，有頹廢美。
六朝末期及唐末之文學，即是頹廢美。
“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李商隐《登樂遊原》），就是頹廢美。
此種文學使人愛，不忍釋手。
在曹魏、在中原，以曹氏父子三人為中心而形成為文學運動。
此與政治有關。
曹氏父子，一個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操丞相，一個是俨然之天子曹子桓，一個是金枝玉葉之曹子建。
此三人，登高一呼，從者雲集，此不但在當代為文學之中心，對于後代之影響亦大，除其本身價值之外，即因其地位高。
乾隆皇帝之字不甚高明，然風氣為之一變，書法之壞始于乾隆，因為皇帝故也。
一個沒有地位之人，可于文學上造就地位，造成勢力，然須經一極長期之奮鬥。
杜甫畢竟還是進士，而在唐并不為人重視，韓退之尚為其辯護：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
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調張籍》） 曹氏父子三人之文學，有朝氣，作風清新。
而武帝偏于霸氣，因其不甘心做一文學家，乃事業家、政治家、軍事家。
魏文帝有英氣，不似霸氣之橫，英氣是文秀的。
至于曹子建，并沒什麼了不起之處。
子建之才後人稱為“才高八鬥”[8]，實不怎樣。
其文不如曹丕，詩不如孟德，其可取處安在？其詩文有豪氣，甚至于可以說是“客氣”。
客氣是假的，豪氣則是濁氣，較客氣猶糟。
子建之文，“雷聲大，雨點小”，“說大話，使小錢”，足可形容子建之文。
武帝乃軍事家、政治家，有文學天才，甚至可說其有文學修養，因其有言曰“老而好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魏文帝《典論&bull自序》）。
武帝固然天才高于其二子，然有事業在，其精神為事業分去不少，不能專心創作，但究竟是一文人。
一般人對曹操印象之壞，在戲劇。
唐宋文章對曹操稱曹公，宋以降戲曲、小說越發達，曹操之人格越糟。
曹操固奸，然文采可佩服。
魏文帝之為人真“妙”。
“妙”，可意會而不可言傳。
（有一種“妙人”，好人固然未及，壞人不知是哪一種，中國多此種人。
與人無益，而把自己毀掉完事，此亦“妙人”。
）曰“妙”，須說到心理。
餘常讀心理學之書，其因有二：一研讀，二創作。
佛羅伊德（Freud）[9]之心理分析學，頗有趣，分析别人寫小說之心理而養成分析心理之習慣。
中國小說與外國小說之最大區别，乃在于中國小說隻是事實的記載，西洋則注重心理的描寫。
《聊齋》好的作品有點兒心理描寫，壞的則隻是故事之記載，并非小說。
好的小說，必定描寫人物生活、心理之轉變。
《水浒》《紅樓》，不但寫其故事而已，不但表現心理，且将其靈魂裸露出來。
好的小說皆是如此。
餘作小說亦注意此點。
科舉時代，“不求文章高天下，隻求中入試官眼”。
《聊齋》文章不通，《閱微草堂筆記》亦不通。
（《聊齋》尚有一二篇、一二句好的。
）如看《儒林外史》，不如看《水浒》。
（餘不喜《紅樓》。
） 文帝在政治上、軍事上皆非低能者，固然不如其父之雄才大略；且身為皇帝，地大人多，文才甚盛。
而他卻不甘心、不安心做一皇帝，政治、軍事……皆不能滿足其生活的欲望，成功是喜歡，滿足是悲哀。
文帝之欲望在文學，總覺得文人最好。
“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論&bull論文》），政治、軍事反不算什麼。
文帝天才高，功夫深，地位亦高，故成為漢末魏初文學運動之中心人物。
文帝也具體做到了此步，其文章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