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 概說《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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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操（personality），名詞（noun）。
情操（“操”，用為名詞，舊有去聲之讀），此中含有理智在内。
“操”之謂何？便是要提得起、放得下、弄得轉、把得牢，聖人所說“發乎情止乎禮義”（《毛詩序》）。
“操”又有一講法，就是操練、體操之“操”，乃是有範圍、有規則的活動。
情操雖然說不得“發乎情止乎禮義”，也要“發而皆中節”（《中庸》一章）。
情操完全不是縱情，“縱”是信馬由缰，“操”是六辔在手。
總之，人是要感情與理智調和。
向來哲學家忒偏理智，文學家忒重了感情，很難得到調和。
感情與理智調和，說雖如此說，然而若是做來，恐怕古聖先賢也不易得。
吾輩格物緻知所為何來？原是為的求做人的學問。
學問雖可由知識中得到，卻萬萬并非學問就是知識。
學問是自己真正的受用，無論舉止進退、一言一笑，都是見真正學問的地方。
做人處世的學問也就是感情與理智的調和。
“詩三百篇”含義所在，也不外乎“情操”二字。
“詩三百篇”含義所在，也不外乎“情操”二字。
圖為南宋馬和之為《詩經&bull豳風&bull七月》作的插畫。
要了解《詩》，便不得不理會“情操”二字。
《詩》者，就是最好的情操。
也無怪吾國之詩教是溫柔敦厚，無論在“情操”二字消極方面的意義（操守），或積極方面的意義（操練），皆與此相合。
所謂學問，淺言之，不會則學，不知則問。
有學問的人其最高的境界就是吾人理想的最高人物，有胸襟、有見解、有氣度的人。
梁任公[1]說英文gentleman不易譯，若“士君子”則庶近之矣，便“君子”二字即可。
孔子不輕易許人為君子： 君子哉若人！（《論語&bull憲問》） 君子哉！蘧伯玉。
（《論語&bull衛靈公》）[2] 君子之材，實在難得。
“士君子”乃是完美而無瑕疵的，吾人雖不能到此地步，而可懸此高高的标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此則人高于動物者也。
人對于此“境界”有所謂不滿，孔夫子尚且說： 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論語&bull述而》） 此雖不是騰雲駕霧的仙、了脫生死的禅，而遠親不如近鄰，乃是真真正正的人，此正是平凡的偉大，然而正于吾人有益。
五十學《易》，韋編三絕，至此正是細上加細，而止于“無大過”。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論語&bull泰伯》） 讀此真可知戒矣。
然而，過分的謙虛與過分的驕傲同一的讨厭。
而夫子三謙亦令人佩服，五十學《易》，可知夫子尚不滿足其境界。
所有古聖先賢未有不如此者。
古亞曆山大（Alexander）[3]征服世界，至一荒野，四無人煙，坐一高山上曰：噫籲！何世界之如是小，而不足以令我征服也！但此非貪，而是要好，人所以有進益在此，所以為萬物之靈亦在此。
學問的最高标準是士君子。
士君子就是溫柔敦厚（詩教），是“發而皆中節”。
釋迦牟尼說現實、現世、現時是虛空的，但儒家則是求為現實、現世、現時的起碼的人。
表現這種溫柔敦厚的、平凡的、偉大的詩，就是“三百篇”。
而其後者，多才氣發皇，而所作較過，若曹氏父子[4]、鮑明遠[5]、李、杜、蘇、黃[6]；其次，所作不及者，便是平庸的一派,若白樂天[7]之流。
樂天雖欲求溫柔敦厚而尚不及，但亦有為人不及處.吾國詩人中之最偉大者唯一陶淵明，他真是“士君子”，真是“溫柔敦厚”。
這雖是老生常談，但往往有至理存焉，不可輕蔑。
猶如禅宗故事所雲：諸弟子将行，請大師一言，師曰：“諸惡莫作，諸善奉行。
”弟子大失所望，師曰：“三歲小兒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
”[8]吾人之好高骛遠、喜新立奇，乃是引吾人向上的，要好好保持、維護，但不可不加操持；否則，小則可害身家，大足以害天下。
如王安石之行新法，宋室遂亡也矣。
走“發皇”一路往往過火，但有天才隻寫出華麗的詩來是不難的，而走平凡之路寫溫柔敦厚的詩是難乎其難了，往往不能免俗。
有才氣、有功力，寫華麗的詩不難，要寫溫柔敦厚的詩便難了。
一個大材之人而嚅嚅不能出口，力舉千鈞的人蛻然若不勝衣，這是怎麼？才氣發皇是利用文字——書，但要使文字之美與性情之正打成一片。
合乎這種條件的是詩，否則雖格律形式無差，但算不了詩。
“三百篇”文字古，有障礙，而不能使吾人易于了解；唯陶詩較可。
“月黑殺人地，風高放火天”[9]，美而不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bull顔淵》），正而不美。
宗教家與道家以為，吾人之感情如盜賊，如蛇蟲；古聖先賢都不如此想，不過以為感情如野馬，必須加以羁勒，不必排斥，感情也能助人為善。
先哲有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
”（《禮記&bull禮運》）情與欲固有關，人所不能否認。
以上所述是廣義的詩。
今所講“詩三百篇”向稱為“經”，“五四”以後人多不然。
“經”者，常也，不變也，近于“真理”之意，不為時間和空間所限。
老杜寫“天寶之亂”稱“詩史”，但讀其詩吾人生亂世固感動，而若生太平之世所感則不親切。
蘇俄文豪高爾基（Gorky）[10]寫饑餓寫得最好，蓋彼在流浪生活中，确有饑餓之經驗也。
常人寫餓不過到饑腸雷鳴而已，高爾基說餓得貓爪把抓腸内，此乃真實、親切的感覺，非境外人可辦，更是占空間、占時間的，故與後來人相隔膜。
這就是變，就不能永久。
“三百篇”則不然，“經”之一字，固亦不必反對。
今所言《詩》三百篇不過道其總數，此乃最合宜之名詞。
子曰：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論語&bull為政》） 此最扼要之言。
此所謂“無邪”與宋朝理學家所說之“無邪”、“正”不同。
宋儒所言是出乎人情的，幹巴巴的。
古言：“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
”（楊恽《報孫會宗書》）“不能止”就是正嗎？未必是，也未必不是。
道學家自命傳聖賢之道，其實完全不了解聖賢之道，完全是幹巴巴、死闆闆地談“性”、談“天”。
所以說“無邪”是“正”，不如說是“直”，未有直而不誠者，直也就是誠。
（直：真、誠，雙聲。
）《易傳》雲： 修辭立其誠。
（《文言》） 以此講“思無邪”三字最切當。
誠，雖不正，亦可感人。
“月黑殺人地，風高放火天”，此極其不正矣，而不能說它不是詩。
何則？誠也。
“打油詩”，人雖極卑視之，但也要加以“詩”之名，蓋誠也，雖則性有不正。
夫子曰，“詩三百”“思無邪”，為其誠也。
釋迦牟尼說法之時，嘗曰： 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诳語者，不異語者。
（《金剛經》） “如”，真如之意，較“真”（truth）更為玄妙。
其弟子抛棄身家愛欲往之學道，固已相信矣，何必又如此說，真是大慈大悲，真是苦口婆心。
這裡可用釋迦之“真語”、“實語”、“如語”、“不诳語”、“不異語”說詩之“誠”、“思無邪”之“無所不包，無所不舉”[11]。
釋迦又說： 中間永無諸委曲相。
（《楞嚴經》） 此八字一氣說來，就是“真”。
《尚書&bull堯典》曰：“詩言志。
”如詩人作詩，由“志”到作出“詩”，中間就是老杜所謂“意匠慘淡經營中”（《丹青引贈曹将軍霸》）： （一）志——“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 （二）中間——“意匠慘淡經營中”（聲音、形象、格律要求其最合宜的）； （三）詩篇——“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五代劉昭禹[12]曰：“五言如四十個賢人，著一字如屠沽（市井）不得。
”（計有功《唐詩紀事》）豈止五言？凡詩皆如此。
詩裡能換一個字，便是不完美的詩。
一字，絕對，真如，是一非二，何況三四？ “慘淡經營”之結果，第一義就是“無委曲相”。
好詩所寫皆是第一義，與哲學之真理、宗教之經約文字的最高境界同。
讀詩也要“思無邪”，也要“無委曲相”。
孔子對于詩的論法，歸納起來又稱為“孔門詩法”。
法，道也，不是指狹義的方法、法律之法，若平仄、葉韻之類，此乃指廣義的法。
“無事無非法”，生活中舉止、思想、語言無在而非法。
違了夫子“思無邪”，便非法。
然而，何以又說詩無所謂是非善惡？常所謂是非善惡究竟是否真的是非善惡？以世俗的是非善惡講來，隻是傳統習慣（世法、世谛）的是非善惡，而非真的是非善惡。
“月黑殺人地，風高放火天”，是直，事雖邪而思無邪。
在世法上講，不能承認；在詩法上講，可以承認。
詩中的是非善惡與尋常的是非善惡不同。
魯迅先生說一軍閥下野後居于租界莳花飲酒且學賦詩，頗下得一番功夫，模仿淵明文字、句法。
而魯迅先生批曰：我覺得“不像”。
蓋此是言不由衷，便是僞、是不真、是邪。
以此而論，其詩絕不如“月黑殺人地，風高放火天”二句也。
村中小酒肆中有對聯曰： 進門來三杯醉也， 起身去一步歪邪。
此雖不佳而頗有詩意，蓋紀實也。
又有一聯曰： 劉伶問道何處好， 李白答曰此地佳。
此亦鄉村小酒肆對聯，還不如前者。
下野軍閥的仿陶淵明詩還不如村中酒肆對聯這個味兒。
故說詩的是非善惡不是世俗的。
文學與哲學與“道”的最高境界是一個。
所謂“詩法”，就是佛法的“法”，是“道”。
靜安[13]先生曰：“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優劣。
”（《人間詞話》） “詩三百篇”既稱“經”，就是不祧之祖，而降至楚辭、賦、詩、詞、曲，則益卑矣。
然而，以詩法論，便童謠、山歌亦可以與“經”并立。
其實“詩三百篇”原亦古代之童謠、山歌也。
《金剛經》雲： 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隻要“思無邪”就是“法”。
佛法平等不是自由平等的平等，佛說之法皆是平等。
佛先說小乘，後說大乘，由空說無，說有見空。
天才低者使之信，天才高者使之解，無論如何說法，皆是平等。
或謂佛雖說有大乘、小乘，其實佛說皆是大乘，皆可以是而成佛。
“南無阿彌陀佛”[14]六字，最低之小乘，然而也能成佛。
故佛說“大開方便之門”，門無大小，而入門則平等也，與靜安先生所謂“不以是而分優劣”一也。
今所言詩，隻要是詩就是法。
孔夫子對于《詩》，有“思無邪”之總論，尚有分論。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草木鳥獸之名。
”（《論語&bull陽貨》） 這是總論中之分論，前所說是總論中之總論。
說得真好。
無怪夫子說“學文”，真是學文。
忠厚老實、溫厚和平、仁慈、忠孝、誠實，溢于言表。
這真是好文章。
每一國的文字有其特殊之長處，吾人說話、作文能夠表現出來便是大詩人。
中國方字單音，少彈性，而一部《論語》音調仰抑低昂，彈性極大，平和婉轉之極。
夫子真不可及，孟子不能。
漢學重訓诂，宋學重義理，此本難分優劣。
漢經秦“焚書”之後，書籍散亂亟待整理；及宋朝書籍大半整理就緒，而改重義理，亦自然之趨勢也。
今講《詩經》，在文字上要打破文字障，故重義理而兼及訓诂，雖仍漢宋之學而皆有不同。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讀此段文章，“可以”兩字不可草草看過。
興：感發志氣。
起、立，見外物而有觸。
生機暢旺之人最好。
何以生機暢旺就是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詩經&bull小雅&bull采薇》），讀之如旱苗遇雨，真可以興也。
觀：考察得失。
（得失不能要，算盤不可太清，這非詩。
） 不論飛、潛、動、植，世界上一切事皆要觀，不觀便不能寫詩。
“《詩》雲：‘鸢飛戾天，魚躍于淵。
’言其上下察也。
”（《中庸》十二章）察猶觀也，觀猶察也。
鸢代表在
情操（“操”，用為名詞，舊有去聲之讀），此中含有理智在内。
“操”之謂何？便是要提得起、放得下、弄得轉、把得牢，聖人所說“發乎情止乎禮義”（《毛詩序》）。
“操”又有一講法，就是操練、體操之“操”，乃是有範圍、有規則的活動。
情操雖然說不得“發乎情止乎禮義”，也要“發而皆中節”（《中庸》一章）。
情操完全不是縱情，“縱”是信馬由缰，“操”是六辔在手。
總之，人是要感情與理智調和。
向來哲學家忒偏理智，文學家忒重了感情，很難得到調和。
感情與理智調和，說雖如此說，然而若是做來，恐怕古聖先賢也不易得。
吾輩格物緻知所為何來？原是為的求做人的學問。
學問雖可由知識中得到，卻萬萬并非學問就是知識。
學問是自己真正的受用，無論舉止進退、一言一笑，都是見真正學問的地方。
做人處世的學問也就是感情與理智的調和。
“詩三百篇”含義所在，也不外乎“情操”二字。
“詩三百篇”含義所在，也不外乎“情操”二字。
圖為南宋馬和之為《詩經&bull豳風&bull七月》作的插畫。
要了解《詩》，便不得不理會“情操”二字。
《詩》者，就是最好的情操。
也無怪吾國之詩教是溫柔敦厚，無論在“情操”二字消極方面的意義（操守），或積極方面的意義（操練），皆與此相合。
所謂學問，淺言之，不會則學，不知則問。
有學問的人其最高的境界就是吾人理想的最高人物，有胸襟、有見解、有氣度的人。
梁任公[1]說英文gentleman不易譯，若“士君子”則庶近之矣，便“君子”二字即可。
孔子不輕易許人為君子： 君子哉若人！（《論語&bull憲問》） 君子哉！蘧伯玉。
（《論語&bull衛靈公》）[2] 君子之材，實在難得。
“士君子”乃是完美而無瑕疵的，吾人雖不能到此地步，而可懸此高高的标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此則人高于動物者也。
人對于此“境界”有所謂不滿，孔夫子尚且說： 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論語&bull述而》） 此雖不是騰雲駕霧的仙、了脫生死的禅，而遠親不如近鄰，乃是真真正正的人，此正是平凡的偉大，然而正于吾人有益。
五十學《易》，韋編三絕，至此正是細上加細，而止于“無大過”。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論語&bull泰伯》） 讀此真可知戒矣。
然而，過分的謙虛與過分的驕傲同一的讨厭。
而夫子三謙亦令人佩服，五十學《易》，可知夫子尚不滿足其境界。
所有古聖先賢未有不如此者。
古亞曆山大（Alexander）[3]征服世界，至一荒野，四無人煙，坐一高山上曰：噫籲！何世界之如是小，而不足以令我征服也！但此非貪，而是要好，人所以有進益在此，所以為萬物之靈亦在此。
學問的最高标準是士君子。
士君子就是溫柔敦厚（詩教），是“發而皆中節”。
釋迦牟尼說現實、現世、現時是虛空的，但儒家則是求為現實、現世、現時的起碼的人。
表現這種溫柔敦厚的、平凡的、偉大的詩，就是“三百篇”。
而其後者，多才氣發皇，而所作較過，若曹氏父子[4]、鮑明遠[5]、李、杜、蘇、黃[6]；其次，所作不及者，便是平庸的一派,若白樂天[7]之流。
樂天雖欲求溫柔敦厚而尚不及，但亦有為人不及處.吾國詩人中之最偉大者唯一陶淵明，他真是“士君子”，真是“溫柔敦厚”。
這雖是老生常談，但往往有至理存焉，不可輕蔑。
猶如禅宗故事所雲：諸弟子将行，請大師一言，師曰：“諸惡莫作，諸善奉行。
”弟子大失所望，師曰：“三歲小兒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
”[8]吾人之好高骛遠、喜新立奇，乃是引吾人向上的，要好好保持、維護，但不可不加操持；否則，小則可害身家，大足以害天下。
如王安石之行新法，宋室遂亡也矣。
走“發皇”一路往往過火，但有天才隻寫出華麗的詩來是不難的，而走平凡之路寫溫柔敦厚的詩是難乎其難了，往往不能免俗。
有才氣、有功力，寫華麗的詩不難，要寫溫柔敦厚的詩便難了。
一個大材之人而嚅嚅不能出口，力舉千鈞的人蛻然若不勝衣，這是怎麼？才氣發皇是利用文字——書，但要使文字之美與性情之正打成一片。
合乎這種條件的是詩，否則雖格律形式無差，但算不了詩。
“三百篇”文字古，有障礙，而不能使吾人易于了解；唯陶詩較可。
“月黑殺人地，風高放火天”[9]，美而不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bull顔淵》），正而不美。
宗教家與道家以為，吾人之感情如盜賊，如蛇蟲；古聖先賢都不如此想，不過以為感情如野馬，必須加以羁勒，不必排斥，感情也能助人為善。
先哲有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
”（《禮記&bull禮運》）情與欲固有關，人所不能否認。
以上所述是廣義的詩。
今所講“詩三百篇”向稱為“經”，“五四”以後人多不然。
“經”者，常也，不變也，近于“真理”之意，不為時間和空間所限。
老杜寫“天寶之亂”稱“詩史”，但讀其詩吾人生亂世固感動，而若生太平之世所感則不親切。
蘇俄文豪高爾基（Gorky）[10]寫饑餓寫得最好，蓋彼在流浪生活中，确有饑餓之經驗也。
常人寫餓不過到饑腸雷鳴而已，高爾基說餓得貓爪把抓腸内，此乃真實、親切的感覺，非境外人可辦，更是占空間、占時間的，故與後來人相隔膜。
這就是變，就不能永久。
“三百篇”則不然，“經”之一字，固亦不必反對。
今所言《詩》三百篇不過道其總數，此乃最合宜之名詞。
子曰：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論語&bull為政》） 此最扼要之言。
此所謂“無邪”與宋朝理學家所說之“無邪”、“正”不同。
宋儒所言是出乎人情的，幹巴巴的。
古言：“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
”（楊恽《報孫會宗書》）“不能止”就是正嗎？未必是，也未必不是。
道學家自命傳聖賢之道，其實完全不了解聖賢之道，完全是幹巴巴、死闆闆地談“性”、談“天”。
所以說“無邪”是“正”，不如說是“直”，未有直而不誠者，直也就是誠。
（直：真、誠，雙聲。
）《易傳》雲： 修辭立其誠。
（《文言》） 以此講“思無邪”三字最切當。
誠，雖不正，亦可感人。
“月黑殺人地，風高放火天”，此極其不正矣，而不能說它不是詩。
何則？誠也。
“打油詩”，人雖極卑視之，但也要加以“詩”之名，蓋誠也，雖則性有不正。
夫子曰，“詩三百”“思無邪”，為其誠也。
釋迦牟尼說法之時，嘗曰： 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诳語者，不異語者。
（《金剛經》） “如”，真如之意，較“真”（truth）更為玄妙。
其弟子抛棄身家愛欲往之學道，固已相信矣，何必又如此說，真是大慈大悲，真是苦口婆心。
這裡可用釋迦之“真語”、“實語”、“如語”、“不诳語”、“不異語”說詩之“誠”、“思無邪”之“無所不包，無所不舉”[11]。
釋迦又說： 中間永無諸委曲相。
（《楞嚴經》） 此八字一氣說來，就是“真”。
《尚書&bull堯典》曰：“詩言志。
”如詩人作詩，由“志”到作出“詩”，中間就是老杜所謂“意匠慘淡經營中”（《丹青引贈曹将軍霸》）： （一）志——“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 （二）中間——“意匠慘淡經營中”（聲音、形象、格律要求其最合宜的）； （三）詩篇——“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五代劉昭禹[12]曰：“五言如四十個賢人，著一字如屠沽（市井）不得。
”（計有功《唐詩紀事》）豈止五言？凡詩皆如此。
詩裡能換一個字，便是不完美的詩。
一字，絕對，真如，是一非二，何況三四？ “慘淡經營”之結果，第一義就是“無委曲相”。
好詩所寫皆是第一義，與哲學之真理、宗教之經約文字的最高境界同。
讀詩也要“思無邪”，也要“無委曲相”。
孔子對于詩的論法，歸納起來又稱為“孔門詩法”。
法，道也，不是指狹義的方法、法律之法，若平仄、葉韻之類，此乃指廣義的法。
“無事無非法”，生活中舉止、思想、語言無在而非法。
違了夫子“思無邪”，便非法。
然而，何以又說詩無所謂是非善惡？常所謂是非善惡究竟是否真的是非善惡？以世俗的是非善惡講來，隻是傳統習慣（世法、世谛）的是非善惡，而非真的是非善惡。
“月黑殺人地，風高放火天”，是直，事雖邪而思無邪。
在世法上講，不能承認；在詩法上講，可以承認。
詩中的是非善惡與尋常的是非善惡不同。
魯迅先生說一軍閥下野後居于租界莳花飲酒且學賦詩，頗下得一番功夫，模仿淵明文字、句法。
而魯迅先生批曰：我覺得“不像”。
蓋此是言不由衷，便是僞、是不真、是邪。
以此而論，其詩絕不如“月黑殺人地，風高放火天”二句也。
村中小酒肆中有對聯曰： 進門來三杯醉也， 起身去一步歪邪。
此雖不佳而頗有詩意，蓋紀實也。
又有一聯曰： 劉伶問道何處好， 李白答曰此地佳。
此亦鄉村小酒肆對聯，還不如前者。
下野軍閥的仿陶淵明詩還不如村中酒肆對聯這個味兒。
故說詩的是非善惡不是世俗的。
文學與哲學與“道”的最高境界是一個。
所謂“詩法”，就是佛法的“法”，是“道”。
靜安[13]先生曰：“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優劣。
”（《人間詞話》） “詩三百篇”既稱“經”，就是不祧之祖，而降至楚辭、賦、詩、詞、曲，則益卑矣。
然而，以詩法論，便童謠、山歌亦可以與“經”并立。
其實“詩三百篇”原亦古代之童謠、山歌也。
《金剛經》雲： 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隻要“思無邪”就是“法”。
佛法平等不是自由平等的平等，佛說之法皆是平等。
佛先說小乘，後說大乘，由空說無，說有見空。
天才低者使之信，天才高者使之解，無論如何說法，皆是平等。
或謂佛雖說有大乘、小乘，其實佛說皆是大乘，皆可以是而成佛。
“南無阿彌陀佛”[14]六字，最低之小乘，然而也能成佛。
故佛說“大開方便之門”，門無大小，而入門則平等也，與靜安先生所謂“不以是而分優劣”一也。
今所言詩，隻要是詩就是法。
孔夫子對于《詩》，有“思無邪”之總論，尚有分論。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草木鳥獸之名。
”（《論語&bull陽貨》） 這是總論中之分論，前所說是總論中之總論。
說得真好。
無怪夫子說“學文”，真是學文。
忠厚老實、溫厚和平、仁慈、忠孝、誠實，溢于言表。
這真是好文章。
每一國的文字有其特殊之長處，吾人說話、作文能夠表現出來便是大詩人。
中國方字單音，少彈性，而一部《論語》音調仰抑低昂，彈性極大，平和婉轉之極。
夫子真不可及，孟子不能。
漢學重訓诂，宋學重義理，此本難分優劣。
漢經秦“焚書”之後，書籍散亂亟待整理；及宋朝書籍大半整理就緒，而改重義理，亦自然之趨勢也。
今講《詩經》，在文字上要打破文字障，故重義理而兼及訓诂，雖仍漢宋之學而皆有不同。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讀此段文章，“可以”兩字不可草草看過。
興：感發志氣。
起、立，見外物而有觸。
生機暢旺之人最好。
何以生機暢旺就是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詩經&bull小雅&bull采薇》），讀之如旱苗遇雨，真可以興也。
觀：考察得失。
（得失不能要，算盤不可太清，這非詩。
） 不論飛、潛、動、植，世界上一切事皆要觀，不觀便不能寫詩。
“《詩》雲：‘鸢飛戾天，魚躍于淵。
’言其上下察也。
”（《中庸》十二章）察猶觀也，觀猶察也。
鸢代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