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講 《劉子》與《文心雕龍》思想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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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之舞之還可以入于至道。
又說：“邪者不入，則情性内和；情性内和，然後乃為樂也。
”那麼講音樂是人情之所不能免，正音還可使情性内和，跟《去情》主張“去情”，不又矛盾嗎？ 《劉子·法術》：“主以術為神。
術以神隐成妙，法以明斷為工。
淳風一澆，則人有争心；情為（僞）既動，則立法以檢之。
”這裡采用法家的講法和術，術是君主所用的權術，稱為神隐。
不論用術或法，都跟《清神》的“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矛盾。
“不視”、“不聽”、“不言”、“不慮”就不可能行法用術。
又說：“今法者則溺于古律，儒者則拘于舊禮，而不識情移法宜變改也。
”這裡提出“識情”，又跟“去情”矛盾。
《劉子·賞罰》：“善賞者因民所喜以勸善，善罰者因民所惡以禁奸。
故賞少而善勸，刑薄而奸息。
”這裡提出民的所喜所惡，這是因民喜惡之情來定賞罰，又跟“去情”矛盾。
又說：“故君者賞罰之所歸，誘人以趣善也，其利重矣。
”這裡把賞罰跟善惡利害結合，又跟《去情》的排遣是非利害相矛盾。
《劉子·貴言》：“善言成德，其惠重也。
……人皆欲栉之理其發，不願善言之理其情，是棄重德而采輕功，不亦倒乎？”又說：“故臣子之于君父，則有獻可替否諷谏之文。
”姑不論這裡的“貴言”與《清神》的“不言”相矛盾，這裡的“善言以理其情”又與“去情”相矛盾。
這裡的“獻可替否”，指“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左》昭二十）。
這裡講到可中有否，否中有可，就屬于是非利害問題，又跟《去情》中排遣是非利害相矛盾了。
《劉子·防欲》：“情出于性而情違性；欲由于情而欲害情”；“性貞則情銷，情熾則性滅”。
所以稱“情之傷性，性之妨情”。
但《辯施》說：“不赈朋戚，人之惡；惠及四鄰，人之善。
蓋善惡之行，出于性情，而系于饑穰也。
以此觀之：太豐則恩情生，窭乏則仁惠廢也。
”是年豐則恩情生，不是情違性了；恩情生則性貞，不是性貞則情銷了。
是《辯施》又與《防欲》矛盾了。
《劉子·兵術》稱：“故将者必明天時，辨地勢，練人謀。
明天時者，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鑒五雲之候。
辨地勢者，識七舍之形，别九地之勢。
練人謀者，抱五德之美，握二柄之要。
”這跟《清神》的“不視”、“不聽”、“不言”、“不慮”又有矛盾。
即使“不視”、“不聽”、“不言”、“不慮”指君主說，這樣的君主又怎能選用知兵的大将呢？ 或許有人會說，《劉子·九流》稱：“今治世之賢，宜以禮教為先；嘉遁之士，應以無為是務。
則操業俱遂，而身名兩全也。
”因此，《清神》、《防欲》、《去情》是對嘉遁之士而言，《崇學》、《辯樂》、《思順》等是對治世之賢而言，兩者對象不同，所以并不矛盾。
按《清神》稱：“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是指聖人說的，當時稱帝王為聖人，不稱“嘉遁之士”為聖人。
又《防欲》稱：“目愛彩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鼻悅芳馨，命曰熏喉之煙；身安輿驷，命曰召蹶之機。
”這些也不是嘉遁之士所享用的。
《去情》稱“是以聖人棄智以全真，遣情以接物”，所以上面的解說還是不能成立的。
再說，既稱“今治世之賢，宜以禮教為先”，但在《法術》裡宣揚法家的用法行術，也與“宜以禮教為先”相矛盾。
這樣看來，《劉子》作為雜家，當屬于“及蕩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歸心”這一類。
二 《文心雕龍》的思想融會貫通 《文心雕龍》的思想以儒家為主，尊采道佛諸子，融會貫通而無矛盾，與《劉子》不同。
《文心雕龍·原道》：“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
惟人參之，性靈所鐘，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這裡人參天地的三才說，本于《易·說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又說：“邪者不入，則情性内和；情性内和，然後乃為樂也。
”那麼講音樂是人情之所不能免，正音還可使情性内和，跟《去情》主張“去情”，不又矛盾嗎？ 《劉子·法術》：“主以術為神。
術以神隐成妙，法以明斷為工。
淳風一澆，則人有争心；情為（僞）既動，則立法以檢之。
”這裡采用法家的講法和術，術是君主所用的權術，稱為神隐。
不論用術或法，都跟《清神》的“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矛盾。
“不視”、“不聽”、“不言”、“不慮”就不可能行法用術。
又說：“今法者則溺于古律，儒者則拘于舊禮，而不識情移法宜變改也。
”這裡提出“識情”，又跟“去情”矛盾。
《劉子·賞罰》：“善賞者因民所喜以勸善，善罰者因民所惡以禁奸。
故賞少而善勸，刑薄而奸息。
”這裡提出民的所喜所惡，這是因民喜惡之情來定賞罰，又跟“去情”矛盾。
又說：“故君者賞罰之所歸，誘人以趣善也，其利重矣。
”這裡把賞罰跟善惡利害結合，又跟《去情》的排遣是非利害相矛盾。
《劉子·貴言》：“善言成德，其惠重也。
……人皆欲栉之理其發，不願善言之理其情，是棄重德而采輕功，不亦倒乎？”又說：“故臣子之于君父，則有獻可替否諷谏之文。
”姑不論這裡的“貴言”與《清神》的“不言”相矛盾，這裡的“善言以理其情”又與“去情”相矛盾。
這裡的“獻可替否”，指“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左》昭二十）。
這裡講到可中有否，否中有可，就屬于是非利害問題，又跟《去情》中排遣是非利害相矛盾了。
《劉子·防欲》：“情出于性而情違性；欲由于情而欲害情”；“性貞則情銷，情熾則性滅”。
所以稱“情之傷性，性之妨情”。
但《辯施》說：“不赈朋戚，人之惡；惠及四鄰，人之善。
蓋善惡之行，出于性情，而系于饑穰也。
以此觀之：太豐則恩情生，窭乏則仁惠廢也。
”是年豐則恩情生，不是情違性了；恩情生則性貞，不是性貞則情銷了。
是《辯施》又與《防欲》矛盾了。
《劉子·兵術》稱：“故将者必明天時，辨地勢，練人謀。
明天時者，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鑒五雲之候。
辨地勢者，識七舍之形，别九地之勢。
練人謀者，抱五德之美，握二柄之要。
”這跟《清神》的“不視”、“不聽”、“不言”、“不慮”又有矛盾。
即使“不視”、“不聽”、“不言”、“不慮”指君主說，這樣的君主又怎能選用知兵的大将呢？ 或許有人會說，《劉子·九流》稱：“今治世之賢，宜以禮教為先；嘉遁之士，應以無為是務。
則操業俱遂，而身名兩全也。
”因此，《清神》、《防欲》、《去情》是對嘉遁之士而言，《崇學》、《辯樂》、《思順》等是對治世之賢而言，兩者對象不同，所以并不矛盾。
按《清神》稱：“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是指聖人說的，當時稱帝王為聖人，不稱“嘉遁之士”為聖人。
又《防欲》稱：“目愛彩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鼻悅芳馨，命曰熏喉之煙；身安輿驷，命曰召蹶之機。
”這些也不是嘉遁之士所享用的。
《去情》稱“是以聖人棄智以全真，遣情以接物”，所以上面的解說還是不能成立的。
再說，既稱“今治世之賢，宜以禮教為先”，但在《法術》裡宣揚法家的用法行術，也與“宜以禮教為先”相矛盾。
這樣看來，《劉子》作為雜家，當屬于“及蕩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歸心”這一類。
二 《文心雕龍》的思想融會貫通 《文心雕龍》的思想以儒家為主，尊采道佛諸子，融會貫通而無矛盾，與《劉子》不同。
《文心雕龍·原道》：“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
惟人參之，性靈所鐘，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這裡人參天地的三才說，本于《易·說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