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講 劉勰的文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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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實，輝光乃新”，可見他是贊美氣剛、才俊的。
他又講“潘勖錫魏，思摹經典”，指他的習雅。
“相如賦仙，氣号淩雲”，指他的才俊。
他又要求“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這是學深。
才俊、氣剛、學深、習雅才能構成風骨。
這是對言志抒情的作品提出的更高要求。
他這樣講文的理論，是從文體論中歸納出來的。
所以《通變》裡說：“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
”所說的“詩賦書記”，即從詩賦到書記，包括論文叙筆的全部，包括論古代應用文在内。
因此，講劉勰的文論，忽略他的論筆部分，是不符合他的用意的。
他在《體性》裡舉例，提到“子政簡易”，“孟堅懿雅”，就包括劉向、班固的筆在内。
他在《風骨》裡舉“潘勖錫魏”，“相如賦仙”，一指筆，一指文，所以講他的創作論是不能排除他的論筆的。
他在《通變》裡講的“文辭氣力，通變則久”，跟“變乎騷”結合。
又稱“矯訛翻淺，還宗經诰”，跟“體乎經”結合。
他的創作論，就這樣結合總綱和宗經的六義與文體論來立論的。
他在《定勢》裡指出“因情立體，即體成勢”，又提出情來。
他在“随勢各配”裡，提到“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于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于核要；箴銘碑诔，則體制于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于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随變而立功者也”。
這裡指出作品的循體成勢，包括各種文體在内，即包括筆在内。
因此抛開筆而講劉勰的創作論，是不符合劉勰的用意的。
從《神思》到《通變》是劉勰創作論的主要部分，就這主要部分來看，是跟文體論密切結合的。
劉勰的創作論是講文學的，這點很少有人懷疑。
那它跟文體論的密切結合，跟論筆的密切結合，應該不發生疑問了。
把筆認為是文學作品，用形象來作說明有困難，這也說明劉勰講的文，主要是就言志抒情說的。
此外的創作論，像《情采》的講情，指出“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情性”。
認為言志抒情本于情性。
又稱“詩人為情而造文”，“繁彩寡情，味之必厭”。
《熔裁》稱“括情理，矯揉文采”，“情周而不煩”，都着重情。
《聲律》稱“标情務遠，比音則近”。
《章句》稱“設情有宅，宅情曰章”。
又稱“控引情理，送迎際會”，“環情草調，宛轉相騰”。
章句的安排，脈絡的貫通，都有待于情理。
《事類》稱“學貧者迍邅于事義，才餒者劬勞于辭情，此内外之殊分也”。
以情為内，以學為外。
《隐秀》稱隐為“文外之重旨”，旨即指情理。
《養氣》稱“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為情理而養氣。
《附會》稱“以情志為神明”，是創作的首要。
《時序》稱“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
幽厲昏而《闆》《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
這裡講的“不怨”、“樂”、“怒”、“哀”，都指抒情。
稱建安文學，則“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
講志深，歸結到“文變染乎世情”，用世情的變化來說明曆代文學的變化。
《知音》稱“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
統觀全書，他的文論，以情志為主，或稱情理，或稱情義，或稱情，都是一緻的。
他所講的文，主張文以明道，通過言志抒情，要求情信而辭巧。
這種言志抒情本于性情，構成作品和作家的風格，進一步要求風骨，注意通變。
這一切都是跟文體論密切結合的。
這是講中國古代詩文的文論。
這個文論就其原道宗經到言志抒情來說，跟唐宋的古文運動的文論是一緻的，隻是古文運動不談對偶聲律。
到桐城派姚鼐講的“神理氣味，格律聲色”，把聲律藻彩都包括進去，跟劉勰的文論更為接近，可見劉勰文論影響的深遠。
總之，今人所講的文學，指用語言塑造形象來反映生活，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
劉勰所講的文論，指用語言來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以情為主，在表達感情中反映作者的風采，具有感人的力量，構成作者或作品的風格。
就《物色》講，劉勰認為文的特點，在情景交融，構成一種意境，不強調形象；就《史傳》講，他認為在于褒貶的正确，即表達正确的情志，使“萬古魂動”，震動後世讀者的靈魂，重在感人的力量，不重在塑造人物形象。
從這裡，看到劉勰講的論文，是古代論詩文的文，有他的局限性；但強調抒情、感人、意境、風格，有他的特點。
他又講“潘勖錫魏，思摹經典”，指他的習雅。
“相如賦仙，氣号淩雲”，指他的才俊。
他又要求“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這是學深。
才俊、氣剛、學深、習雅才能構成風骨。
這是對言志抒情的作品提出的更高要求。
他這樣講文的理論，是從文體論中歸納出來的。
所以《通變》裡說：“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
”所說的“詩賦書記”，即從詩賦到書記，包括論文叙筆的全部，包括論古代應用文在内。
因此，講劉勰的文論，忽略他的論筆部分，是不符合他的用意的。
他在《體性》裡舉例，提到“子政簡易”，“孟堅懿雅”，就包括劉向、班固的筆在内。
他在《風骨》裡舉“潘勖錫魏”，“相如賦仙”，一指筆，一指文，所以講他的創作論是不能排除他的論筆的。
他在《通變》裡講的“文辭氣力，通變則久”，跟“變乎騷”結合。
又稱“矯訛翻淺，還宗經诰”，跟“體乎經”結合。
他的創作論，就這樣結合總綱和宗經的六義與文體論來立論的。
他在《定勢》裡指出“因情立體，即體成勢”，又提出情來。
他在“随勢各配”裡，提到“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于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于核要；箴銘碑诔，則體制于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于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随變而立功者也”。
這裡指出作品的循體成勢，包括各種文體在内，即包括筆在内。
因此抛開筆而講劉勰的創作論，是不符合劉勰的用意的。
從《神思》到《通變》是劉勰創作論的主要部分，就這主要部分來看，是跟文體論密切結合的。
劉勰的創作論是講文學的，這點很少有人懷疑。
那它跟文體論的密切結合，跟論筆的密切結合，應該不發生疑問了。
把筆認為是文學作品，用形象來作說明有困難，這也說明劉勰講的文，主要是就言志抒情說的。
此外的創作論，像《情采》的講情，指出“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情性”。
認為言志抒情本于情性。
又稱“詩人為情而造文”，“繁彩寡情，味之必厭”。
《熔裁》稱“括情理，矯揉文采”，“情周而不煩”，都着重情。
《聲律》稱“标情務遠，比音則近”。
《章句》稱“設情有宅，宅情曰章”。
又稱“控引情理，送迎際會”，“環情草調，宛轉相騰”。
章句的安排，脈絡的貫通，都有待于情理。
《事類》稱“學貧者迍邅于事義，才餒者劬勞于辭情，此内外之殊分也”。
以情為内，以學為外。
《隐秀》稱隐為“文外之重旨”，旨即指情理。
《養氣》稱“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為情理而養氣。
《附會》稱“以情志為神明”，是創作的首要。
《時序》稱“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
幽厲昏而《闆》《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
這裡講的“不怨”、“樂”、“怒”、“哀”，都指抒情。
稱建安文學，則“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
講志深，歸結到“文變染乎世情”，用世情的變化來說明曆代文學的變化。
《知音》稱“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
統觀全書，他的文論，以情志為主，或稱情理，或稱情義，或稱情，都是一緻的。
他所講的文，主張文以明道，通過言志抒情，要求情信而辭巧。
這種言志抒情本于性情，構成作品和作家的風格，進一步要求風骨，注意通變。
這一切都是跟文體論密切結合的。
這是講中國古代詩文的文論。
這個文論就其原道宗經到言志抒情來說，跟唐宋的古文運動的文論是一緻的，隻是古文運動不談對偶聲律。
到桐城派姚鼐講的“神理氣味，格律聲色”，把聲律藻彩都包括進去，跟劉勰的文論更為接近，可見劉勰文論影響的深遠。
總之，今人所講的文學，指用語言塑造形象來反映生活，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
劉勰所講的文論，指用語言來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以情為主，在表達感情中反映作者的風采，具有感人的力量，構成作者或作品的風格。
就《物色》講，劉勰認為文的特點，在情景交融，構成一種意境，不強調形象；就《史傳》講，他認為在于褒貶的正确，即表達正确的情志，使“萬古魂動”，震動後世讀者的靈魂，重在感人的力量，不重在塑造人物形象。
從這裡，看到劉勰講的論文，是古代論詩文的文，有他的局限性；但強調抒情、感人、意境、風格，有他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