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講 劉勰的文學論
關燈
小
中
大
哀也，凄焉如可傷。
”其人可見，不正是寫形象，通過形象來表達哀思嗎？怎麼說劉勰的論文，是以言志抒情為主呢？劉勰在《物色》裡确實談到“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
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
這樣講形似，跟窺情志深結合，還是以情志為主，不是通過形象來表達情思。
通過形象來表達情思，情思含蘊在形象裡，不一定點明。
這樣以情志為主來寫形象，跟以形象為主來反映生活不同。
所以《物色》裡又說：“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晔晔而更新”，“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
這樣寫物色，還是以情味為主。
物色有盡而作者的情思無窮，所以對同一景物，不同作者寫得各不相同，是情有餘，還是以情為主。
因此“析辭尚簡”。
他講“寫氣圖貌”尚簡，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
《詩·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用“灼灼”的紅豔來寫桃花，“灼灼”還含有表達新嫁娘的熱烈感情的意思。
《詩·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用“依依”來寫楊柳的柔軟，“依依”還含有征人與親人依依不舍的感情。
這就是“與心徘徊”，也就是“物無隐貌”。
這樣來寫物貌，主要是抒情，寫灼灼的熱情，依依的難舍。
這樣寫物貌，不是跟現在講的通過形象來反映生活的不同嗎？通過形象來反映生活，要描繪形象。
這裡的“灼灼”、“依依”，通過它們來寫熱情和難舍之情，對形象缺少具體描繪。
再看《比興》的“物雖胡越，合則肝膽。
拟容取心，斷辭必敢”。
這裡前兩句指比，後兩句指興。
興怎麼“拟容取心”呢？“關雎有别，故後妃方德。
”《詩·關雎》：“關關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毛傳》：“鳥摯而有别，後妃若關雎之有别焉。
”拟容即以關雎比淑女，取心即取關雎的摯而有别，以表淑女的摯而有别。
這樣是不是寫形象呢？寫形象是通過形象來表達情思，情思即含蓄在形象之中。
如詩人寫一對雎鸠，其中一頭死了，另一頭徘徊哀鳴，永遠不再和别的雎鸠結合，這才是通過形象來表達摯而有别的含意。
在《關雎》這首詩裡隻寫“關關”，“關關”是和鳴的形象，這裡根本沒有“摯而有别”的含意，所以說“發注而後見也”。
這個含意隻有看了注才知道，詩裡根本沒有。
所以“拟容取心”，也不同于寫形象。
再看《诔碑》的“論其人也，暧乎若可觌”，即仿佛像看見。
如潘嶽的《皇女诔》：“妙妙弱媛，窈窕淑良；孰是人斯，而罹斯殃！”主要是寫悲，不是對皇女形象的描繪，也跟用形象來表情思的不同。
所以劉勰的講文，還是以言志抒情為主。
就是《神思》裡講的“神用象通，情變所孕。
物以貌求，心以理應”。
還是以情理為主。
所以《情采》稱：“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
”本源在情理。
劉勰的文論，以言志抒情為主，所以《體性》開頭提“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強調情理。
但情志要本于性情，所以在《體性》裡講作家的風格，就從作品本于性情來立論，稱：“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
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聊傲誕，故理侈而辭溢。
”賈誼的性情俊發，所以作品文潔體清，司馬相如的性情傲誕，所以作品浮侈溢美。
他還舉了不少人來說明。
他又提出作品的風格，稱“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
認為作家和作品風格的形成，跟“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有關，都是“情性所铄，陶染所凝”。
對于八種風格，他在《總術》裡指出要分别玉石。
“精者要約，匮者亦鮮；博者該贍，蕪者亦繁；辯者昭晰，淺者亦露；奧者複隐，詭者亦曲。
”這樣，在評價作品時，要分清玉和石的不同，對于匮者、蕪者、淺者、詭者，不能認為它們具有精、博、繁、奧的風格，要從作品中排除出去。
可見用言志抒情來論文，還要看它們是不是本于性情，是不是具有風格。
對于造成風格的才、氣、學、習，他是贊美才俊、氣剛、學深、習雅的。
這就接觸到《風骨》。
《風骨》開頭講風，“志氣之符契也。
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風”，這裡就提到情志。
又說：“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強調情和氣。
這裡提到“駿爽”，又說“剛健
”其人可見，不正是寫形象，通過形象來表達哀思嗎？怎麼說劉勰的論文，是以言志抒情為主呢？劉勰在《物色》裡确實談到“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
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
這樣講形似，跟窺情志深結合，還是以情志為主，不是通過形象來表達情思。
通過形象來表達情思，情思含蘊在形象裡，不一定點明。
這樣以情志為主來寫形象，跟以形象為主來反映生活不同。
所以《物色》裡又說：“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晔晔而更新”，“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
這樣寫物色，還是以情味為主。
物色有盡而作者的情思無窮，所以對同一景物，不同作者寫得各不相同，是情有餘，還是以情為主。
因此“析辭尚簡”。
他講“寫氣圖貌”尚簡，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
《詩·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用“灼灼”的紅豔來寫桃花，“灼灼”還含有表達新嫁娘的熱烈感情的意思。
《詩·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用“依依”來寫楊柳的柔軟，“依依”還含有征人與親人依依不舍的感情。
這就是“與心徘徊”，也就是“物無隐貌”。
這樣來寫物貌，主要是抒情，寫灼灼的熱情，依依的難舍。
這樣寫物貌，不是跟現在講的通過形象來反映生活的不同嗎？通過形象來反映生活，要描繪形象。
這裡的“灼灼”、“依依”，通過它們來寫熱情和難舍之情，對形象缺少具體描繪。
再看《比興》的“物雖胡越，合則肝膽。
拟容取心，斷辭必敢”。
這裡前兩句指比，後兩句指興。
興怎麼“拟容取心”呢？“關雎有别，故後妃方德。
”《詩·關雎》：“關關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毛傳》：“鳥摯而有别，後妃若關雎之有别焉。
”拟容即以關雎比淑女，取心即取關雎的摯而有别，以表淑女的摯而有别。
這樣是不是寫形象呢？寫形象是通過形象來表達情思，情思即含蓄在形象之中。
如詩人寫一對雎鸠，其中一頭死了，另一頭徘徊哀鳴，永遠不再和别的雎鸠結合，這才是通過形象來表達摯而有别的含意。
在《關雎》這首詩裡隻寫“關關”，“關關”是和鳴的形象，這裡根本沒有“摯而有别”的含意，所以說“發注而後見也”。
這個含意隻有看了注才知道，詩裡根本沒有。
所以“拟容取心”，也不同于寫形象。
再看《诔碑》的“論其人也，暧乎若可觌”，即仿佛像看見。
如潘嶽的《皇女诔》：“妙妙弱媛，窈窕淑良；孰是人斯，而罹斯殃！”主要是寫悲，不是對皇女形象的描繪，也跟用形象來表情思的不同。
所以劉勰的講文，還是以言志抒情為主。
就是《神思》裡講的“神用象通，情變所孕。
物以貌求，心以理應”。
還是以情理為主。
所以《情采》稱：“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
”本源在情理。
劉勰的文論，以言志抒情為主，所以《體性》開頭提“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強調情理。
但情志要本于性情，所以在《體性》裡講作家的風格，就從作品本于性情來立論，稱：“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
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聊傲誕，故理侈而辭溢。
”賈誼的性情俊發，所以作品文潔體清，司馬相如的性情傲誕，所以作品浮侈溢美。
他還舉了不少人來說明。
他又提出作品的風格，稱“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
認為作家和作品風格的形成，跟“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有關，都是“情性所铄，陶染所凝”。
對于八種風格，他在《總術》裡指出要分别玉石。
“精者要約，匮者亦鮮；博者該贍，蕪者亦繁；辯者昭晰，淺者亦露；奧者複隐，詭者亦曲。
”這樣，在評價作品時，要分清玉和石的不同，對于匮者、蕪者、淺者、詭者，不能認為它們具有精、博、繁、奧的風格，要從作品中排除出去。
可見用言志抒情來論文，還要看它們是不是本于性情，是不是具有風格。
對于造成風格的才、氣、學、習，他是贊美才俊、氣剛、學深、習雅的。
這就接觸到《風骨》。
《風骨》開頭講風，“志氣之符契也。
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風”，這裡就提到情志。
又說：“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強調情和氣。
這裡提到“駿爽”，又說“剛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