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講 劉勰的文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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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勰的《文心雕龍》具有嚴密的體系，主要分為“文之樞紐”，即總綱；“論文叙筆”，即文體論；“剖情析采”，即創作論。
這三部分是密切配合的。
它的創作論，即從文體論“敷理以舉統”來的。
可是我們讨論文心的，往往忽略它的文體論中的論筆的部分，認為其中多屬于古代的應用文，因此略而不論，這就對劉勰的文體論進行了割裂。
這是用現在的文學概念來看劉勰的文論。
現在的文學概念，主要是從西洋來的，與劉勰的文論不同。
這裡隻談劉勰的文論。
按照現在講的文學，是反映生活，通過形象來反映，要描寫環境和人物，要塑造典型。
這樣，文心的總綱中的征聖、宗經就不符合通過形象來反映生活的要求。
經書中的《春秋》沒有形象描寫，其他各經也有不少部分缺乏形象的。
這樣，除《詩經》外的經書，絕大部分不屬于文學，征聖、宗經又受到割裂了。
劉勰的文體論，在叙筆部分講各種應用文，也不合通過形象來反映生活的要求，不成為文學作品，又被割裂了。
這樣，就看不到劉勰論文的完整體系了。
這裡試按照劉勰論文的體系來說明劉勰的文論，是講古代的詩文的，但他講的文和筆，也各具風格，也可稱為文學，隻是不同于現在講的文學。
劉勰的文學論，他的總綱是“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序志》）。
《原道》裡首先提出“與天地并生”的文德，即指形文的煥绮，聲文的激韻，情文的出于“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
講形文和聲文，即文要求有文采聲韻，講情文即文要發于性情，“雕琢性情，組織辭令”，發于性情的文，要陶冶性情，使歸于正則，這就要師聖。
“聖因文而明道”，師聖要學習因文明道。
明道的文要有文采和聲韻，這就是文。
《征聖》指出“陶鑄性情，功在上哲”，“聖人之情，見乎文辭”。
即師聖為了陶冶性情，性情經過陶冶，才能發出本于性情的正确的文辭。
“情欲信，辭欲巧”，達到情信辭巧，學習聖人的情見乎辭。
因此要學《春秋》的“微辭婉晦”，《易經》的“精義曲隐”，《詩經》的“博文該情”，《書經》的“辭尚體要”，這就轉到《宗經》。
經是“恒久之至道”，“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
文要明道，要由性情發為辭章，都要宗經。
經書“義既埏乎性情，辭亦匠于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
即宗經可以陶冶性情，認識正道，使所作文辭光明而能長久傳下去，歸結到：“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貞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
”六義中的情深、義貞，即《熔裁》中的“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的情理，亦即《附會》的“以情志為神明”的情志。
在本書中，有時稱情義，稱情理，稱情志，或單稱情，都是一緻的，是以發自性情的抒情言志為主。
至于“酌乎緯”，是酌取緯書的“事豐奇偉，辭富膏腴”（《正緯》），有助于文麗。
“變乎騷”，是有取于“奇文郁起，其《離騷》哉！”有取于它的“驚采絕豔”；要求“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也即《通變》的“通變無方，數必酌于新聲”，“變則堪久，通則不乏”，是講文的流變的。
這樣，劉勰的文學論的總綱，以文以明道為主。
要明道，先要陶冶性情，使歸于正則，所以要征聖、宗經，歸結到六義。
六義中以發自性情中的言志抒情為主。
言志抒情的文要情信辭巧有文采，注意通變。
這個總綱貫穿全書。
這個總綱講文以明道，不講反映生活；講通過言志抒情來明道，不講形象；講文采音律，不寫環境和人物；它是講中國古代詩文的文論。
這樣情深、風清、文麗的文，也可說成文學吧。
這個總綱貫穿到文體論。
在《總術》裡反對顔延年的“經典則‘言’而非‘筆’”，即認為經書不是文；也不同于稍後的梁蕭統把經、史、子排斥在文外。
顔延之認為經書文采不足，是言不是文；蕭統認為隻有辭采文華、沉思翰藻的才是文，經、子、史在這方面不足，都不是文。
劉勰認為明道而言志抒情、情信辭巧的是文，所以他的文體論以經、子、史都是文。
他的文體論兼包經、史、子，正是他的總綱貫穿這個文體論，可以和後來唐劉知幾《史通》的論史文結合，而以史為文；也可以和唐宋古文運動的論古文結合，即以筆為文。
可見他的所見者大。
倘照顔延之和蕭統那樣論文，那他們的文
這三部分是密切配合的。
它的創作論，即從文體論“敷理以舉統”來的。
可是我們讨論文心的，往往忽略它的文體論中的論筆的部分，認為其中多屬于古代的應用文，因此略而不論，這就對劉勰的文體論進行了割裂。
這是用現在的文學概念來看劉勰的文論。
現在的文學概念，主要是從西洋來的，與劉勰的文論不同。
這裡隻談劉勰的文論。
按照現在講的文學，是反映生活，通過形象來反映，要描寫環境和人物，要塑造典型。
這樣，文心的總綱中的征聖、宗經就不符合通過形象來反映生活的要求。
經書中的《春秋》沒有形象描寫，其他各經也有不少部分缺乏形象的。
這樣，除《詩經》外的經書，絕大部分不屬于文學，征聖、宗經又受到割裂了。
劉勰的文體論，在叙筆部分講各種應用文，也不合通過形象來反映生活的要求，不成為文學作品，又被割裂了。
這樣，就看不到劉勰論文的完整體系了。
這裡試按照劉勰論文的體系來說明劉勰的文論，是講古代的詩文的，但他講的文和筆，也各具風格，也可稱為文學，隻是不同于現在講的文學。
劉勰的文學論，他的總綱是“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序志》）。
《原道》裡首先提出“與天地并生”的文德，即指形文的煥绮，聲文的激韻，情文的出于“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
講形文和聲文，即文要求有文采聲韻，講情文即文要發于性情，“雕琢性情，組織辭令”，發于性情的文，要陶冶性情，使歸于正則，這就要師聖。
“聖因文而明道”，師聖要學習因文明道。
明道的文要有文采和聲韻，這就是文。
《征聖》指出“陶鑄性情，功在上哲”，“聖人之情，見乎文辭”。
即師聖為了陶冶性情，性情經過陶冶，才能發出本于性情的正确的文辭。
“情欲信，辭欲巧”，達到情信辭巧，學習聖人的情見乎辭。
因此要學《春秋》的“微辭婉晦”，《易經》的“精義曲隐”，《詩經》的“博文該情”，《書經》的“辭尚體要”，這就轉到《宗經》。
經是“恒久之至道”，“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
文要明道，要由性情發為辭章，都要宗經。
經書“義既埏乎性情，辭亦匠于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
即宗經可以陶冶性情，認識正道，使所作文辭光明而能長久傳下去，歸結到：“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貞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
”六義中的情深、義貞，即《熔裁》中的“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的情理，亦即《附會》的“以情志為神明”的情志。
在本書中，有時稱情義，稱情理，稱情志，或單稱情，都是一緻的，是以發自性情的抒情言志為主。
至于“酌乎緯”，是酌取緯書的“事豐奇偉，辭富膏腴”（《正緯》），有助于文麗。
“變乎騷”，是有取于“奇文郁起，其《離騷》哉！”有取于它的“驚采絕豔”；要求“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也即《通變》的“通變無方，數必酌于新聲”，“變則堪久，通則不乏”，是講文的流變的。
這樣，劉勰的文學論的總綱，以文以明道為主。
要明道，先要陶冶性情，使歸于正則，所以要征聖、宗經，歸結到六義。
六義中以發自性情中的言志抒情為主。
言志抒情的文要情信辭巧有文采，注意通變。
這個總綱貫穿全書。
這個總綱講文以明道，不講反映生活；講通過言志抒情來明道，不講形象；講文采音律，不寫環境和人物；它是講中國古代詩文的文論。
這樣情深、風清、文麗的文，也可說成文學吧。
這個總綱貫穿到文體論。
在《總術》裡反對顔延年的“經典則‘言’而非‘筆’”，即認為經書不是文；也不同于稍後的梁蕭統把經、史、子排斥在文外。
顔延之認為經書文采不足，是言不是文；蕭統認為隻有辭采文華、沉思翰藻的才是文，經、子、史在這方面不足，都不是文。
劉勰認為明道而言志抒情、情信辭巧的是文，所以他的文體論以經、子、史都是文。
他的文體論兼包經、史、子，正是他的總綱貫穿這個文體論，可以和後來唐劉知幾《史通》的論史文結合，而以史為文；也可以和唐宋古文運動的論古文結合，即以筆為文。
可見他的所見者大。
倘照顔延之和蕭統那樣論文，那他們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