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講 劉勰談創作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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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奇正的關系。
他在《體性》裡又說：“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
”故“雅與奇反”，雅即正。
《定勢》裡說：“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
”“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
”《通變》裡說：“望今制奇，參古定法。
”他在《辨騷》裡講的奇，有理想，在别的篇裡講的奇，有的有理想，也有的不完全是。
他認為用神話寓言來寫理想，這些神話寓言是奇詭的，但它所表達的命意一定要正确，《離騷》就是這樣。
他在《時序》裡對《楚辭》作出極高的評價：“屈平聯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風雲。
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知烨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
”淮南王安稱《離騷》的思想可與日月争光，劉勰稱屈原的聯藻可與日月争光，推崇他的辭藻，是一種新的提法；又認為這種辭藻的産生，本于縱橫家的詭俗，這也是一種新的提法。
這都說明他對《楚辭》的推重。
總之，在創作構思上，陸機提出“意不稱物，文不逮意”來，可惜他對于為什麼不稱和不逮，缺少進一步的闡述。
劉勰認為意和物的關系，隻要“樞機方通，則物無隐貌”，在“圖貌”和“與心”上，可以做到“情貌無遺”，那就不存在意不稱物的問題。
在劉勰看來，或者“神與物遊”産生文思，那就“情貌無遺”，或者精神不集中，根本不能構成文思，談不到意不稱物。
在“情貌無遺”上，他還舉了具體的例子來做說明，他的話是有道理的。
不過後來蘇轼有段話，倒可以用來支持陸機的說法。
蘇轼《答謝民師書》說：“夫言止于達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
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
辭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這裡指出物的妙處像風和影子，或看不見，或捉不着，所以要了解這種妙處是千萬人而不一遇，這說明“意不稱物”；用語言來表達更難，這說明文不逮意。
那麼劉勰講到“圖貌”、“與心”時，為什麼說“情貌無遺”呢？因為劉勰講的物，隻是“物色之動，心亦搖焉”的物，即“詩人感物”的物，詩人因物生感，把這種感情寫出來，連帶也寫出物色，這就做到了情貌無遺，這裡自然沒有“意不稱物”的問題。
這裡也不考慮物之妙，側重在感物之情。
蘇轼講的是物之妙，物本身具有的妙處，不是側重在詩人感物之情。
側重在詩人感物之情，隻要詩人聯系物而把這種情寫出來，就情貌無遺。
不側重在這種情，要求得物本身所具有的妙處，那就有意不稱物了。
陸機說的“意不稱物”，是不是蘇轼的意思，無從知道。
就蘇轼講的看，确實存在着意同物的距離，這種距離還可能是很大的。
不過就詩人的創作說，詩人隻寫詩人感物之物，不寫物本身所具有的妙處，完全可以，那麼劉勰的話從創作構思說是可以的。
蘇轼講的求物之妙也是從文學角度講的，不過他不主張寫詩人感物之物，而要細緻地多方面地觀察物象，寫出物之妙來。
像他寫的《百步洪》詩，用了很多比喻從各方面來比百步洪，便是一例。
又像蘇洵寫的《仲兄字文甫說》，寫水和風的關系，他先講風吹浪起，浪起見得風來；再講風水相遇，有微波蕩漾，有怒濤相搏，有疾急如奔馳，有徐緩而回旋，有橫流逆折，有宛轉萦繞，有如輪，有如帶，有奔騰如火，有跳躍如鹭等，用這樣的細緻描繪來比文心的變化曲折。
這樣的描寫，就比詩人感物而産生的悲或喜要複雜得多。
看到了這樣複雜的物象，在構思時不能把它曲折地表達出來，就有意不稱物的問題。
因此，劉勰講的是側重在情的比較簡單的物象，蘇轼講的是側重在物的比較複雜的物象，這兩種說法可以互相補充，而不必互相抵觸。
再從“文不逮意”看，就文思醞釀成熟用文辭來表達說，其中有種種問題，這點劉勰與陸機的看法是一緻的。
從創作構思到醞釀文思說，劉勰認為主要在确定主旨，主旨确定了就“密則無際”；主旨不定就無法構成文思，沒有什麼“文不逮意”。
要是照蘇轼“求物之妙”來說，由于物之妙極為豐富複雜，即使主旨确定了，構成文思，像蘇洵的講風水相遇的種種複雜情況，要是不能把種種複雜情況充分地表達出來，就會文不逮意了。
那麼有沒有文不逮意，就創作構思說，同有沒有意不稱物是同樣的問題。
表達比較簡單的物，隻要主旨确定了，就可做到“密則無際”，談不上文不逮意，劉勰這樣說是對的。
表達極複雜的事物，文辭不能把極複雜的情況作充分的表達，就會造成文不逮意，蘇轼的話也是對的。
這兩家的話也可互相補充，不必抵觸。
那麼就創作構思說，陸機的話比較簡略而有不夠明确處，劉勰講得細緻明确，這是劉勰勝過陸機處。
不過劉勰講的，适用于反映簡約的景物，蘇轼對此作了補充，是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還有陸機講創作構思注意寫實，沒有注意理想，劉勰在講寫實方面既作了細緻深入的分析，在寫理想上又作了很好的論述，可以補陸機的不足。
這裡的所謂理想，如《離騷》的用神話來顯示它的浪漫主義。
劉勰認為這是《離騷》異乎經典處，認為這是它的不足，這裡又顯出他對《離騷》的浪漫主義認識的不足之處。
他在《體性》裡又說：“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
”故“雅與奇反”，雅即正。
《定勢》裡說：“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
”“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
”《通變》裡說：“望今制奇，參古定法。
”他在《辨騷》裡講的奇，有理想，在别的篇裡講的奇，有的有理想，也有的不完全是。
他認為用神話寓言來寫理想，這些神話寓言是奇詭的，但它所表達的命意一定要正确，《離騷》就是這樣。
他在《時序》裡對《楚辭》作出極高的評價：“屈平聯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風雲。
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知烨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
”淮南王安稱《離騷》的思想可與日月争光，劉勰稱屈原的聯藻可與日月争光，推崇他的辭藻，是一種新的提法；又認為這種辭藻的産生，本于縱橫家的詭俗，這也是一種新的提法。
這都說明他對《楚辭》的推重。
總之，在創作構思上，陸機提出“意不稱物，文不逮意”來，可惜他對于為什麼不稱和不逮，缺少進一步的闡述。
劉勰認為意和物的關系，隻要“樞機方通，則物無隐貌”，在“圖貌”和“與心”上，可以做到“情貌無遺”，那就不存在意不稱物的問題。
在劉勰看來，或者“神與物遊”産生文思，那就“情貌無遺”，或者精神不集中，根本不能構成文思，談不到意不稱物。
在“情貌無遺”上，他還舉了具體的例子來做說明，他的話是有道理的。
不過後來蘇轼有段話，倒可以用來支持陸機的說法。
蘇轼《答謝民師書》說：“夫言止于達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
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
辭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這裡指出物的妙處像風和影子，或看不見，或捉不着，所以要了解這種妙處是千萬人而不一遇，這說明“意不稱物”；用語言來表達更難，這說明文不逮意。
那麼劉勰講到“圖貌”、“與心”時，為什麼說“情貌無遺”呢？因為劉勰講的物，隻是“物色之動，心亦搖焉”的物，即“詩人感物”的物，詩人因物生感，把這種感情寫出來，連帶也寫出物色，這就做到了情貌無遺，這裡自然沒有“意不稱物”的問題。
這裡也不考慮物之妙，側重在感物之情。
蘇轼講的是物之妙，物本身具有的妙處，不是側重在詩人感物之情。
側重在詩人感物之情，隻要詩人聯系物而把這種情寫出來，就情貌無遺。
不側重在這種情，要求得物本身所具有的妙處，那就有意不稱物了。
陸機說的“意不稱物”，是不是蘇轼的意思，無從知道。
就蘇轼講的看，确實存在着意同物的距離，這種距離還可能是很大的。
不過就詩人的創作說，詩人隻寫詩人感物之物，不寫物本身所具有的妙處，完全可以，那麼劉勰的話從創作構思說是可以的。
蘇轼講的求物之妙也是從文學角度講的，不過他不主張寫詩人感物之物，而要細緻地多方面地觀察物象，寫出物之妙來。
像他寫的《百步洪》詩，用了很多比喻從各方面來比百步洪，便是一例。
又像蘇洵寫的《仲兄字文甫說》，寫水和風的關系，他先講風吹浪起，浪起見得風來；再講風水相遇，有微波蕩漾，有怒濤相搏，有疾急如奔馳，有徐緩而回旋，有橫流逆折，有宛轉萦繞，有如輪，有如帶，有奔騰如火，有跳躍如鹭等，用這樣的細緻描繪來比文心的變化曲折。
這樣的描寫，就比詩人感物而産生的悲或喜要複雜得多。
看到了這樣複雜的物象，在構思時不能把它曲折地表達出來，就有意不稱物的問題。
因此，劉勰講的是側重在情的比較簡單的物象，蘇轼講的是側重在物的比較複雜的物象，這兩種說法可以互相補充，而不必互相抵觸。
再從“文不逮意”看，就文思醞釀成熟用文辭來表達說，其中有種種問題，這點劉勰與陸機的看法是一緻的。
從創作構思到醞釀文思說，劉勰認為主要在确定主旨，主旨确定了就“密則無際”；主旨不定就無法構成文思，沒有什麼“文不逮意”。
要是照蘇轼“求物之妙”來說，由于物之妙極為豐富複雜，即使主旨确定了，構成文思，像蘇洵的講風水相遇的種種複雜情況，要是不能把種種複雜情況充分地表達出來，就會文不逮意了。
那麼有沒有文不逮意，就創作構思說，同有沒有意不稱物是同樣的問題。
表達比較簡單的物，隻要主旨确定了，就可做到“密則無際”，談不上文不逮意，劉勰這樣說是對的。
表達極複雜的事物，文辭不能把極複雜的情況作充分的表達，就會造成文不逮意，蘇轼的話也是對的。
這兩家的話也可互相補充，不必抵觸。
那麼就創作構思說，陸機的話比較簡略而有不夠明确處，劉勰講得細緻明确，這是劉勰勝過陸機處。
不過劉勰講的，适用于反映簡約的景物，蘇轼對此作了補充，是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還有陸機講創作構思注意寫實，沒有注意理想，劉勰在講寫實方面既作了細緻深入的分析，在寫理想上又作了很好的論述，可以補陸機的不足。
這裡的所謂理想，如《離騷》的用神話來顯示它的浪漫主義。
劉勰認為這是《離騷》異乎經典處，認為這是它的不足，這裡又顯出他對《離騷》的浪漫主義認識的不足之處。